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劝都关中 谏封雍齿
刘邦在楚汉之争中胜出后，面临的最大任务便是建立新政权。在政权所在地的选择上，刘邦同样也是依靠张良决策。
当时，有一名戍卒娄敬，他路过洛阳时，通过虞将军的引见面谒刘邦，劝说刘邦迁离洛阳，定都关中。
刘邦认为定都之事关系重大，于是召集群臣商议。群臣多数是关东人，当然不愿意离开洛阳去关中了，他们说：“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山和渑池隘道，背倚黄河向洛水，同样有险可守，无须定都关中。而且周朝建都洛阳，国运数百年之久；秦朝建都关中只传两世即灭亡，哪个有利哪个有弊，这是很明显的。”
刘邦心中很难抉择，再次想到了张良。
张良向刘邦分析说：“洛阳诚然东有成皋，西有崤山和渑池，背靠黄河，面向洛水，有险固之处，但是洛阳地区地域太狭小，方圆不过数百里，而且土地贫瘠，出产不多，又四面受敌，不适合作为都城。关中地区，左有崤山、函谷关天险，右有陇蜀的塞隘；中部平原，沃野千里；南面的巴蜀地区资源丰富，北面又适于畜牧。西面、南面、北面都是天然的屏障，只须少量军队就可以固守，只有东部地区面对诸侯，所受军事威胁要小很多。在诸侯安定的时候，诸侯的粮食物品可以沿着黄河、渭水大量供给关中京师。而一旦诸侯有变，关中军粮充足，便可以顺流而下，提供军输。所以，关中地区，可以说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建议定都关中是对的。”
张良看问题，总具有全局的、战略的眼光。他的每一次分析都全面透彻，堪称完美无缺。听完张良的意见，刘邦心中的疑虑尽消，即刻下令建都长安。
实际上，张良肯定娄敬建都长安的建议，对稳定新生的汉政权，确有战略意义。因为，刘邦先后分封了许多诸侯王，即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衡山王吴芮、闽越王无诸、南越王赵佗等。这些诸侯王中，除吴芮、无诸、赵佗在本国起保境安民的作用外，其余诸王都拥有强大的兵力，各据一方，可与朝廷对峙抗争。而刘邦也以这些诸侯王的势力为心腹大患，并用了七年的时间，处心积虑地将他们一一消灭。
汉六年（公元前201年）分封功臣。虽然张良从未单独带兵打仗，但刘邦不顾群臣争议，封张良三万户，由他本人在齐国地区挑选。
张良从来不在乎利禄，他婉转地答谢说：“当年臣下在下邳起事，得幸与皇上相会于去留城的路上，这是上天把臣下我授给陛下，以辅佐陛下为民除暴解危。此后，陛下采纳臣下的计谋，幸而不时起到积极作用，如陛下因此要分封臣下，那就将我与陛下第一次相会的地方，也就是留邑，封给臣下，臣下就满足了。三万户之封，臣不敢当！”
刘邦了解张良的脾气，便按照张良的意思，封留邑给张良，称留侯。
但是，随后刘邦才封了二十余人，就无法分封下去了。因为大家都为分封争吵不休，难有分晓。
有一天，刘邦与张良在洛阳南宫旁漫步，远远地看见一些将领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商量什么。刘邦便问：“那些人神神秘秘的，在做什么呢？”
张良对这些将领们的心态都了如指掌，回答道：“陛下还没有注意到吗？他们是想谋反呢。”
刘邦有些惊讶，问：“现在天下刚开始安定，为什么又要谋反呢？”
张良于是停下脚步，对刘邦分析道：“在开始起事反秦的时候，陛下与这帮将领们一样都是老百姓，出身低微。如今您做了天子，您所封的是像萧何、曹参等那帮亲人，所诛杀的是平生仇怨之人。这段日子军吏都在核对功绩，可以肯定，天下虽大，也不足以令所有的将士得到分封。这些人半生戎马，流血流汗，却不一定得到分赏，说不定还会因为什么小过错就被陛下诛杀，心里当然不服。于是就相聚想要谋反了。”
刘邦又问怎么办。张良反问刘邦：“群臣上下，人人都知道，您生平最讨厌的人是谁？”
刘邦说：“那就是雍齿了。雍齿与我有旧怨，还屡次当众侮辱我。我真想杀了他，只是由于他立下不少功劳，不忍杀。”
张良马上接着说：“请陛下立即先封雍齿。这就可以做给群臣看，让他们知道您封赏了自己最讨厌的一个功臣。这样，其他有小过失而惧怕您疑心诛杀的人，就可以放心，不会再谋反了。”
刘邦当即降旨设宴，宣布封雍齿为什方侯，并令丞相御史尽快办理定功行封的手续。宴会散后，群臣心情轻松多了，大家都高兴地说：“连雍齿这种被皇上讨厌的人都分封为侯了，我们还紧张什么呢？”
张良此举，不仅纠正了刘邦任人唯亲、徇私行赏的弊端，而且轻而易举地缓和了矛盾，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动乱。他这种安一仇而坚众心的权术，也常常为后世政客们如法炮制。
（二）明哲保身 传奇人生
张良素来体弱多病，自从汉高祖入都关中，天下初定，他便托辞多病，闭门不出。随着刘邦皇位的渐次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在汉初刘邦剪灭异姓王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与谋划。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张良也恪守“疏不问亲”的遗训。
张良自从随刘邦迁都长安以后，即告病不问政事。他还解释说：“先祖先父都曾经是韩国的宰相，韩国被灭后，我散尽万贯家财，为国人报仇。现在凭三寸不烂之舌，居然成为帝王的左右，受封万户，位为列侯。对一个士人来说，算是走到了巅峰，应该知足了。从此以后，我要舍弃一切世俗事务，悠闲地追随赤松子修道。”
看到汉朝政权日益巩固，国家大事有人筹划，自己“为韩报仇强秦”的政治目的和“封万户、位列侯”的个人目标亦已达到，一生的夙愿基本满足。再加上身染病患，体弱多疾，又目睹彭越、韩信等有功之臣的悲惨结局，联想范蠡、文种兴越后的或逃或死，深悟“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哲理，惧怕既得利益的复失，更害怕韩信等人的命运落到自己身上，张良乃自请告退，摒弃人间万事，专心修道养精，崇信黄老之学，静居行气，欲轻身成仙。但吕后感德张良，劝他毋自苦，张良最后还是听从了劝告，没有遁入空门。
以后，他真的很少出门，一心在家练习导引、辟谷之术，独自享受怡然自得的人生。
张良不仅有高明的处世策略，还有卓越的生活态度。不过，即便是张良如此想要超脱凡俗，寻找自我，也很难真正逃脱世事纠缠。
汉王七年（公元前200年），由于太子的废立问题，张良又被牵入政治。
这年前后，刘邦一心想废太子刘盈，改立自己宠爱的戚夫人所生的儿子赵王如意为太子。大臣们极力反对，但没有效果。刘盈的母亲吕后很是焦急，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是有人提醒吕后说：“留侯子房先生足智多谋，皇上对他的话言听计从。”吕后便派自己的弟弟建成侯吕泽专程找张良求教。
张良是宣称不见任何人的，吕泽只好强行闯入张良的庭院。见张良在练功，急切的吕泽也不讲客套，劈头就说：“先生经常为皇上谋划，现在皇上要改立太子，您难道可以不闻不问吗？”
张良马上解释问题的要害，道：“过去我幸而能为皇上谋划，而且得到皇上的信任，是由于那时皇上常常处于困难之中。现在天下安定，皇上是出于感情想改立太子。骨肉之间的事情，就是有一百个张良去劝说皇帝，也不会有效果的。”
吕泽仍然赖着要张良替他出个主意，近乎哀求，于是张良说：“其实，这件事真是无法以口舌雄辩去解决。我知道有四位隐士，年岁都很大了，皇上对他们极为尊敬，有几次要请他们出山任职，为朝廷服务，他们都因为皇帝怠慢士人，逃匿山中，不愿出山做官。然而皇上仍然敬重他们。现在，你若能不吝惜金玉璧帛，派说客带上太子的亲笔信函，以谦卑的言辞、上等的车马去迎请四隐士，他们应该会来。等请了四隐士来，找个机会带他们上朝，让皇帝见到他们，应该会对太子有些帮助。”
这四名隐士，就是历史上的“商山四皓”。
一日，刘邦在宫中举行宴会。饮酒时，太子刘盈前来侍候，身后跟着进来四位须发皆白、神态飘逸的老者。刘邦一看，觉得奇怪，就问：“这几位老先生是谁？”
商山四皓见刘邦问话，当即回答：“臣等四人是‘商山四皓’。”
刘邦听了他们的名字，再一一看过四人，更是大为惊讶，说：“我三番五次邀请你们出山，你们避开我，回绝我，如今你们为何不请自来，追随我的儿子？”
四人回答说：“陛下轻视士人，又喜欢骂人，我们忍受不了轻蔑侮辱，所以不敢应召，宁愿避居深山。如今听说太子仁义孝顺，待人和气，敬爱士人，天下人莫不愿追随太子。所以我们相约前来。”
刘邦万万没有想到隐居商山的四位名士会前来投效太子刘盈，又想起元老大臣，尤其是张良，都反对自己改立太子，感到事情已经到了难以改易的地步，便对商山四皓表示：“既然如此，就烦请四位老先生好好照顾调教太子吧。”
宴会结束，商山四皓随太子谢宴而出。刘邦看着四人的背影，对身边的戚夫人说：“我们一直准备改立太子，但你看，太子有‘商山四皓’这样的长者辅佐，羽翼已成，势难改动了。”于是，打消了改立太子的念头。
改立太子风波过去之后，张良干脆离开长安，告病还乡，隐居于屯留县东北的白云山中。
纵观张良的一生，不仅在臣子间受人敬仰，与人无隙，在君主心中也是一个一尘不染、超然洒脱的人物。因而在中国历史上，张良便成为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张良是汉初功臣中为数不多能得善终的人之一。刘邦建汉以后，不仅那些中途加入其阵营、关系较疏远的将领如韩信、英布、彭越遭受厄运，身亡族灭，就连那些与其关系亲密的人也不免被关押、抓捕的命运。张良的一生为何如此完美呢？首先恐怕是由于他树立了远大的理想。张良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在淮阳学礼，他就认同儒学理性学说，深明“盛衰之根源，治国之纲纪”。其次与他的智慧有关，张良的知识结构很完美。他的社会理想、文明追求来自儒学；他的战略理论来自兵家；他的赏罚严明的精神来自法家；而他的超脱的人生态度则来自道家。像这样，对前人的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能兼收并蓄、取其所需、善加运用的，张良可谓千古一人。
张良的卒年， 《史记》记为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汉书》记为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此处存疑。
张良的晚年活动鲜为人知，所以被人们蒙上一层神秘色彩。而张良死后究竟葬于何处，也成为千古之谜。
关于张良的墓地，人们曾有多种猜测。一种观点认为，张良墓地在今河南省兰考县。兰考县城西南六公里的三义寨乡曹辛庄车站南侧，紧靠陇海铁路确有一座张良墓，墓冢高10米，周围长100米，保护区面积35000平方米。周围古柏环绕，郁郁葱葱，似有一定来历。另一种观点认为，刘邦死后，吕氏专权，张良便托病隐居于东昏县（今河南兰考）西南的白云山，死后就葬于该地。后世的戏曲、小说也有相似的描写，说张良纳还冠盖，辞朝学道，刘邦追至白云山，张良幻化而去，从此不知下落。可见这种看法是有所依据的。第三种观点认为，张良墓地在今徐州沛县。据唐代《括地志》记载：“汉张良墓在徐州沛县东六十五里，与留城相近也。”又载：“故留城在徐州沛县东南五十五里，今城内有张良庙也。”当初刘邦封侯的时候，曾许诺让张良“自择齐三万户”。但张良以在留城与刘邦首次相见为理由，要求封给他留城。既然封地在留，死后便理应葬于留城附近。这一看法以唐代文献为依据，且与史实较接近，也有一定说服力。还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湖南张家界的青岩山。当地山水奇丽、林木清幽，是著名的风景区。据 《仙释志》记载：“张良，相传从赤松子游。有墓在青岩山，时隐时现。”《陵墓志》也记载：“汉留侯张良墓，在青岩山。良得黄石公书后，从赤松子游。”邑中天门、青岩各山，多存遗迹。核以史实，张良确实曾在封侯之初，便向刘邦作了“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的表白。综合上述记载，说他晚年前往景色秀美的青岩山，隐居学道，死后即葬于该地，并不是不可能的。
张良虽是文弱之士，不曾挥戈迎战，却以军士谋略家著称。他一生反秦扶汉，功不可灭；筹划大事，事毕竟成。历来史家，无不倾墨记载他那深邃的才智，极口称赞他那神妙的权谋。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写诗赞道：“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从容。固陵始议韩彭地，复道方图雍齿封。”我们应该肯定张良的一生有助于秦亡汉立的历史进程，他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也值得我们重视，尽管人们对他还有非议，或者至少存在值得探讨的地方，比如前期反秦的动机及其暗杀秦王的不正当行为，但人无完人，不能以偏概全地刻意要求张良完美。
数百年后，李白曾路过下邳，感慨张良一生，境由心生，作诗道：
子房未虎啸，破产不为家。
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
报韩虽不成，天地皆振动。
潜匿游下邳，岂曰非智勇？
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
惟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
叹息此人去，萧条徐泗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