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炎帝远裔，出生东吕
姜尚，姜姓，吕氏，名望，字子牙，号飞熊。商朝末年人，其始祖四岳伯夷佐大禹治水有功而被封于吕地，因此得吕氏。姜太公为炎帝神农氏54世孙，伯夷36世孙。为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太师，封齐王，妻名申姜，共有13子（丁、壬、年、奇、枋、绍、骆、铭、青、易、尚、其、佐），女邑姜封周武王妃、皇后。公元前1211年，殷朝庚丁八年己酉年出生于东海上（《史记·齐太公世家》）；公元前1072年戊辰年，周康王六年，卒于周首都镐京，岁寿139岁。
姜子牙出世时，家境已经败落了，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干过宰牛卖肉的屠夫，也开过酒店卖过酒，以贴补家用。但姜子牙人穷志不短，无论宰牛，还是做生意，始终勤奋刻苦地学习天文地理、军事谋略，研究治国安邦之道，期望能有一天为国家施展才华。
由于他的道德功业，为后人所推崇、称颂。有人把他由人变为神，列为神仙之首，说他能呼风唤雨、使神役鬼；有人把他尊为“兵家鼻祖”；齐人称他为“天齐至尊”等等。历代文人墨客、哲人智士、兵家武士，都在诗词文论、兵书战策中，抒发情怀，对他称赞有加。他们或观太公留下的历史遗迹而抒发己志，或以太公事迹为据而引申己论，颂扬其功。
关于姜太公的出生地，文献记载不一，主要有河内说和东海说。
关于河内说。《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河内人也。”历史上第一个给太公故里定位的是东汉史学家高诱（涿县人），他在注释《吕氏春秋·首时》和《淮南子·汜论》时，两度把姜太公注释为“河内汲人”。《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沿者，东海上人。”西晋汲郡出土的《竹书纪年》专载姜太公为“魏之汲邑人”。《水经注》载：“（汲县）城西北有石夹水飞湍峻急，人亦谓之磻溪，言太公尝钓于此也。城东门北侧有太公庙，庙前有碑云：太公望者，河内汲人也。县民故会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于汲，旧居犹存，君与高，国同宗，载在《经》《传》。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庙，庙侧高林秀木，翘楚竞茂，相传云：太公故居。”宋代著名学者罗泌在所著《路史·发挥》中说：“太公望河内汲人也。”清朝王昶在《金石萃编》载：“去汲县治北二十五里，崇岗巉岩，林木丛茂，有泉滃然，其下距泉复二里许，相传吕太公墓在此，故名其泉为‘太公泉’，士人即其建庙以祀焉……”清乾隆二十年《汲县志》载：“太公泉在县治西北二十五里，流十余里，伏流入地。太公泉东，太公之故居也。”
关于东海说。《孟子·离娄上》说：“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东夷之士也。”《后汉书·郡国三》注引《博物记》云：“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水经注·汶水》云：“（汶水）又北过淳于县西，故夏后氏之斟灌国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号曰淳于国。”《水经注·齐乘》云：“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
究竟何说为确，据史籍和当代有关专家的考辨，认为东海说根据较为确凿。东吕乡当为姜太公出生地。古代“吕”、“莒”本为一字，“莒”为周代国名，即为现在山东省莒县。东吕乡、东吕里在莒城东面，今属山东省日照市。汉代张华《博物志》明确标出：“海曲城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西汉的“海曲’则为现在的“日照”。今人杨伯峻对姜太公里籍作了具体的考辨。他说：“阎若璩《四书释地续》云：‘后汉琅邪国海曲县，刘昭引《博物记注》云：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又于清河国广川县棘津城，辨其当在琅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谓海曲故城，《通典》称在莒县东，则当日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即是其家。汉崔瑗、晋卢无忌立《齐太公碑》以为汲县人者，误。《孟子译注·离娄上》所论有据、甚确。”就是说，姜太公的出生地在今山东省东部黄海之滨的日照、莒县一带，亦正是司马迁所说的“东海上人”之义。
（二）半生微贱，待遇明主
姜太公作为一位传奇式的历史人物，其前半生怀才不遇，穷困微贱；后半生终遇明主，大展宏图。
关于姜太公的早年活动，民间传说很多，流传很广，主要有“渭川坐钓”“图牛朝歌”“买食孟津”等。这些传说无非是说他时运不济，一事无成，事事倒霉，偏偏又娶了一位刁悍不讲理的老婆，将他逐之门外。虽然姜太公是天下最有名望的老人，但因家境贫寒，生活中常遇窘困，以至于被“老妇”逐至门外，为生计奔波。
其实，姜太公作为“东夷之士”，自幼聪颖好学，稍长精研数术之学，深究天地变化之道，通晓人事成败之要。又因其为共工、蚩尤之后裔，故崇尚祖先共工、蚩尤的武功之道及其用兵之术，并深察黄帝战胜蚩尤的战法、阵法。姜太公通过研究、演练用兵布阵，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从而掌握战争的规律和取胜的韬略，这为他后来的军事谋略理论和战争指挥实践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姜太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暴君、民贼当政的黑暗、残暴的时代，出身寒贱而满腹经纶的英雄却无用武之地；他家贫难娶妻而成为马氏赘婿，这种夫入妇家的女婿，在当时自然为妇家和外人所轻。这种政治上的不得志，家庭中的受轻视，便是姜太公大半生“测微”的原因。
姜太公虽然“有其才不遇其时”，不为暴君所用，又为老妇所逐，但是他怀有“治天下有余智”的雄才大略，能遇坎坷、处逆境而心不灰、志不衰。他已逾而立之年，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中，一直奋发进取，探究治国安民之道，治军用兵之略，以求入世，康国济民。姜太公被逐后，在滨海隐居数年，静观、明察天下大势，审知、明辨国家治乱之源，而决定自己的志行去就。于是他离开故乡西行，向殷都朝歌进发，以求灭殷复仇，实现报国之志。
据说姜太公垂钓磻溪，周文王见到姜太公并以礼拜之。姜太公钓到玉璞，上面刻有：“周受命，吕佐昌。德合于今，昌来提。”又传姜太公于磻溪垂钓，三年不获鱼。人们劝他不要再钓了，他说：我之钓鱼之意，不是你们所能理解的。终于钓到一条大鲤鱼，从鱼腹中得到兵书《玉钤篇》。这些说法虽不乏演义夸张、预言附会的成分，但是姜太公以钓鱼为由，待遇明主，等待时机，以求入世，负荷担道，解民倒悬，当为事实。不论是周文王以打猎为名而到“渭水访贤”，还是姜太公“磻溪垂竿”以等待西伯，都说明他们“雄才大略”的一致，故“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周文王求贤若渴，姜太公择主心切，其所以如此，就在于政局所迫，纣王暴虐，讨伐此独夫民贼刻不容缓，所以他们一见面便志同道合，共图灭商兴周、行仁禁暴、吊民伐罪大业。
周文王与姜太公会面后，太公提出了一系列的灭商兴周的军事谋略、治国方略、化民之策，这就使文王解除了“犯上作乱”之忧。纣王暴虐，讨伐独夫，诛杀民贼，吊民伐罪，以杀止杀，实为义举，不为叛逆。因此，姜太公辅佐文王、武王伐纣王，顺乎时势，合乎民意，必然胜利。从此姜太公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从“观兵孟津”“会盟诸侯”到“大战牧野”“灭商成功”，从“齐国始祖”“因俗简礼”到“开源节流”“千古武圣”，从而创立了轰轰烈烈，流芳千古，泽及万世的不朽功业。
（三）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据说姜太公隐居在渭水河边，也就是当时的西岐，终日独自在渭河垂钓。与众不同的是，太公的鱼钩是直的，上面不挂鱼饵，最特别的是鱼钩不放入水中，只是离水三尺。他一边钓鱼一边念念有词：“不想活的鱼儿呀，你们愿意的话，就自己上钩吧！”路过的人们见了，都嘲笑这人不会钓鱼。可是姜尚并不理会，只笑道自己不但要钓一条大鱼，还要钓一个王侯。太公钓鱼的奇特方法传到了西伯侯姬昌那里，姬昌知道后，派了一名士兵去传姜尚来。太公并不理睬这个士兵，只顾自己钓鱼，并自言自语道：“钓啊，钓啊，鱼儿不上钩，虾儿来胡闹！”姬昌听了士兵的禀报后，改派一名官员去请太公来。可是太公依然不答理，边钓边说：“钓啊，钓啊，大鱼不上钩，小鱼别胡闹！”姬昌这才意识到，这个钓者必是位贤才，要亲自去请他才对。于是他斋戒三日，沐浴更衣，带着厚礼，前往磻溪去聘请姜尚。这一请可费了力了，一去就是八次。当姜尚答应出山辅佐时，传说姬昌还亲自为姜子牙驾车八百步，这才有了日后姜尚为周朝开创的八百年基业。这就是有名的文王访贤的故事。
至于“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句歇后语，不论真假，至少包含着一些处世哲学，也可供今人参考。先看第一层含义，鱼，你愿意被我钓，因为你不是一般的鱼，因为你知道我是姜子牙，知道姜子牙是个神仙。小鱼儿被我钓上来，以后就能借着我的法力让你上天。你知道神仙是不随便吃荤的，就算要吃，也不会吃你这条凡鱼。你不是条笨鱼，而是条聪明的鱼。我不需要多么主动地去找鱼饵和鱼钩，你都会来咬钩被我钓上来。你是自己想被钓，不是我逼你的，更不是我诱惑你的，是你自愿的。这就叫做愿者上钩。这也是这个典故的第一层、最基本的含义。再看第二层含义，鱼，我想钓你。我姜子牙钓鱼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而不是为了吃鱼。我姜子牙不是凡人。和凡人用一样的方式钓鱼，那我即使不是凡人，也会被别人当成凡人。所以我一定要用凡人做不到、不会用的方式去钓鱼。当然，我用某种不寻常的方式去钓鱼，别人就一定会认为我不是凡人：如果我用无饵直钩钓不到鱼，别人就会认为我是个蠢人；如果我能钓得着鱼，别人就会认为我是个奇人。我的目的就是让别人注意到我是个奇人，所以，鱼我想钓你。鱼，我不会伤害你的，我只是要你帮我做做样子。等我的目的达到了，你还在你的水中自由地游来游去；因为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也许不能真的帮你上天成仙，但是我不会忘记你的，因为你帮过我。这就是这个歇后语的前半句——姜太公（要）钓鱼。最后看第三层含义，鱼，我想钓你，你也愿意被我钓。我姜子牙需要你帮我演完这出戏，达到我的目的。你小鱼儿也希望被我钓上来，接近我，沾沾我身上的仙气。我要把戏演得更成功更吸引人，不能用普通的方式；加上我行动匆忙，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鱼饵和鱼钩，你就帮帮忙自己咬钩上来吧。我们这叫互相帮助，互惠互利。所以这出戏我们缺少谁都不行。这就是整个歇后语合在一起的意思，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四）著作概论，真伪考辨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旧题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此书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兵家类中不见著录，但在儒家类著录有《国史六》：“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字与韬同也。”《隋书·经籍志》明确记载：“《太公六韬》五卷，周文王师姜望撰。”但从南宋开始，《六韬》一直被怀疑为伪书，特别是到了清代，更被确定为伪书。然而，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六韬》的五十多枚，这就证明《六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了，对它的怀疑与否定也不攻自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