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商谜，旧用鼓板吹[贺圣朝]，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本是隐语。
只是，这段话虽明确说明“说话有四家”，而且开头是“一者”，但后面并无“二者”“三者”“四者”。而提到好几个名目，使人分不清是哪“四家”，致使后来研究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胡士莹先生《话本小说概论》中引了许多研究者的不同观点，并列表排比，而取王古鲁先生四家说：银字儿（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说铁骑儿（士马金鼓之事），说经（演说佛书）、说参请（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但不同意王先生“把银字儿和铁骑儿合起来称为小说”，而是主张小说（即银字儿）与说铁骑儿并称为两家，从而修正为：小说（即银字儿）、说铁骑儿、说经、讲史书四家。
历来研究者意见虽有分歧，但对“四家”中包含小说、讲史、说经三家则是认识一致的，只是对另一家分歧较大。
在文献上所提到的说话四家中，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是“小说”一家。因为“小说”既短小精悍，便于想象虚构，又有现实针对性，富有生活气息。确实，与“讲史”崇拜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不同，也与“说经”的幻想天国乐土中奇异怪诞的神佛故事不同，宋代小说主要是面对当时现实生活，反映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与市民的喜怒爱憎息息相关。它在听众中引起的震动，既不是对非凡历史人物的崇敬钦羡，也不是对神佛仙怪的惊赞倾慕，而是产生感情的共鸣、心灵的沟通。这些“小说”故事以反映现实的真实贴切走进了市井小民的生活中，既是对他们生活的反映，也是对其生活的评价，当然最受广大市民欢迎，产生了远比“讲史”“说经”大得多的影响。从小说发展史角度说，“讲史”影响了长篇历史演义小说，“说经”影响了长篇神魔小说，而“小说”则影响了长篇世情小说，虽然不像“讲史”“说经”影响得那么直接，但反映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条最广阔的道路却被打通了，使世情小说在后世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
宋代“说话”出现了以下新特点：固定演出场所的普及，专业说话艺人的涌现，“说话”行会的组织，编写团体的形成，“家数”的区分……“说话”显现出空前繁荣的盛况。如此浓烈的社会氛围、必然促进了“说话”艺人用以说话的底本——话本的大量产生，以适应争相吸引听众的激烈竞争。而话本的大量产生，又反过来丰富了“说话”的内容，提高了“说话”的水平，刺激了“说话”的发展。如此互相促进，使宋代“说话”和“话本”都达到了足以令人称羡的水平，形成了话本小说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
（二）现存的宋代话本小说
从唐代“说话”开始专业化到宋代“说话”大兴盛，“说话”艺术发展的轨迹是非常明显的。与之相适应，作为说话艺人说话底本的话本小说也得到很大发展。据《醉翁谈录》《也是园书目》《宝文堂书目》的记载，就已有大约一百四十篇话本小说名目，仅《醉翁谈录》一书中就名列一百零八种之多。但是，这些通俗的明鉴文学作品，却因不为正统文人重视而严重散佚，以至今天看不到宋代抄写和刊刻的话本小说了。今天所能看到的，大都是明代中期以后洪楩、冯梦龙等人收集、整理保存下来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劳动，这些文献恐怕会全部湮没失传。不过，他们往往把宋元明三代的作品混于一起，未曾专门汇刊宋人话本小说，这就给今人的考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话本小说史》录宋代话本小说三十五种：
见于《清平山堂话本》者十种：《风月瑞仙亭》《杨温拦路虎传》《蓝桥记》《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合同文字记》《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五戒禅师私红莲记》《花灯轿莲女成佛记》。《董永遇仙传》附《梅杏争春》残篇。
见于《熊龙峰刊小说四种》者一种：《苏长公章台柳传》。
见于《喻世明言》者五种：《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卷十一）《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卷十五）、《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卷二十四）、《张古老种瓜娶文女》（卷三十三）、《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卷三十六）。
见于《警世通言》者十一种：《陈可常端阳仙化》（卷七）、《崔待诏生死冤家》（卷八）、《钱舍人题诗燕子楼》（卷十）、《三现身包龙图断案》（卷十三）、《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卷十四）、《小夫人金钱赠少年》（卷十六）、《崔衙内白鹞招妖》（卷十九）、《计押番金鳗产祸》（卷二十）、《皂角林大王假形》（卷三十六）、《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卷三十七）、《福禄寿三星度世》（卷三十九）。
见于《醒世恒言》者三种：《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卷十四）、《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卷三十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卷三十三）。
见于其他著作者五种：《钱塘梦》《王魁》《李亚仙》《灯花婆婆》《绿珠坠楼记》。
烟粉、灵怪、传奇是最早、也是最明确属于小说的三个门类。烟粉类小说大体都是描写人鬼恋情的故事。《崔待诏生死冤家》（即《碾玉观音》）、《小夫人金钱赠少年》（即《志诚张主管》）、《杨思温燕山逢故人》都属于此类。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讲述的是杨思温靖康难后，流落燕山（今北京）。元宵节看灯，在燕山秦楼遇见了义兄韩思厚的妻子郑意娘。意娘说，靖康之难时她和丈夫韩思厚南下淮楚，半路上被金兵所虏，丈夫逃走，她遭到金将撒八太尉的逼迫，自杀未遂，被撒八太尉的妻子韩国夫人收作侍婢。其实杨思温此时遇见的已是意娘的鬼魂。元宵节过后，杨思温又至秦楼，忽见壁上韩思厚悼念亡妻郑氏一词墨迹未干。杨思温找到韩思厚，才知道当年意娘不从撒八太尉所逼，已自刎而死。韩思厚把意娘的骨灰匣带回故乡金陵安葬。后来韩思厚违背自己不再续娶的誓言，被郑意娘的鬼魂拖入江中溺死。小说的主题似在表现郑意娘的节烈有情，并鞭挞了韩思厚的负心另娶。但给人更强烈的感受却是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亡国之痛和对故国的深切思念之情。这是“靖康之变”后广大宋朝人民最普遍的民族感情。小说语言哀婉动人，很有特色。
灵怪类小说中既典型又引人注目的是几篇关于“三怪”的小说。它们是：《洛阳三怪记》《西湖三塔记》和《崔衙内白鹞招妖》。写得比较生动精彩的当推《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小说叙述秀才吴洪经王婆、陈干娘撮合，娶了李乐娘为妻，岂知李乐娘和陪嫁锦儿都是鬼魅。清明节王七三官人约吴秀才去西山驼献岭自家墓园赏花吃酒，结果在回家路上遇见了朱小四、狱家院子、酒保及李乐娘、锦儿等一伙鬼怪，最后由癞道人（甘真人）将鬼怪捉入仙家葫芦中，埋在驼献岭之下。吴秀才也从此“舍俗出家，云游天下”。小说叙事写人极其细腻生动，鲁迅先生赞其“描写委曲琐细，则虽明清演义（在此泛指明清小说）亦无以过之”。
《风月瑞仙亭》和《王魁》是宋代传奇类话本小说，而此类小说中《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是写得最为出色的一篇。小说记述了北宋东京曹门里贩海商人周大郎的女儿周胜仙，深深爱上了樊楼开酒店的范二郎。周大郎贩海未归，周母先为女儿定下亲事。数月后大郎归家，欲将女儿嫁与大户人家，坚决退亲。胜仙遂被活活气死。不料胜仙葬后遭遇盗墓贼朱真，更没料到胜仙因得阳气而复活，复活后又被迫作了朱真的妻子。次年上元街坊失火，胜仙趁乱逃出，赶到樊楼来会范二郎，却被范二郎误作鬼魂而打死。二郎因此坐牢，胜仙鬼魂又到狱中与二郎“了其心愿”，并求五道将军救出二郎。小说在表现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的同时，也批判了不近人情的封建婚姻制度。小说情节曲折、跌宕起伏、人物个性鲜明，语言通俗生动，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
《三现身包龙图断案》《错斩崔宁》《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杨温拦路虎传》《史弘肇龙虎君臣会》都是宋代公案类话本小说。其中《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实开侠义公案小说的先河。
小说讲的是东京开封府开当铺的老板张富十分吝啬，人称“禁魂”张员。因抢夺乞丐的活命钱激恼宋四公，当夜盗了他价值五万贯的上等金珠，逃往郑州。开封府滕大尹派殿直王遵去郑州捉拿宋四公，宋四公使圈套逃到谟县，投奔徒弟赵正。在谟县与赵正比手段，却接连两次败在赵正手中。宋四公介绍赵正去东京找徒弟侯兴，随后自己也赶来，又介绍赵正结识另一徒弟王秀。赵正伙同王秀盗了钱大王的三万贯钱物，滕大尹差缉捕使臣马翰捉拿贼人。赵正使手段剪去马翰半截衫袖，又使手段给滕大尹送一柬帖，还趁机偷去滕大尹腰里的金鱼带挞尾，柬帖上写道“所有钱府失物，系是赵正偷了”，要捉赵正，“远则十万八千，近则只在目前”。又假借递状纸，寄给滕大尹一支《西江月》曲儿，公开嘲弄官府。滕大尹着王遵、马翰悬赏捉拿宋四公、赵正。宋四公又与赵正筹划，由侯兴、王秀出面，将钱大王家的赃物安在张富家里，又将张富家的赃物安在王遵、马翰家里，使张富、王遵、马翰三人都进了牢狱，并都死于狱中。而宋四公、赵正“这一班贼盗，公然在东京做歹事，饮美酒，宿名妓，没人奈何得他”。小说以市井平民的眼光和道德评判，以肯定的笔调描写了宋四公的打抱不平、劫富济贫，以欣赏的笔调描写了赵正、宋四公等人的嘲弄官吏、挑战官府的过程，更以夸张的笔调描写了赵正、宋四公等人的智慧和机敏。
涉及说经的宋代话本小说，有《五戒禅师私红莲记》《花灯轿莲女成佛记》等。其中《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叙述了宋英宗时杭州净寺有两个高僧，为师兄弟，一个唤作五戒，一个唤作明悟。五戒因一时冲动，奸淫了少女红莲，明悟以诗讥讽，五戒解悟，当夜坐化，托生到四川眉山苏家，取名苏轼，字子瞻。明悟也于当夜坐化，托生在眉山谢家，长大出家做了和尚，法名佛印。后苏轼一举成名，做了翰林院学士，道号东坡。东坡为官清正，文章冠世，只是不信佛法，最不喜和尚。这时佛印赶来东京大相国寺做住持，以诗僧身份与东坡交往，并随东坡至黄州，回临安，二人遂成诗友。“因是佛印监着苏子瞻，因此省悟前因，敬佛礼僧，自称为东坡居士。”后神宗取子瞻回京，直做到礼部尚书、端明殿大学士，且死后得为大罗天仙。佛印也在灵隐寺圆寂，得为至尊古佛。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宣扬佛教的故事，把两个本不相干的僧徒犯戒故事和佛教轮回传说强行捏合在一起，使其成为宣传佛教敬佛礼僧的思想载体。这篇小说虽然编略显荒诞，但因适应了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