俭葬昭陵谥“文德”
长孙皇后不仅是一位非常贤德的女人，还是一位非常通达、极富智慧的女人。她懂得自然和天命，对于生命并不贪婪和强求，这说起来似乎容易，但是人皆有贪生恶死的本能，能做到长孙皇后这般的人，怕是寥寥无几。
长孙皇后气疾日重，久治不愈，以致卧床不起。在医药上费尽了心思，可皇后的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太子李承乾沉不住气了，一天他对皇后说：“母后，医药用了这么多也不见病情稍转。不如让儿臣奏明父皇，请求父皇大赦天下，多度人入佛入道，来为母亲祈福。”
这种度人皈依佛教和道教，以此来获得神灵的保佑，使病人痊愈的事情，在当时的社会，有很多皇族都曾经做过，并不是什么离谱的事情。但是长孙皇后不同意，她忍着病痛，缓缓说道：“生和死，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如果说做善事就会有福，可是我向来也不做恶事。大赦天下是国家的大事，赦令不可轻下。况且这是皇上平素所不为之事，怎么能为了我一个妇人而乱了国家大法呢！千万不要去向你的父皇请示！”
长孙皇后的话，于情于理，都让太子无言以对。世间能有几人可以在临终之时问心无愧地说：“我向来也不为恶。”可是太子眼见慈母病重日甚一日，自己却无能为力，心中难过。于是私下里把自己的想法和长孙皇后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房玄龄。房玄龄对长孙皇后愈加的敬重，也希望能为长孙皇后留住一点机会，于是他又把此事奏报给了唐太宗。
唐太宗和大臣们听后莫不感动，大臣们一致请求太宗大赦天下以修福祛灾。可是长孙皇后知道这件事情后，坚决反对，对来探望的太宗说：“大赦天下与劝人入佛入道都是无济于事的，反而会让别人认为皇上为了我什么规矩都可以破坏，这有损皇上的盛名，也不利于以后国事的实施。如果皇上真要这么做的话，我还不如尽快死去为好！”唐太宗不愿失去这位生死与共的贤妻，可是他也十分尊重妻子的意见，最后没有那样做。
从贞观十年（636年）开始，长孙皇后的身体每况愈下。长孙皇后自知时日不多，但她还有很多事情放心不下，那些直言进谏的大臣还需要她的保护，她的孩子们还需要照顾，她的族人还要居安思危，她没能陪自己最爱的丈夫共同走到生命的尽头。
于是，趁着有一天精神还好，她派人把太宗请到自己的床边，向唐太宗嘱咐道：“房玄龄侍奉陛下最久，办事向来小心谨慎，能以国家为重。陛下的大小奇谋秘计他都参与过，却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泄露，实在是忠心耿耿的良臣。像这样劳苦功高的人，陛下应该重用才是，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亏待他。”
太宗默默地点了点头。妻子在弥留之际，首先想起的不是亲人孩子，不是儿女情长，而是一个因为犯了小错，被太宗罢官归家的肱骨良臣。此种情怀，怎能不让太宗感动。
随后，皇后喘息一阵又慢慢说道：“妾身家的宗族，因为我嫁给了皇上而富贵起来，他们能做官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功劳和德行，现在却处于高位，这是很危险的事情。请皇上为了长孙家长远考虑，切勿让他们担当重职要务，就让他们以外戚的身份拿俸行事就好。这就是对他们的恩惠了。”
接着皇后又说道：“至于我自己，活着无益于人，死了就更不能让人受连累。千万不要大修陵墓，只须因山而葬，不起坟，不用厚重棺椁，以木器陶器陪葬即可，再举行简单的葬礼就好。万不可铺张浪费。薄葬送终，就是陛下没有忘了我。”
太宗握着长孙皇后苍白的手，含泪点头。
长孙皇后见太宗答应了，脸上微露满意的笑容，然后继续说道：“希望陛下能够一直亲君子，远小人，广纳忠言。重用魏征、房玄龄那样的忠臣，清除那些谄媚奸佞之徒。尽量少发徭役，不要轻易动兵。我知道陛下是勤政爱民的好皇帝，可是我不能继续陪您走下去了，我只愿大唐在陛下的治理下能年年五谷丰登，岁岁国泰民安，我死也就瞑目了。不要让孩子来看我了，他们来了徒增悲痛，也无补于事。”太宗听完这些话，忍不住泪流满面，痛哭失声。紧紧地握着长孙皇后的手，答应了她的请求。贞观十年（636年）六月二十一日，长孙皇后病逝于立政殿，享年36岁。五个月后，唐太宗将深爱的妻子下葬于昭陵，谥“文德皇后”。从此可谓史上最贤明的皇帝、皇后阴阳两隔。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当年卦中短短八个字，包含了重大的责任。长孙皇后需要怎样的睿智、情操和奉献精神，才能将这八个字谱写得尽善尽美。然而长孙皇后用自己短短的三十六年人生，近乎完美地为这八个字做了诠释。
长孙皇后去世之后，太宗遵其遗愿，把赋闲在家的房玄龄召回朝堂，仍复其宰相之职。朝廷上下知道事情原委的人无不赞扬长孙皇后的美德。随后，唐太宗又依照长孙皇后遗言，从俭修建了依山而建的昭陵。同年十一月，长孙皇后葬于昭陵，太宗李世民亲自刻石撰文，其文称“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止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复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嵕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太宗的主要意思是说，以后建陵“务以俭约”，不“劳费天下”，还要求“百世子孙奉以为法”。正是长孙皇后的崇德尚俭之举为天下人做出了榜样，太宗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贞观十一年（637年），也就是长孙皇后去世一年之后，太宗下“薄葬诏”，希望破除在丧葬之事上的老传统。太宗皇帝认为：人们普遍相信厚葬才是奉终，高坟才是行孝，所以将寿衣棺椁雕刻得十分华丽，运灵柩的车子和殉葬物品都镶金嵌玉。这直接导致了富裕人家超越法度而竞相铺张浪费，贫穷人家为了厚葬，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这既不利于生者，也无益于死者，理当惩处革除。于是他下诏曰：“其王公以下，爰及黎庶，自今以后，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县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在京五品以上及勋戚家，仍录奏闻。”
从前太宗要厚葬高祖，可是如今他却向全天下下薄葬诏，当然是与长孙皇后的影响分不开的。而长孙皇后是将厚葬同无道之世联系在一起来看待的，完全可以说是放在政治的高度上加以认识的。这以后，薄葬观念渐渐被人们所接受。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死后，太宗命以朝臣一品官员的礼仪葬之，但魏征妻子裴氏说：“魏征一生节俭朴素，如果用一品之仪下葬，根本不符合魏公的愿望。”所以裴氏对皇帝所赐之物，悉辞不受，以布车载着魏征的灵柩简朴地安葬了这位一代名臣。
相伴多年既是良妻又是益友的长孙皇后去世后，太宗心中十分悲伤，常常独自登上高楼无限深情地遥望长孙皇后的墓地昭陵，寄托自己的哀思。太宗经常因为过度思念长孙皇后而悲恸大哭，边哭边说：“不是我不知道天命难为不可改变，就算怎样的悲伤也无补于事，可每当我退朝回宫再也听不见皇后温文如水的话语和及时的劝谏，我就会分外伤心。我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个妻子啊，我还失去了一个能辅佐我的良臣益友啊！我怎能忘怀于她！”贞观二十三（649年），53岁的唐太宗李世民病逝，终与长孙皇后合葬于昭陵。
而对于唐朝的大臣们来说，长孙皇后的过早离世，意味着一位政治象征的消失。多年来，朝堂的大臣已经习惯了长孙皇后的关怀，他们知道太宗从谏如流的背后，是因为有一位能积极开导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从细节里表现出来的大气，是贞观之治能够出现的重要原因。
《全唐诗》中有两首悼念长孙皇后的诗，分别是李百药和朱子奢所做，代表了那个时代文人墨客对这位皇后的思念，诗文如下：
文德皇后挽歌
（唐）李百药
裴回两仪殿，怅望九成台。
玉辇终辞宴，瑶筐遂不开。
野旷阴风积，川长思鸟来。
寒山寂已暮，虞殡有馀哀。
文德皇后挽歌
（唐）朱子奢
神京背紫陌，缟驷结行辀。
北去横桥道，西分清渭流。
寒光向垄没，霜气入松楸。
今日泉台路，非是濯龙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