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究天人合一的中华文化中，岁时文化是与我们的文明相伴而生的，其历史之悠久，内涵之丰厚，生命力之强大，已成为与我们日常生活、意识、情感紧密联系又蓬勃律动的鲜活基因。
追根溯源，“岁”的本意有些出人意料，它原指我国上古时期一种残酷的砍人双足的刑罚。当时的统治者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祭祀活动，而这种祭祀活动就包括杀人祭祀。
后来，“岁”就被假借为祭祀之礼的代称。逐渐地，“岁”字也具有了“年”的含义，于是“岁”就衍生出岁月、时间的意思。由此可见，广义的“岁时”就是时间、岁月；狭义的“岁时”就是指与我们的生活与文明相关，被赋予丰富文化内涵和感情寄托的节气、节日，而“岁时文化”也就是以“岁时”为中心，富含着情感、心理、历史和现实的各种活动与意识的总和。
我们的古代先民通过观察大自然的变化以及斗转星移的运行规律而进行农耕的生产活动，岁时文化也正是以此为内核不断丰富发展的。春节团圆，回家过年；中秋的月饼；腊八的粥；端午的赛龙舟；重阳要登高望远，这些都已成为现代人潜移默化的习惯。由岁时延伸而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其实已内化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今天，在高扬传统、奋进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多了解一些岁时文化，不仅是提醒我们加强对岁时规律的认识，加深对历史文化意蕴的把握，更有利于唤起我们民族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增进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农耕文明，农耕是要遵守岁时规律的。中华民族是最早准确掌握岁时，并尊重和遵从岁时规律去发展农事的民族。成熟的农耕技术哺育了一代代中华儿女，也成就了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灿烂的文明。而岁时文化也在文明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凝聚、丰富，具有了浓郁的民族内涵。
（一）二十四节气与农耕文明
在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中，节气规律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从人们口传的很多歌谣、农谚就可看出。像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每月两天日期定，最多相差一两天，上半年来六廿一，下半年是八廿三。”这按照黄河流域物候总结的二十四节气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春秋时代，就定出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四个节气。以后不断地改进与完善，到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公元前104年，由邓平等制定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定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除了二十四节气歌，还有二十四节气诗：“西园梅放立春先，云镇霄光雨水连。惊蛰初交河跃鲤，春分蝴蝶梦花间。清明时放风筝好，谷雨西厢宜养蚕。牡丹立夏花零落，玉簪小满布庭前。隔溪芒种渔家乐，农田耕耘夏至间。小暑白罗衫着体，望河大暑对风眠。立秋向日葵花放，处暑西楼听晚蝉。翡翠园中沾白露，秋分折桂月华天。枯山寒露惊鸿雁，霜降芦花红蓼滩。立冬畅饮麒麟阁，绣襦小雪咏诗篇。幽阖大雪红炉暖，冬至琵琶懒去弹。小寒高卧邯郸梦，捧雪飘空交大寒。”其中形象地描画了不同节气里的风物变化，科学而又有趣。
更能体现节气与农事关系的是二十四节气农事歌。如其中所说的：
立春：立春春打六九头，春播备耕早动手，一年之计在于春，农业生产创高优。
雨水：雨水春雨贵如油，顶凌耙耘防墒流，多积肥料多打粮，精选良种夺丰收。
惊蛰：惊蛰天暖地气开，冬眠蛰虫苏醒来，冬麦镇压来保墒，耕地耙耘种春麦。
春分：春分风多雨水少，土地解冻起春潮，稻田平整早翻晒，冬麦返青把水浇。
清明：清明春始草青青，种瓜点豆好时辰，植树造林种甜菜，水稻育秧选好种。
谷雨：谷雨雪断霜未断，杂粮播种莫迟延，家燕归来淌头水，苗圃枝接耕果园。
立夏：立夏麦苗节节高，平田整地栽稻苗，中耕除草把墒保，温棚防风要管好。
小满：小满温和春意浓，防治蚜虫麦秆蝇，稻田追肥促分蘖，抓绒剪毛防冷风。
芒种：芒种雨少气温高，玉米间苗和定苗，糜谷荞麦抢墒种，稻田中耕勤除草。
夏至：夏至夏始冰雹猛，拔杂去劣选好种，消雹增雨干热风，玉米追肥防黏虫。
都恰切地抓住了二十四节气与农事活动的规律，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经验和智慧。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的地域气候差别很大，这就导致了各地物候“同时而不同气”，在农事活动和风物上也自然存在差别。像华北地区就有“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而江浙地区则有“白露身勿露，赤膊变猪猡”“寒露脚勿露”。这其中包含了多方面的文化因素，不仅可看出气候的不同，也能反映各地方言俗语的差别，富有文化意味。黄河中下游有《九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河上走；五九、六九沿河望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又一九，耕牛遍地走。”而东北农谚中则有“立夏鹅毛住，小满雀来全，芒种开了铲，夏至不拿棉”“白露烟上架，秋分不生田”“立冬交十月，小雪地封严”之说，可见这些谚语、歌谣是人们在当地的生活和农耕生产中的经验总结，也充分说明了节气、物候与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
二十四节气作为自古以来人们对农事活动的规律总结，也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特色的体现。我们的先民通过长年的农耕作业，不断积累经验，并参照天文地理，发明了历法，制定了节气，这些宝贵的物候规律至今仍然指导着我们今天的农事和日常生活，民以食为天，农事自来为天下之本，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今天看依然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实现民族繁荣富强的基础。
（二）岁时文化的人文内涵
岁时文化除了指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在“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体系中，也有由岁时所衍生出的节日、节庆等人文内涵。《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中强调天、地、人“三才”之道，说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之道的作用在于“成万物”。到了董仲舒更是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可见，岁时文化的科学性在于其具有指导意义的自然规律，而其更为丰富的人文内涵则在于，通过岁时的节日、节庆活动理顺或改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借此促进了民众对岁时的感悟，增进了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在不断积淀的岁时文化中，既有上古的神话传说，也有真实的历史事件，既有奉若神明、玄之又玄的天帝意志，又有脚踏实地、充满体验和期待的人类意愿。这些文化的积累和创造一直服务着民众的生产、生活和生存，指引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使得岁时文化的自然性和人文性浑然地结合在一起。岁时文化中的很多民风、习俗也都恰好体现了二者的结合。比如：清明节为什么要祭祖？元宵节为什么要吃元宵？……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其中都凝聚了我们的民族信仰和文化特色，具有多重的文化内涵。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重视宗亲，讲求慎终追远，注重宗族间的互动与联系。于是就习惯在清明进行“春祭”。为了追思祖先，人们会在清明这天举行家族宗祭仪式，并在各宗亲祠社或野外坟场举行仪式以告慰祖先之灵。这种春祭的仪式到了南宋变得格外隆重而意味深长，由于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的强大，宋政权和汉人不得已南移，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也迫使北方汉人需将祖先的坟墓南迁，汉人怀念故土，于是祭祖的仪式就因为承载了更多寄托，变得尤为重要。扫墓就成为祭祖的一种风习。每年到了清明，人们就要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上新土，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吃掉酒食回家。
至于元宵节，有“上元节”“灯节”“元夕”等名，因为是农历正月十五，这一天的晚上月亮是圆的，而在现代汉语中，元宵中的“元”和月圆的“圆”属于同音字，而且元宵节又恰好是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因此在人们的心里，这就寓意着在新的一年里全家团圆、和睦、美满。于是就有了元宵节吃元宵的习俗。
其实，每一个节日，每一个风俗，每一种习惯的意义也都因这种悠久的人文内涵的积淀和美好愿望的承载而变得深刻，这也是岁时文化或说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三）岁时文化的民族心理
岁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因素下孕育、发生并传承的，岁时文化也自然具有民族特色。各种节日中丰富的情感和精神寄托构成了我们岁时文化中的民族性和文化精神。
像清明前的寒食节，就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期，晋文公重耳早年曾流亡国外。原来跟他一道出奔的臣子纷纷离去，只剩下少数几个人忠心耿耿，不离不弃。其中一个叫介子推。有一次重耳饿晕了，介子推为了救他，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烤熟了给重耳吃。重耳执政做了晋文公，对手下臣子大加封赏，唯独忘了介子推。后来他忆起旧事，惭愧无比，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为了躲避，介子推背着母亲躲进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东南）。晋文公便让御林军上山搜索，没有找到。后来就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逼介子推下山。孰料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大火熄灭后，也没见介子推下来。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一阵，然后安葬遗体，发现介子推脊梁堵着个柳树树洞。里面一片衣襟，题有血诗一首：“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晋文公深为感动。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将绵山改为“介山”，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晋文公还伐了一段烧焦的柳木，做成木屐，每天望着它叹道：“悲哉足下。”“足下”作为古代下级对上级或同辈之间相互尊敬的称呼，据说就源于此。第二年，晋文公登山祭奠介子推。发现坟前的那棵老柳树重新复活，绿枝千条，随风飘舞。晋文公望树如人，他敬重地掐了一根柳枝，编了一个圈儿戴在头上。从此，便有了“寒食节”，也便有了寒食、祭祀、摘柳的习俗，介子推的故事正诠释了儒家文化中崇尚臣贤主明、推重节义的民族文化心理。
大家非常熟悉端午节要吃粽子、赛龙舟，其中的故事最早出自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和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据说，三闾大夫屈原投汨罗江正值五月，当地百姓闻讯捞救，一直划船至洞庭湖也不见大夫的尸体。此时正是雨天，湖面上的小舟都汇集过来，人们得知是打捞贤臣屈原大夫时，再次争相划进洞庭湖。这就是龙舟竞赛的由来。百姓怕江河里的鱼吃掉屈原的身体，就纷纷回家拿米团投入江中，以喂鱼虾，这就演变成端午吃粽子的习俗。唐代文秀《端午》诗为证：“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在江浙还有这样一个传说。春秋时吴国有个忠臣伍子胥，他本是楚国人，因父兄为楚王所杀，于是投奔吴国，助吴伐楚，在家恨国仇的激励下，伍子胥五战就攻破了楚的郢都，报了父兄之仇，吴国国势大振。吴王阖闾死后，其孙夫差即位，吴军又大败越国，夫差答应了越王勾践的请和。伍子胥则建议消灭越国以绝后患，夫差不听，反听信谗言，赐死了伍子胥。子胥视死如归，临终遗言：“我死后，将我眼睛挖出悬挂在吴京之东门上，以看越国军队入城灭吴。”夫差闻言大怒，将其尸体装在皮革里投入大江，世人遂将投江的五月五日定为端午节以纪念忠良。
可见，无论是屈原还是伍子胥，人们之所以确立节日为之纪念，都是出于中国文化中推重贤良忠义的价值标准。而这些感人的故事也构成了传统节日中丰富的文化意味，成为人们的价值标准和道德砥砺。不同的节日给人们的心理感受会有所不同，用心去体味这些故事，体验民族心理的积淀，也会有利于丰盈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和文明建设。
（四）岁时文化的生命气质
因为岁时文化的产生与农耕文明息息相关，又融入了丰富的人文内涵，所以岁时文化具有浓郁的生命气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华秋实，夏耘冬藏，于是有了岁时意识，有了岁时的自然规律。人们对岁时规律的遵循不仅在于农事活动的以农为本，更在于天地人三者的相和以及其中的人本观念，这是岁时文化强烈的生命气质和文化因素所在。岁时、节气、节日能历经中华文化的长河流传至今，也正是因为岁时文化有强大的生命力。
人日、清明、夏至，直到元旦、除夕。每个节日都会有一段渊源故事、古老传说，反映着我们民族的文化情趣、传统习惯和道德风尚，也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憧憬。多数的节日和节庆都是源自纪念祈福活动和祭祀宗教活动。像我们之前讲的清明和端午，都是因为一个人物而成为了整个民族的文化信仰和生命气质。
再如上元节、中元节、下元节也都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意识。上元节就是元宵节，这天人们要吃汤圆、猜灯谜、出去走一走，为的是“悠百病”，祛病强身。像灯谜不仅使元宵节变得热闹，也更富有文化趣味，古往今来很多故事都发生在元宵佳节。时光回到宋朝，据说有一年元宵，猜谜高手苏东坡派侍女去好友佛印处取一样东西，侍女问是何物，东坡说你只要头戴草帽，脚蹬木屐去，佛印就会明白。侍女依言前去，佛印就交给她一包茶叶。侍女还在迷惑，佛印说出底细，原来东坡这是设了一个巧谜，上“草”下“木”中间“人”就是“茶”。类似的灯谜趣闻在传统文化中还有很多。如我们熟悉的《红楼梦》里，贾府就常在元宵节进行猜谜活动，可见这种有趣的活动深受人们喜欢。
“下元节”又称“鬼节”，“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虽然西方文化也有“鬼”一说，但其深刻广泛远无法与中国的相比。《论语·先进》中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见在中国文化中“鬼”只是人的一个影子，无论形象、禀性还是意识、观念都与人是同构的，丰富的鬼文化是中国文化生命气质的另一种体现。远古时候人们认为在七月初一“开鬼门关”，到七月三十“闭鬼门关”，在这一个月里，所有的鬼魂都从另一个世界出来领取祭物，于是人间便要举行“普度”的祭祀仪式，以便安顿这些鬼魂。而其中以“目连作盂兰盆以救其母”的传说尤具代表性，带有浓厚的儒家“孝道”色彩。
漫溯时光之旅，人们总是把美好的理想、智慧与对道德伦理的追求和向往都合并到岁时文化中。无论是感受、祈福，还是赎罪、解困，都是以生命体验为基础的。以人为本，以生命气质为内核，这是中国岁时文化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