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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帝王的谋略(12)

也就是这一年的六月,蒙哥为了对南宋形成完整的军事包围,命忽必烈率兵征大理。他带领姚枢、刘秉忠等随行。十二月过黄河,经陕西,出六盘山,并命姚枢经营关陇地区。姚枢在这里劝农桑、兴学校,使之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既为忽必烈南下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又使忽必烈看到了汉法的巨大效力。然后,忽必烈分兵三路南下,“经行山谷二千余里”,亲自乘革囊渡江,攻陷了大理城,追杀了大理国王段兴智和主将高祥等人,收取了大理的八府、四部、三十七郡。留下大将兀良合台驻守,于公元1253年(宋宝祐元年)12月班师,公元1254年(宋宝祐二年)秋天回到滦河驻地。忽必烈这次由北向南出征,经大渡河,大雪山和金沙江,实在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次壮举。

忽必烈在军事上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在中原治理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使他在汉人以及蒙古贵族中的威望日增,他用汉法治理河南、陕西一带,也直接损害了蒙古贵族和西域商人的利益,甚至影响了蒙哥的财政税收,这样一来,谣言四起,说忽必烈心怀异志,想自立为王等等。俗语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蒙哥也开始怀疑起忽必烈来。公元1257年(宋宝祐五年),蒙哥撤掉了忽必烈的军权,同时还派一些亲信大臣到陕西一带催要钱粮,对忽必烈的部下,妄加罪名,肆意迫害。忽必烈在这种危难的处境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全盘皆输。在姚枢等人的劝告下,忽必烈把妻子和儿女送到蒙哥汗那里做人质,以表明自己并无异志。在这年的秋天,忽必烈还亲自去朝见蒙哥汗,兄弟俩终于尽释前嫌,重归于好。

出于消灭南宋、统一全国的需要,蒙哥汗又让忽必烈重掌军权。公元1258年(宋宝祐六年)2月,蒙哥决定出征,留幼弟阿里不哥守和林,自率西路军进攻四川,命塔察儿、张柔率中路军攻长江中游,命忽必烈率东路军攻黄州一带,命留守在大理的兀良合台攻南宋的南侧,形成了南北夹击乃至包围之势。蒙哥所部进攻四川的合州钓鱼城,因城建在山上,城防坚固,军民同心,久攻不下。在攻战之中,蒙哥亲冒矢石,结果身受重伤,不久,伤发而死。

蒙哥去世的消息既传到了忽必烈军中,也传到了留守和林的阿里不哥那里。阿里不哥因驻守后方,享有很大的主动权,在一些人的策划下,准备继承汗位。但阿里不哥不论在个人才能还是文治武功上,都远不如忽必烈。他为了防止忽必烈带兵北上争位,便秘密调动大漠南北的军队,准备阻击忽必烈。忽必烈的妻子察必看出形势有些不妙,就连忙派人密报给忽必烈。忽必烈在处理这件事上充分听取了臣下的意见,郝经上《班师议》,认为应当先与南宋秘密媾和,然后迅速班师。否则,阿里不哥一旦宣称有蒙哥汗的遗诏,忽必烈虽有重兵,也难得回去。当今之计,应先派人截住蒙哥汗的灵车,收夺皇帝的印玺,并通知诸兄诸王会葬蒙哥汗。然后自率轻骑,日夜兼程,奔赴燕都,稳定中原一带的局势。于是,忽必烈做出要猛攻南宋的姿态,贾似道便慌忙求和,在与南宋订立了和约之后,忽必烈率师北还。

到达燕京时,忽必烈就发现脱里赤正在征集训练军队,脱里赤托辞是受了先帝之命而为,忽必烈已看清了阿里不哥的真实意图,就解散了脱里赤队伍,并不理阿里不哥的会葬蒙哥汗的通知,率军来到开平。在取得了相当数量王侯的支持下,忽必烈抢先一步登上了汗位。

忽必烈像所谓“先发制人,后发人制”,阿里不哥一见忽必烈称汗,自己反而落后,就连忙召集一些大臣诸王,宣布继承汗位。正像当时的俗语所说:

“一口锅里煮不下两个羊头”,兄弟俩之间发生了战争。战争的局势一开始就较为明朗,一方面支持忽必烈的诸王较多,具有雄厚的军事势力;另一方面,忽必烈的军事、政治才能和经验也远比阿里不哥丰富;其三,是忽必烈占据了广大的地盘,尤其是中原地区,取得了巩固的根据地,因而经过多次较量之后,忽必烈终于取得了胜利。1264年7月,阿里不哥在大败之后,看看没了希望,只得带着身边的一些人来投忽必烈,表示归降。忽必烈问他:“你凭心而论,我们兄弟俩谁该继承汗位呢?”阿里不哥说:“原先我是对的,现在大汗您是对的。”这话的意思只是承认忽必烈战胜了,却并未承认忽必烈继承汗位是正确的。忽必烈听了一笑,就赦免了成吉思汗的子孙,其余叛臣被斩首。

忽必烈称汗以后,积极推行汉法,他在相当于今天的就职宣誓的即位诏书中,竟公开宣称成吉思汗在五十多年的创业生涯中“武功迭兴,文治多缺”,认为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在他后来的施政实践中,也确实把施行汉法摆在了第一位。他所施行的汉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鼓励农业发展。这一条政策,对于转变游牧民族的观念,安定汉族人心,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作用。他先后设立了许多劝农、督农的行政机构,“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并于1264年起,把“户口增,田野辟”当做考核官吏成绩的重要标准,并采取了许多招集逃亡、限制蒙古军占良田为牧场的措施。十多年后,这些措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中原地区久遭破坏的农业生产基本得以恢复。

其二,承认汉族文化是主导文化。设立官学,用汉族文化教导训诫蒙古贵族子弟。忽必烈对许多大儒礼敬有加,并大量任命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做各个部门的官吏。公元1267年(元至元四年),忽必烈在上都重建孔子庙,并亲往祭祀。这些措施,对于蒙古人取得汉族人的好感和信任,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有助于稳定汉族的人心。

其三,仿照汉族先朝的体制,确定中央集权制的专制统制,建立完备的国家机构。在这以前,蒙古人虽有一套国家机构,但比较简单,只适于军事作战,不适于复杂的国家管理。忽必烈就命刘秉忠等人考定前代的典式,制订出了一套完备的制度,即使对于故老遗臣,山林隐逸也多所录用,忽必烈的这套做法,很适合汉人的心理,让汉人觉得自己并非是在异族人的统治之下。

其四,建立国号、年号和礼仪制度,公元1264年(元至元年)8月,阿里不哥归顺之后,忽必烈改年号为“至元”,又将“大蒙古”国号改为“大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开平府为上都,改中都为大都。

他这一系列措施,均遵从汉制,充分表现了各民族融合的趋势。

忽必烈成为元世祖,成为元代的真正的开国皇帝。但就在他大行汉制的时候,山东淮南的行政长官李璮发动叛乱,李璮在山东一带经营了三十多年,拥有重兵,且根深蒂固,他的叛乱极大地震动了忽必烈,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战,忽必烈才镇压了这次叛乱。从李璮之乱中,忽必烈吸取了很多教训,自此以后,他采取了许多有效的防范措施,以免汉人发动叛乱。

在此之后,忽必烈唯一的心头大事就是消灭南宋。在蒙哥汗伐宋的时候,因为南宋沿长江天险设了三个重点防区,上游的重庆一带,中游的襄阳一带和下游的建康(南京)一带,以便首尾照应。所以,蒙哥汗就采取三路出击的办法。到了忽必烈时期,上游和下游的防范比较空虚,无力相互支援,南宋降将刘整就建议由襄阳直取鄂州,从中路进逼南宋。忽必烈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忽必烈从公元1268年(元至元五年)开始,就派阿术、刘整进攻襄阳。

襄阳守将吕文焕苦战不退,城内死伤殆尽,粮草皆无,而南宋小朝廷中奸臣贾似道弄权,不予援救,不得已,吕文焕只好出城投降,襄阳被围五年方下,是蒙古军自征战以来费力最大的一座城池。

元军节节推进,至公元1275年(元至元十二年),贾似道无法,只得亲带十多万精兵到芜湖督阵,他根本不思抗元,而是巴结元丞相伯颜,乞求议和。伯颜认为贾似道上次撕毁和议,拒不进贡,还扣押使者,便不再应允,而是率军猛冲贾似道。贾似道临阵脱逃,乘小舟奔回临安,结果军队大乱,粮草尽为元军所夺,军士也所剩无几。由于这次大败,贾似道引起了公愤,被朝廷贬黜,在赴任所的途中,被押解官摔死在厕所里。此后,元军三路人马不断南下,南宋完全失去抵抗能力,不断派使求和,先表示可向元人称侄纳币,称侄不许,又求称子孙,再不许,求称臣。后来见元人旨在灭宋,宋恭帝只有出降。公元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5月,元人把宋恭帝押至大都,忽必烈废其帝号,降为瀛国公。

宋端宗即位,又被追杀在海岛之上,陆秀夫等南宋大臣又尊八岁的赵眘即位,又被元军困住,陆秀夫不愿受辱,负帝眘投海而死。至此,南宋被忽必烈灭亡。

在忽必烈的晚年,趋向于保守和穷兵黩武。忽必烈信任大臣阿合马,阿合马以善能“理财”著名,实际上是破坏忽必烈的汉制,按照蒙古贵族的一贯旧的做法勒逼财物。在阿合马专权时期,许多官府的职能被破坏,各地政府不得不按阿合马的规定把财物源源不断地送交中央,许多汉族地主叫苦不迭。虽然有许多大臣弹劾阿合马,但因忽必烈离不开阿合马替他搜刮财物,所以一直未加处置。益都千户王著痛恨阿合马的专权残酷,就联络了八十多人,密铸了一个大铁锤,趁忽必烈外出,骗出阿合马,将其锤死。当“平乱”之兵赶来时,王著泰然就缚,还慷慨激昂地说:“我为天下人除害,如今被缚就死,死不足惜,将来会有人记述我的事迹的!”阿合马死后,忽必烈又起用卢世荣、桑哥等人理财,均被杀死。

忽必烈晚年的政策,逐渐露出了其贪婪残暴的面目。在穷兵黩武方面,表现得极为突出。他先后出兵攻打周围的邻国,包括高丽、日本、安南、缅甸、占城乃至爪哇,这些战争持续不断,一直到忽必烈死去。

从这些无谓的战争可以看出,忽必烈确实还是代表了古代游牧民族喜欢征杀、酷爱掠夺的特点。

对于西北、东北诸王的叛乱,他也毫不容情。自阿里不哥取消汗号,归顺忽必烈后,支持阿里不哥的西北、东北诸王就没有停止过叛乱,忽必烈晚年花大力气平定叛乱,解决了边防问题,巩固了元朝的统一。公元1294年(元至元三十一年),忽必烈死,传位给皇孙铁木尔,是为元成宗。

说忽必烈智勇超人,是因为一方面倾慕汉族文化,专行汉制,以图长久,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也是一个高明的决策,如果仍像成吉思汗那样统治中原和江南地方,势必连几十年的安定也无法得到;另一方面,忽必烈还算得上是一位军事家,他不仅能出谋划策,还能亲冒矢石、身先士卒,取得了许多战役的胜利。在中国历史上,像他这样文武全才的皇帝并不是很多。

忽必烈在顺世应时方面做得尤为出色,他把握住了“天时”、“地利”与“人和”三个方面。

蒙哥汗战死,蒙古国要立新汗,更重要的是天下大势是要立一位能推行汉制、逐步改进游牧民族弱点的全新君主,这是“天时”,这对忽必烈来说,是十分有利的。忽必烈当时手握重兵,且占有中原、关陇一带稳固的根据地,是为“地利”。第三条就是忽必烈有诸王的支持,又有能谋善断的臣僚,是为“人和”。三者俱占而能成为元世祖,是谓顺世应时。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上,许多朝代的建立都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

开创者未必成功,后继者才能完成大业。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烽火是由陈胜、吴广点燃的,但陈胜、吴广起义军来势虽猛,却很快被秦军镇压下去,陈胜、吴广也随之身亡。在陈胜、吴广起义的旋风里,项羽、刘邦也分别拉起了各自的队伍,在抗击秦军的过程当中,这两支队伍迅速壮大起来,最后灭亡了秦朝。后来项羽和刘邦经过四年的楚汉之争,刘邦战胜了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

在反隋的农民大起义中,翟让、李密领导了瓦岗军,窦建德曾建夏国,杜伏威等人也领导了一支强大的起义军。这三支义军,把隋朝冲得七零八落,奄奄一息,但他们都没有得到天下,倒是后来反隋的关陇贵族李渊、李世民父子既镇压了农民起义军,又推倒了隋朝,建立了唐朝,开创了中国古代史上最为繁荣鼎盛的时代。

元朝也是如此,成吉思汗虽具雄才大略,也只是统一了蒙古各部落,称为大汗,到了其子孙的手里,才灭了金国,又灭了南宋,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元朝。

明朝的建立跟汉朝、唐朝的建立有极其相似之处。韩山童、刘福通首举义旗,创建红巾军,声势浩大,整个元廷为之震动,但他们没有成功,不久便败亡了。倒是其部下朱元璋率领义军一部度过难关,获得了发展,既推翻了元朝,又打败了陈友谅率领的另一支农民起义军,最后建立了明朝。

清朝的建立跟元朝的建立有十分相似之处。清王朝的奠基者是努尔哈赤,他跟成吉思汗一样,具有雄才大略,统一了满清的各个部落,但他虽称清太祖,实未统一全中国,真正的清朝的开创者,是他的后代,清太宗皇太极。元朝和清朝这两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均是先统一了自己的部落,经历了两三代人的艰苦奋斗才统一中国的。

其实,如果把汉朝看做西汉和东汉两个部分,不仅西汉建国是如此,东汉建国也不例外。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的烽火烧遍了大半个中国,把新朝王莽的大军打得一败涂地。但最后成功的不是首倡义军的王匡、王凤和樊崇等人,而是随之起义的汉室宗亲、南阳豪强地主刘秀。

刘秀后来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攻灭了义军,重建了汉朝,称之为东汉。

如此算来,中国古代竟有一大半王朝是以这种方式建立的,为什么开创者很难成功,而后继者却易于成功呢?其实,这并非上天不公,而是改朝换代的一种规律。看透了,其原因也很简单:第一,开创者首先对前一个腐朽的王朝进行了猛烈的打击,使其处于垂死的境地,为后继者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第二,开创者往往不是能够做政治家的人,只能振臂一呼,逞血气之勇,缺少一个淘汰选择的过程,又兼缺少经验,所以易于败亡。第三,后继者有三条优势,其一是继承了前人的基础,其二是继承了前人的经验,其三是领导者多是从艰苦的斗争中磨练淘汰而来,具备了做政治家的品格,有此三条优势,就易于取得成功。或许,上述的现象也算作是一条“历史规律”吧!

看看历史,真令人想起“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俗语,首创者不能成大功,后继者才得建大业,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这一“历史规律”

恐怕很难否认。其实,岂止是中国古代如此?岂止是改朝换代如此?其他许多事情不也有相同之处吗?正眼看看历史,也许会少些浮躁情绪:

历史会为许多人提供各种不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