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话本小说释名
“话”在古代有一层含义是“故事”，这种释意在隋代就已经通行了，唐、宋、元、明都沿用这一意义。如《启颜录》载：“侯秀才，可以（与）玄感说一个好话。”这里的“说一个好话”，即是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唐代元稹《元氏长庆集》卷十中，有“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之句。所谓“光阴听话移”，是说听人讲故事的过程中时光已不知不觉流走了。而且此诗句下还有诗人自注：“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所谓“说‘一枝花’话”，即讲“一枝花”的故事。
作为故事的“话”，在宋代的书中又常被称为“小说”。施元之注苏轼《寄诸子侄》诗“他年汝曹笏满床，中夜起舞踏破瓮”时说：
世传小话：“一贫士家唯一瓮。一夕，心念：苟富贵，当以钱若干营田宅、蓄声妓。不觉欢适起舞，踏破瓮。”
这里的“小话”，是指那些无关宏旨以资谈笑的故事。如今，还有一些派生出来的词，如“笑话”，即引人发笑的故事；“神话”，也就是关于神的故事。
“话”作故事讲，可以指一般的故事，也可以指艺人所讲的故事。艺人讲故事被称为“说话”。“说话”连作一词用，唐代以前并没有出现，唐代用得也不普遍，而且多是分开用的，如前提到“说一个好话”“说‘一枝花’话”等。“说话”二字连用，与“说……话”不同，连文后，“说话”就成了一个专门术语，主要指用口头语言讲述故事而更重视讲说的伎艺，也就是后来的“说书”。
唐代郭湜《高力士外传》载：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蕹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
上元元年为公元760年，“太上皇”即唐玄宗李隆基，这时已被迫退位四五年，被儿子唐肃宗李亨软禁在西宫，心情自然很不好。贴身宦官高力士每天除了陪他看看下人扫扫院子，修修草木，就是与他一起讲经、论议或转变、说话，以便使他过得开心一些。“讲经”和“转变”都是唐代很流行的说唱文艺形式，这里以“说话”相连并与之并提，当然也是文艺形式。“说”是讲述的意思，“话”是故事，动宾搭配，连起来就是讲故事。
“说话”连用，到宋代就很普遍了，意思是艺人讲故事，后来便发展为这种伎艺的专门名词了。
说话艺人用以说话的底本叫做话本。最初，由于“说话”发展水平及书写印刷条件等限制，说话艺人是没有底本的，说话内容基本靠口耳相传。后来，“说话”发展了，品目增多、内容加长，没有底本就难以记忆，加上书写、印刷条件改善，于是便出现了“话本”。
最早出现“话本”之名的是南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如巨灵神、朱姬大仙之类是也。”
“影戏，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镞，后用彩色装皮为之，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其中，傀儡戏、影戏以及杂剧、崖词的底本，都可以叫做“话本”。当时“话本”一语十分流行，同时也用法含混，一些脚本、唱本有时也被称为“话本”。不过，后来由于“说话”一词的兴盛，约定俗成，“话本”就专指说话艺人讲说故事的底本了。
“话本”有时指艺人所讲的故事，有时兼有“说话的底本”和艺人所讲的故事两种含义，更为常用的仅指说话的底本。最后一种用法，至今仍为话本研究者、小说史研究者所使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宋之话本》中说：“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
话本本来是说话艺人讲说故事的底本，往往只是略具梗概的提要，编印成书，便有了加工，成了一种通俗读物。
《都城纪胜》等书中都有“说话四家”的记载，由于各书记载不同，对于“说话四家”，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四家”中包括小说、讲史和说经三家，意见则是一致的。“小说”一家的底本，也就是话本中的小说；“讲史”一家的底本称“平话”，如《三国志平话》等。讲史话本篇幅较长，小说话本则篇幅较短。许多宋元短篇话本被引述、刊行或汇编成集时，往往题为“小说”。如《清平山堂话本》，原名本是《六十家小说》。
“话本”中的小说一类，虽可以单称“小说”，但“小说”的含义广泛，为避免含混，便用“话本小说”称呼它。同时，“话本”作为说话艺人说话的底本，仅仅只是提纲式的，不供他人阅读。刻印出来，也就有了加工，实际已经不再是准确意义上的“话本”了。今存讲史之类话本，还是提纲式的，朴拙简略，比较接近原始话本，而小说类话本则加工较多，称“话本小说”，正可弥补这一点。
（二）话本小说的源流话本小说作为“说话”艺人的底本，它的产生和“说话”伎艺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没有艺人的“说话”，就不会有“话本”，当然也不会有话本小说了。
“说话”作为一种伎艺，虽说兴于唐，盛于宋，但是其发展却是源远流长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显然，“谈论故事”便是“说话”的起源。不过，劳动之余“谈论故事”，只是用来“消遣闲暇”，并非以“说话”为职业，这里的“谈论故事”，也是非伎艺性的。
接近于“说话”这种伎艺的记载，在现存古籍中最早出现的是关于瞽者的事。周初的“瞽矇”（瞎子），职掌各种乐器，这和唱诗是有密切联系的，也说与故事有关。刘向《列女传·母仪传》“周室三母”条中记载了这一点：“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这是叙述周室三母（太姜、太任、太姒）之一的太任在怀孕期间谨守胎教的情形，连带述及古代妇女妊娠期间的生活，其中的“瞽”不仅“诵诗”，而且“道正事”，即讲一些有关妇德的故事。这种“瞽”虽还不能肯定为职业艺人，但明显具有服务性质，而且作为丧失了劳动力的“瞽”，讲说故事很可能就是他们的重要技能之一。
战国时代的游说之士，常用讲说故事、笑话作比喻，来阐述自己的学说、观点。这虽非伎艺之事，但他们的说话技巧和效果，对后世“说话”也有一定影响。
讲说故事作为一种伎艺，一般认为可溯源于古代宫廷中的俳优侏儒。“俳”是诙谐滑稽的意思，“优”即倡优艺人，“俳优”后泛指从事歌舞杂戏的艺人。“侏儒”是身材矮小的人。秦汉之际，出现了不少关于这种人的记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为帝王、贵族娱乐服务的职业化艺人。而他们之所以能与“人主”接近，也正是因为他们能够讲故事、说笑话，更重要的是具备滑稽多辩、谈笑讽谏的特点。
如淳于髡为了向齐威王说明“礼轻难以求救兵”的道理，临时编了一个祭田祈福者只想用一只猪蹄、一盅酒来换取“五谷蕃熟，穰穰满家”大丰收的故事，来进行讽谏，显示出这些艺人临场发挥、顷刻捏合的能力。
汉代的东方朔更被称为“滑稽之雄”。善以言笑讽谏，在民间竟有了“童儿牧竖，莫不炫耀”的声望，说明这些本来是娱乐帝王贵族的“俳优”之人，也逐渐娱乐平民百姓了，这正表明“说话”已有了发展变化。
建国以来，在四川的东汉墓中先后出土了十多件形象滑稽，形似正在击鼓说唱的陶俑，最著名的是1957年成都天回镇汉墓中出土的东汉灵帝时的“击鼓俑”，该俑矮胖身材，头上戴有头巾和簪子，上身赤裸，乳肌下垂，长裤赤足，左臂环抱小鼓，右手握一鼓槌，面部生动，张口。这些出土陶俑，突出面部表情，尤其着力于口舌部，有的舌头竟然露在外面，正与后来宋代称“说话”为“舌耕”“舌辩”的考证相符，这大概是汉代俳优说故事的形象。
不过，汉代俳优们的伎艺是多方面的，既能讲故事、说笑话，也会歌舞、乐器。他们职业性地讲说故事，与后来唐宋的“说话”有前后相承关系，可以说是开了唐宋“说话”的先河。但他们终究只把说故事作为一种伎艺，并未明确分工，所以又不同于后来唐宋的“说话”艺人。因此，汉代俳优侏儒讲说故事，还只能算是“说话”伎艺的萌芽阶段。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到连上层统治阶级也普遍爱好讲故事说笑话了。刘勰《文心雕龙·谐隐》中有“魏文（曹丕）因俳说以著笑书”的话，刘义庆《世说新语》列有《俳调》一门，专记幽默辞令和带讽刺意味的诙谐故事，可见诙谐调谑在上层名士中已风靡一时。干宝《搜神记序》中也谈到书中许多故事是听来记下的，这也说明当时讲说故事的盛行。
最典型的例子是曹操之子、陈思王曹植爱好讲故事。《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太祖（曹操）遣淳（邯郸淳）诣植（曹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这里把讲小说故事与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等伎艺并列，足见当时的“俳优小说”已属于“百戏”范围之内了。当然最值得注意的是曹植所诵“俳优小说”竟达“数千言”。而且，“小说”与“俳优”连在一起，还用来念诵，可见“小说”已经是一种口头表演的文艺形式。
其他著作中还有类似记载。由此可见，讲说故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发展到新的阶段，从官场到宫廷，参加者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官员，连帝王曹丕、曹植等也很爱好此伎艺，还亲自表演以自娱。其取材范围也较广泛，内容丰富，技巧有所提高。既有滑稽戏谑题材，也常常讲说一些民间故事，还能就事即兴编演。
不过，这些与后代的“说话”仍有较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其内容是驳杂的，篇幅一般都比较短小，有笑话、讽谏，也有即兴插科打诨，而不同于后代“说话”的纯故事性内容，更谈不上复杂的情节，突出的人物描绘；其表演场所在宫廷、官邸及筵宴上，还没有走向民间；这些说笑故事常常不是孤立演出，而是和戏剧性的表演结合在一起讲述，还没有取得艺术形式的独立性。
但是，与秦汉时仅仅讲说滑稽戏谑题材比，毕竟有了较大的发展，与后来真正的“说话”也更接近了，预示着“说话”作为一种独立艺术形式存在的时代即将到来。进入唐代，“说话”便成了一种普遍性的娱乐活动。专业“说话”兴起了，话本小说的出现才有了可能。
（三）话本小说的萌生
公元7世纪时，中国进入了大统一时期，傲视世界、繁荣强盛的唐王朝建立了。统一强大的唐王朝建立后，塞外诸国纷纷归附，称大唐天子为“天可汗”。唐王朝吸取隋代灭亡的历史教训，注意休养生息，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当时，政治开明、气氛宽松、中外沟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又发展到“开元盛世”，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繁荣的顶点。随着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外贸易范围日趋扩大，城市经济繁荣，工商业便获得了发展的机会。中唐时期，随着两税法的推行，纳税按钱计算，官与商操纵物价，剥削民众，聚敛了大量财物，工商业更是空前的兴盛，城市经济发展更快。京城长安这个政治文化中心，也成了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许多贵族官吏也兼营商业，甚至皇族成员也经商，如唐高宗的女儿太平公主就热衷于经商获利。洛阳、扬州、成都、广州等，成了繁荣的商业城市。安史之乱前，唐统治者靠关中、河东、江淮以及全国各地的赋税、粮食维持政府经费；但经历安史之乱后，州县多为藩镇所据，朝廷府库耗尽，造成了严重经济危机。统治者在大动乱后，不得不在经济上依靠相对安定而富庶的南方，求援于粮盐转运，运江淮粮谷以入长安，开通盐利以裕财政，这就给商人开拓了活动的领地，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多，城市更加繁荣，这对作为市民文艺的“说话”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唐代实行坊市制、宵禁制，居民区“坊”和商业区“市”分开，市场设在都市中指定的场所，如长安的东市和西市。市场要根据政府法令严格管理，坊门启闭和开市罢市都有一定时限，以击鼓为号，黄昏后坊门锁闭，禁人夜行，不许夜间营业。这就大大限制了市民的活动，尤其是夜间的商业和娱乐活动。因此，唐代的“说话”主要在寺庙中进行。
前文引用的郭湜《高力士外传》中，说到唐玄宗李隆基晚年被儿子软禁冷宫，非常苦闷，高力士为给他解闷，则安排人来“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这既反映出唐代宫廷“说话”情况，从民间艺人被召去为“太上皇”“说话”解闷，也反映出民间“说话”的兴盛状况。
与魏晋南北朝时“说话”只属于“百戏”中“俳优”里的一个小目不同，唐代“说话”已是百戏中独立的科目了，而且有了“市人小说”和“说话”的明确界限，已走上专门化伎艺的发展道路。而且，唐代“说话”的内容，已由六朝的笑话讽谏、即兴插科打诨的短小格局，发展为以民间故事、历史故事甚至现实故事为主要题材了，篇幅加长、内容更加丰富。同时，“说话”已走出宫廷贵宅，普及到一般市民聚集的“斋会”“市场”，成为一种适合市民口味的群众性伎艺。
唐代“说话”在寺院庙宇中颇为盛行。寺庙“说话”的形式和内容，主要有两类：俗讲和僧讲。所谓“僧讲”，即对僧人讲说，对象为出家人，以讲解经文为主；所谓“俗讲”，即对俗人讲说，对象为世俗男女，虽也要讲佛经故事，但并不限于佛经故事。对和尚讲解经文的“僧讲”，属宗教事务，不是一般的“说话”。而对世俗男女的“俗讲”，则要把宗教经义故事化、趣味化，以吸引听众，扩大影响，其口头讲故事正是“说话”。
唐代的寺庙，不仅是宗教场所，还是民众游赏的场所，连戏场也集中在寺院里。似乎一切民间伎艺都在寺院内外一带演出，这与宋代伎艺集中于瓦舍勾栏是不同的。
寺院“俗讲”要吸引听众、受人欢迎，必须适应市民群众的口味，加强故事性，而且要吸收民间“说话”，更多地讲一些趣味性强的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甚至反映现实内容的故事。这样，“俗讲”就在同市民的接触中逐渐“离经叛道”，超越了宗教规范。寺院“俗讲”慢慢演化为一种世俗的“说话” 伎艺，逐渐与民间说话合流。
唐代民间“说话”与寺院“俗讲”的兴盛，表明“说话”作为一种伎艺已日趋成熟了。而“说话”的成熟和盛行，又为话本小说的出现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