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很简单——在手握兵权的宦官和藩镇面前，在咄咄逼人的太子李纯面前，中风瘫痪的皇帝李诵实在是无力承担任何东西，也无力抗拒任何东西。
他既无力承担一个帝国压在他肩上的重任和使命，也无力抗拒宦官、藩镇和太子的联手逼宫。所以最终，他无力抗拒改革的失败，也无力抗拒下台的命运。
宪宗李纯登基的时间，与德宗驾崩、顺宗登基的时间相距还不到八个月。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一年内，大唐帝国就换了三任皇帝。
在本朝将近二百年的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这个风云变幻而又稍纵即逝的永贞元年过去之后，帝国的明天又将何去何从？
宪宗：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新年的正月初一，宪宗李纯率领文武百官来到兴庆宫，向太上皇李诵拜贺新年，同时进献尊号——应乾圣寿。
年轻的皇帝看上去一脸仁孝，整个拜年活动的气氛也显得喜庆祥和。尤其是“应乾圣寿”这个尊号，看上去显得特别吉利，因为它包含着祝愿太上皇“寿与天齐”的意思。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年仅四十五岁的李诵非但没有寿与天齐，反而在短短十几天后就猝然离世了。
有迹象表明顺宗之死存在着颇多疑点，后世对此也有诸多猜测。可疑点毕竟只是疑点，猜测也只能是猜测。尽管宪宗李纯翻开历史新页的动作显得过于迅猛而急切，但是这个动作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正月初二，宪宗大赦天下，改元“元和”。
站在大明宫巍峨的城楼上，站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的开端，二十九岁的宪宗李纯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这个历尽沧桑、饱经磨难的帝国。春天的阳光在他年轻的额头上欢快地跳跃。李纯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那也是一个春天，当时的李纯年方六岁，被德宗皇帝抱在膝上。德宗逗着他说：“你是谁的孩子呀，为什么坐在我的怀里？”
李纯一本正经地望着德宗，用响亮的声音回答：“我是第三个天子呀。”
德宗愣了一下，随即朗声大笑。作为皇长孙，李纯确实可以称之为“第三个天子”。至今，李纯犹然记得祖父德宗那又惊又喜的表情和充满期望的目光。
李纯知道，祖父德宗的目光是在告诉他——既然是第三个天子，那么当你有朝一日坐上天子宝座，就有责任和义务把过去的天子没做完的事情做完。
过去的天子没做完的事情是什么？
两个字：削藩。
自从安史之乱开启了藩镇割据的动荡局面后，大唐帝国就无可挽回地进入了一个大裂变的时代。此后代、德二宗虽然都曾有过中兴之志，却苦无回天之力；而顺宗在位时间不过半年，更谈不上有何作为。于是，当晃晃悠悠的帝国马车好不容易驶出混沌无光的贞元长夜，终于迎来公元九世纪初的第一抹阳光时，中兴社稷的历史使命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刚刚登基的宪宗李纯身上。
此时的宪宗年未而立，正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之年，对于帝国几十年来的政治乱象，李纯心里一直极端不满，尤其是对于四方藩镇的跋扈行为，李纯更是深恶痛绝。换言之，宪宗此刻的志向和抱负就跟当年德宗刚刚即位时一模一样——一心想把藩镇的权力收归朝廷，重塑中央政府的权威。
然而，当年的德宗不就是怀抱着这样的理想，结果却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吗？如今的宪宗会不会重蹈这样的历史覆辙呢？
满朝文武无不对此心怀忐忑。很多人不相信这个年纪轻轻的天子真能摆平那些不可一世的藩镇。说白了，前面几任天子倾尽全力都做不到的事情，你李纯凭什么能做到呢？
似乎是为了考验宪宗的能力和决心，他刚刚于永贞元年八月登基，西川节度使韦皋便于同月病逝，其心腹刘辟不经朝廷同意就自立为留后。这一幕就跟当年成德的李惟岳如出一辙，明摆着是在蔑视中央的权威。宪宗考虑到自己刚即位，万事都无头绪，只好暂时采取安抚手段，任命刘辟为节度副使，代行节度使职权。
刘辟立刻抖了起来。他认为，这个年纪轻轻的皇帝在藩镇事务上绝对不可能比当年的德宗更有能耐，遂得寸进尺，于元和元年正月上疏，公然要求兼领三川（四川、东川、山南西道）之地。这已经不止是蔑视中央的权威，而是在赤裸裸地挑战朝廷的底线了。
宪宗很快就给出了答复——不。
刘辟冷笑。他觉得李纯这么做无异于是在重蹈德宗年轻时的覆辙，所以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元和元年正月，刘辟悍然出兵进攻东川，把东川节度使李康团团围困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
宪宗愤怒了。
难道绵延玄、肃、代三朝的安史之乱、泛滥整个德宗一朝的诸藩之乱，又将从刘辟这里开始重演吗？难道大唐的天子永远只能在飞扬跋扈的藩镇面前忍气吞声、束手无策吗？
年轻的宪宗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和当年的德宗一模一样的怒吼——不！这样的藩镇不收拾，李唐朝廷就永远是软弱无能的代名词。
可是，李纯太清楚德宗说不的后果了。
今天如果对刘辟用兵，会不会招致相同的恶果？
李纯心里实在没底。
而满朝文武更没底。他们列举了一大堆理由，说什么蜀地山川险阻，关塞坚固，易守难攻等等，总之一句话：这仗不能打。
李纯陷入了矛盾之中。
关键的时刻，宰相杜黄裳站了出来，说：这仗不但可以打，而且必须打。
杜黄裳的理由是：“德宗经历当年的忧患之后，对藩镇姑息迁就、委曲求全。节度使都变成了终身制，他们活着的时候，中央从不敢派人接替。有人死了，才派宦官去征求将领们的意见，得到拥戴的，朝廷才敢任命。可是，许多宦官便因此而接受大将贿赂，回朝后就极力替其说话，朝廷就授出节度使的旌节，所有的任命几乎从来不是出于天子之意。陛下如欲重整朝纲，就该用国法制裁藩镇，否则天下就无法治理。”
杜黄裳最后说：“刘辟只不过是一个愚蠢狂妄的书生，制伏他就像弯腰拾草那么容易。只要派遣一个有勇有谋的大将，必能活捉刘辟。”
为此，杜黄裳向宪宗推荐了一个叫高崇文的神策军将领。
同时，杜黄裳还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不要在出征的军队中设置监军宦官。
本朝历史上，由宦官统率军队或者监督军队所导致的血的教训已经够深刻了，但是却往往会被皇帝们一再忽视。
所幸，宪宗这次没有忽视，而是全盘采纳了杜黄裳的建议。
元和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宪宗命神策军大将高崇文、李元奕，会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即刻出兵讨伐刘辟。
削除跋扈藩镇的战役就此打响。
朝廷军刚刚从长安出发，前线就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刘辟已经攻陷梓州，活捉了东川节度使李康。
这个消息无疑加强了宪宗朝廷削藩的决心。
正月底，高崇文部穿过斜谷（今陕西太白县境），李元奕部穿过骆谷（今陕西周至县西南），兵锋直指梓州。二月初，严砺率部攻克了剑州（今四川剑阁县），斩杀了刘辟任命的刺史文德昭。
三月初，高崇文率部进抵梓州。刘辟任命的守将怯战，弃城而逃。高崇文遂不战而克复梓州。刘辟开始感到恐惧，随即把李康送到了高崇文的军营中，希望朝廷能赦免他的罪行。然而，高崇文当场就以“败军失守”的罪名把李康砍了，意思是让刘辟死了这条心。
数日后，宪宗也下诏剥夺了刘辟的所有官爵。
宪宗是在用行动告诉刘辟——胆敢蔑视中央权威、挑战朝廷底线者，朕绝不姑息！
就在高崇文等人讨伐刘辟的战役刚刚打响不久，另一个藩镇也出了问题。
这个藩镇所辖的就是夏绥（治所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其节度使就是当初讨伐吴少诚时屡遭败绩的草包韩全义。
虽然德宗当时放过了这个草包，但这并不等于韩全义从此就高枕无忧了。
因为不是每个皇帝都像德宗那么好说话。
宪宗即位不久，就把韩全义召入朝中，撤掉了他的节度使职务，给了他太子少保的闲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准备收拾韩全义的一个信号。
韩全义当然也知道，所以入朝之前便把夏绥的兵权交给了外甥杨惠琳，命他为代理留后，打算遥控夏绥，以便利用这个筹码跟朝廷讨价还价。然而，宪宗根本无视他手中的筹码。没多久，宪宗就断然下诏，勒令韩全义致仕，并委派右骁卫将军李演前往夏绥继任节度使。杨惠琳一下子慌了手脚。
元和元年三月，杨惠琳在韩全义的授意下，一边整军备战，拒绝李演赴任，一边上疏朝廷，声称夏绥将士强行拥立他当节度使。
很显然，这是继刘辟之后摆在宪宗面前的又一个考验。
如果要打，朝廷就要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这就很可能把帝国再次拖入全面战争的泥潭；如果不打，好不容易在对付刘辟时培养起来的自信就会土崩瓦解。
怎么办？
李纯经过短暂的权衡，最后一咬牙：打！
非常幸运的是，朝廷讨伐杨惠琳的前锋军队刚刚开拔，夏绥兵马使张承金就刺杀了杨惠琳，于三月十七日将其首级传送京师。
杨惠琳一死，韩全义也就彻底没戏了，只好乖乖卷铺盖回家。
一场叛乱就这样被扼杀在了萌芽状态。
朝廷平定夏绥的同时，高崇文部也正在向西川的纵深稳步推进。
刘辟命军队在鹿头关、万胜堆一带（今四川德阳市北）修筑了八座营寨，派重兵布防，企图阻遏官军兵锋。六月初，高崇文部开始对万胜堆发起猛烈进攻，很快就取得八战八胜的骄人战绩，顺利攻克万胜堆，继而将鹿头关团团包围。
至此，征讨刘辟的战役进入了最后阶段。从这一年六月到九月，高崇文和严砺又在德阳、汉州（今四川广汉市）、绵州（今四川绵阳市）、玄武（今四川中江县）、神泉（今四川安县南）屡屡击败西川军队。原本一直负隅顽抗的鹿头关守军眼见大势已去，只好打开城堡向高崇文投降。
随后，高崇文长驱直入，于九月二十一日攻克成都。刘辟向西逃窜，准备投奔吐蕃，却在羊灌田（今四川彭州市西北）被追兵追上，自杀未遂，旋即被捕。
十月七日，宪宗任命高崇文为西川节度使，两天后任命严砺为东川节度使。
十月二十九日，刘辟被押解到长安，宪宗下令将刘辟与所有族人、党羽全部斩首。
西川叛乱宣告平定。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胜利。自安史之乱以后，在李唐中央与四方藩镇旷日持久的较量中，朝廷似乎还是第一次赢得这么漂亮，而且又是宪宗李纯登基后的第一次出手，其意义更是非同小可。
通过夏绥和西川的两场胜利，宪宗李纯俨然以一副强势天子的姿态，向天下诸藩发出了一个异常强硬的信息——你们可以拥有一定的自由度，但请不要得陇望蜀，更不要试图挑战我的底线。
诸藩震恐，纷纷主动上表请求入朝（实际上就是入朝当人质），以示绝无反叛之意。元和二年（公元807年）九月，镇海（治所润州，今江苏镇江市）节度使李琦也不得不跟着做做姿态，命手下判官王澹为留后，同时上表请求入朝。宪宗立即批准，并派遣宦官前往镇海宣慰，实际上是督促李琦进京。
李琦本来只是做做样子，没想到朝廷居然当真了，于是迟迟不肯动身，一再拖延行期。王澹和朝廷来的宦官再三催促，李琦老大不爽，干脆上疏说自己病了，等到年底把身体养好再入朝。宪宗就此事征求宰相们的意见，时任宰相的武元衡说：“陛下刚即位，李琦说入朝就入朝，说不入朝就不入朝，决定权都在他手上，陛下将如何号令天下？”
宪宗觉得武元衡的想法正与自己不谋而合，遂下诏征召李琦入朝。
李琦慌了。此刻入朝无异于去送死，可不入朝就是抗旨，怎么办？
李琦横下一条心——反了！
九月末的一天，李琦的帐下亲兵突然哗变，大声叫嚣说：“王澹是什么东西，胆敢擅自主管军务！”随即把已经接管军府事务的留后王澹杀了，并剁成肉块吃掉。大将赵琦出面阻拦，也被乱兵杀掉吃了。乱兵随后把刀架在钦差宦官的脖子上，一边叫骂一边作势要杀。就在这节骨眼上，李琦带着一副惊诧的表情及时出现，制止了乱兵，救了宦官一命。这个宦官当然知道，这一切都是李琦导演的，而且就是演给他和朝廷看的。
十月初，宪宗向李琦进一步施压，命他入朝担任左仆射，同时命御史大夫李元素接任镇海节度使。李琦立即上疏，说：“军队叛变，杀死了留后和一员大将。”其潜台词是，此刻的镇海形势混乱，除了我李琦，没人能镇得住。
宪宗不吃他这一套，随即下诏剥夺了他的所有官爵，同时命淮南（今属江苏）、鄂岳（今属湖北）、宣歙（今属安徽）、江西（今属江西）、浙东（今属浙江）五道兵马会攻李琦。
无独有偶，就跟上次征讨杨惠琳一样，战斗还没有打响，李琦的后院就起火了。他的外甥裴行立联合镇海兵马使张子良等人，共同背叛了李琦。
十一月，李琦父子被押解到长安，一同腰斩。
年纪轻轻的宪宗李纯一上台就以雷霆手段收拾了三个叛乱的藩镇，这着实让忠于李唐的臣民们感到扬眉吐气，也着实让一部分飞扬跋扈的藩镇感到惶惶不安。
然而，首战告捷的宪宗并没有过分乐观。
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对手还没有上场。
当初把代宗、德宗两代天子搞得焦头烂额的那帮强硬角色——还没有上场。
削藩不是件容易的事
平定夏绥、西川、镇海之后，宪宗李纯就把沉重的目光投向了帝国的东北边陲，那里就是河北三镇——卢龙（初称幽州）、成德、魏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