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反地上，亦反地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判词。其实也不必奇怪，在传统的中国，最不讲理的地方有两个，一是妓院，一是宫廷。
妓院是社会的最下层，只认钱不认理，有钱就有理。宫廷是社会的最上层，谁也管不了，有权就有理。因而，妓院和宫廷又是最没有道理的地方。妓院里的昏天黑地，宫廷里的黑白颠倒，实在是一模一样的事。
不过，周亚夫死在宫廷总比死在妓院好，还能落个忠臣直吏的美名，倘若跑到妓院里去维护正义，被人一拳打死，那会落个什么名声呢？
识时务者为俊杰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但这句话也要辩证地看，如果一味地“识时务”，没有原则，甚至寡廉鲜耻，这样的人还算俊杰吗？因此，如何辨别时势与英雄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下面选取了一些古人对时势与英雄评论的事例，可资借鉴。
《长短经》上有这样的记载。有人问道：“季布是汉初有名的壮士，在穷途末路的时候，一反往日刚强豪迈的气概，剃发毁容，四处逃亡，这样做对吗？”司马迁说：“以西楚霸王项羽那样‘力拔山兮’的气概，季布仍然能以勇武扬名楚军，身先士卒，多次夺旗斩将，确实称得上是壮士。可是项羽失败后，刘邦下令通缉他，要处死他的时候，他宁愿作别人的奴隶也要逃避死亡，又显得多么低下呀！他肯定是坚信自己具有非凡的才能，所以受到屈辱却不感到耻辱，希望有机会施展自己还没有充分发挥的才能，因此最终成为汉代的名将。这说明，贤能的人，确实很看重死，不会轻易地去死。那些愚夫愚妇，心胸狭隘，为了一点小事，就气得自杀，这并不是勇敢，而是他们计穷力竭，感到无法挽回局面而绝望自杀。”
有人问道：“叔孙通迎合秦二世的心意，这是应该的吗？”司马迁回答说：“根据君王的情况而决定自己的进退，这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
叔孙通顺从世俗的做法，分析时务，制定礼制，最后终于成了汉朝的儒学宗师。古代的君子，正直而不僵硬，灵活而不屈服，大直若曲，道的实行要曲折前进，大概说的就是叔孙通的这种做法。”
司马迁说：“魏豹、彭越虽然出身低贱，但是他们后来可以率军队席卷千里，南面称王，经常在作战中取得胜利。他们心怀叛逆，遭到失败后，没有自杀而被俘虏，沦为囚犯，结果被处死，他们为什么这样呢？
中等才能以上的人，也会为这种行为感到羞耻，更何况是君王呢？他们之所以这样，没有别的缘故，只因为他们的智慧、谋略超人，惟一担心的是失去生命而不再有机会施展才能。他们只要掌握一点权力，就会尽力施展才能，以便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他们宁愿做囚犯也不愿自杀。
这些人是豪放不拘的人，他们所追求的是建功立业。”
司马迁又在《蔺相如列传》的赞语中说：“当一个人知道要死时，必定会很勇敢，这时对死者并不难，难的是处死死者的人。当蔺相如捧着和氏璧，眼睛盯着柱子，怒斥秦王身边的人时，当时形势下他最多不过是被杀，但是在场的秦国文武百官有的却吓得不敢轻举妄动。蔺相如一下子气势夺人，威镇秦国。回到赵国后又对廉颇百般谦让，使廉颇负荆请罪，将相和好，从而名重泰山。蔺相如可以称得上是智勇双全啊！”
这就是忠贞的臣子，真正懂得什么情况下该死，什么情况下不该死。
姜太公说：“官吏不愿意提意见，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官吏。”朱云和张禹两个人都是汉成帝的老师，当时正是王莽家族掌权的时候，民间怨恨到了极点，各地的奏章报到中央，都被张禹压下来不给皇帝看。朱云在朝廷上责问张禹说：“您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官位，使上下的意见无法沟通，该杀！”
班固说：“顺从世俗，就败坏了道义；违背世俗，又将面临危险，这是古人之所以不愿意做官的原因。”由此说来，生存与死亡，应该如何选择呢？范晔认为，“只讲道义，而不顾生命，就会伤害生命；只为求生而不顾道义，就会损害道义。如果道义比生命更重要，就舍生取义；如果生命比道义更重要，就可保全生命。”
有人问道：“这样说来，后汉的窦武、陈蕃，与宦官斗争抗衡，最终被宦官所杀，难道他们做错了吗？”
范晔说：“在汉桓帝、汉灵帝的时期，像陈蕃这样的人，是能够树立好的风气的，与当时不良的世俗风气抗争，犹如骏马驰骋在坎坷崎岖的险途中。他们与宦官斗争，最终遭到杀害，并不是他们不能做到洁身自好。
他们悲悯当时一些人以逃避现实为清高、而不顾人伦道德的做法。他们不赞同逃避现实的做法，所以他们屡遭贬斥而不离开。他们以仁义之心为己任，虽然明知任重道远，意志却更加坚定。等到一有时机，陈蕃就协同窦武谋划扫除宦官势力，真可谓是历史上少有的壮举。虽然他们没有成功，但他们的信义却足以影响世人的心灵。”
这就是所谓的道义重于生命，可以舍生取义的事例。
世人认为西汉时郦寄出卖朋友，因为他把朋友吕禄骗到郊外游玩，给了周勃等人推翻吕氏的机会。这件事从道理上怎么讲呢？
班固说：“所谓出卖朋友，是指那种见利忘义的行为。至于郦寄，其父郦食其是汉朝的功臣，而吕氏家族阴谋篡夺汉朝政权，他在这场劫难中，虽然用欺骗手段摧毁了吕氏家族，但目的是安定国家，保存君王和父辈开创的大业，从道义上讲是允许的。”
司马迁像东汉末年，广陵太守张超委托臧洪管理政务，后来袁绍也和臧洪成了朋友。等到曹操在雍丘（今河南杞县）包围了张超，臧洪闻讯后，光着脚大哭，纠集军队去救张超，同时还向袁绍求援，袁绍没有答应。雍丘被攻破后，张超被曹操灭族。臧洪因此怨恨袁绍，和他绝交，袁绍派兵围攻臧洪，广陵城破之后，臧洪被杀死。臧洪在合纵连横的动荡时代，却像在和平安居时那样讲道义，他不是建功立业的人才。
管仲说：“我不以被囚禁而感到耻辱，而以天下不能得到治理为耻辱；不以没有为公子纠死而感到耻辱，而以不能让齐国称霸诸侯为耻辱。”这就是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以济世救民为人生抱负的人。
有人问说：“东汉末年臧洪为救朋友张超而死，可以称得上是义举吧？”范晔说：“曹操兵围雍丘，张超处境危急，臧洪作为朋友感到十分悲愤，这种情感十分壮烈。他光着脚奔走呼号，带兵赴救，确实值得同情。可是英雄豪杰的取舍，与普通人的信守节义是否不一样呢？像那些为了缔结联盟条约，相互欺诈以求胜过对方，这都是形势和利益的需要。
更何况当时雍丘是个非常危险的偏城，曹操、袁绍正是友好相处的时候，臧洪徒劳地指望从与曹操联盟的袁绍处借兵，来解救朋友的燃眉之急，并且，率充满忿恨的军队去打仗，是兵家之大忌。这与楚国的申包胥到秦国请兵，在秦廷哭了七天七夜一样，虽然很感人，却于事无补。”
这些都是士人选择死与不死的明显的效果。
有人问道：“南北朝宋时的宗悫出身低贱，被同乡庾业瞧不起。等到后来宗悫发达了，做了豫州太守，不但不记庾业轻辱他的旧恨，反而请庾业来做他的长史。这种做法怎么样？”
裴子野说：“一个人在穷困时不感到忧愁，在微贱时不感到苦闷，怡然自得，弘扬这种精神的，是孔子学生曾子、原宪的品德；倒霉的时候，降低自己的理想标准，忍受人格的侮辱，低头弯腰，屈居平庸之辈之下，得势之后则驰骋于群雄之上，韩信、黥布的志向就是这样的。这两种人，他们地位卑贱的情况是相同的，可是他们在处于卑贱时的心态却不同。像宗悫受辱时不觉得惭愧，具有韩信、黥布的气度。得志以后，抛弃旧恶，真是宽厚的长者啊！”
魏文帝曹丕问王朗等人说：“从前子产治理郑国，人们不能骗他；孔子的学生子贱治理单父，受他道德的感化，人们不忍心欺骗他；西门豹治理邺，人们不敢骗他。这三个人的才能与君主的德行，哪个最好？”
王朗回答说：“君主以德治理，那么臣下就感念他的恩义而不忍心欺骗他；君主明察秋毫，那么臣下害怕被觉察而不能欺骗他；君主严明刑法，那么臣下就害怕被处罚而不敢欺骗他。以德治理，让臣下感激恩义，与依靠道德礼仪来治理，使臣下懂得羞耻而行为合乎准则，效果是相同的；靠明察秋毫和让臣下害怕犯罪，与依靠政治法令来治理，使臣下遵守法令而免受处罚，达到的目的也是相同的。这两种方法差别很大，关键在于君主权衡把握，而不只是计较细小的差别。”
有人问说：“东汉末年，靳允为了守城，置母亲的安危于不顾，可以称得上是忠吗？”
徐众说：“当时靳允与曹操之间并没有形成君臣关系，所以从道义上讲，靳允应该为母亲的安危而去，不该为曹操守城。从前刘邦的大将王陵的母亲被项羽抓了起来，王陵的母亲看出刘邦肯定会得天下，因此自杀，以坚定王陵的意志，然后跟随刘邦尽忠尽节。战国时卫国的公子开方在齐国做官，十年没有回国看望父母。有人说开方这样忠于职守，可以提拔他为丞相，但管仲却认为他不怀念自己父母，又怎么会爱君王呢，不能做丞相。因此要去孝子之家寻求忠臣。靳允应该先去救母亲。还有一个事例，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抓获，刘备就让徐庶回去。想得到天下的人，要顾全儿子对母亲的感情，曹操也应该让靳允离开。”
曹操带兵征讨冀州，派程昱留守甄城。这时，张邈叛变。曹操只好亲自迎战吕布。吕布把范城守将靳允的母亲捉去，想胁迫靳允归顺。曹操派留守甄城的程昱去游说靳允，要靳允不要考虑母亲的安危，固守范城。靳允流着眼泪说：“一定守好范城，不敢有二心。”
有人问说：“季文子、公孙弘这两个人，都能放下架子，生活俭朴，但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却一毁一誉，截然不同，这是为什么呢？”
范晔说：“认为仁对自己有利的人，就可能以仁为手段来谋取利益；真正实行义的人，不刻意去实行义，但行为却总能合乎义。季文子身为宰相，他的爱妾却从不穿绫罗绸缎，鲁国人将此作为美谈。汉武帝时的宰相公孙弘穿身布衣，监察御史汲黯讥讽他假装简朴。他们的行为是一样的，但是季文子受到赞誉，公孙弘却受到诋毁，这是为什么呢？是自然的实行仁义与借仁义来谋利二者的差别吗？仁义的人安心实行仁义，智慧的人把仁义当做有利的事去做，害怕犯罪的人勉强去做合乎仁义的事，比较这几种情况，他们实行仁义的事情没有什么差别，但考察他们实行仁义的动机，却各自不同。安心实行仁义的人，是本性善良；把仁义当做有利的事的人，是努力地去做；勉强实行仁义的人，是不得已而为之。三者相比较，当然是安心实行仁义的人最好。”
时势与英雄的关系，与人的才德和秉性密切相关。孔子评论他的学生时说：曾参迟钝，颛孙师不诚实，仲由鲁莽。由此看来，品德完美的人实在太少了！品德完美的人既然很少，就要通过纠正自己的缺点来努力达到完美。但是世人又讨厌约束自己，而喜欢放纵自己的天性。假如一个人天性贪婪愚笨，能认为他是好的吗？回答当然会说：唉，怎么能这么讲呢？人是秉承天地之性而生，也具备阴阳之性。虽然性情有清秀、混浊、贤良、愚蠢等的不同，但是追求嗜好欲望的打算则是相同的。所以美丽的容貌，是人们都喜爱的；乘坚车，骑骏马，是人们都喜欢的；苦其心志，坚守节操，是人们都感到困难的；大公无私，是人们都感到痛苦的。假如不用礼教节制自己，怎么愿意吃苦耐劳，坚贞高洁，一心为公，面对财物保持廉洁，行为合乎道义？所以《礼记》中说：“欲望不可放纵，心志不可自满。”古语说：“廉洁的人不是不爱财，而是取之以道。”《诗经》中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都是说要纠正、克制自己。假如放纵愚蠢和卑鄙，还美其名曰“顺其自然”，并且赞赏这样，这就会成为先王的罪人。因此，我认为纠正、克制，是礼义的开始；放任自流，是导致贪婪卑劣的主要原因。
由此看来，不同时势中的不同的选择，是由人的才德与秉性决定的。
人才很重要
中国的古代史是十分奇怪的，一方面产生那样多正统的理论，而另一方面，许多成功者又不是按这些理论去做的，尤其是封建帝王，更是如此，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比如说，孟子讲“仁者无敌”，历代统治者对此也是众口一词，但真正行仁政的统治者并不多见，上焉者尚且王霸杂之，下焉者不堪闻问。倒是对于人才的招揽，历代统治者都做得不遗余力。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得一士而国兴，失一士而国亡的例子屡见不鲜，因此，在统治者看来，招揽人才远比施行仁政来得快捷有效。
秦朝末年，淮阴人韩信，父母双亡，家贫如洗，只有一把宝剑，常随身携带。他因不善于务农、经商，只得靠别人的接济为生。但他熟读兵书，心怀大志，总想有朝一日，一展宏图，封侯拜将。
一日无事，他腰挂宝剑，信步街头，迎面碰上一个屠夫的儿子。此人是个好事之徒，见韩信衣服褴褛，但身上却挂着一把宝剑，在街上闲逛，便心里感到别扭，瞧不起他，有意上前滋事，将韩信拦于道中。韩信见道路被阻，刚想转身绕过，屠夫之子却用手指着他的鼻子说：“韩信，你平日出来，常挂宝剑，看你身材高大，怎么如此怯弱呢？”韩信目视屠夫之子，知他无端挑衅，便闭口不答。此时，已有不少人前来围观。
屠夫之子见韩信绝口不答，更加胆大气粗，就又当众嘲弄韩信道：“你如果是条好汉，就拔出剑来刺我，否则，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说着，就叉开两腿，立于道中。韩信见此，知今日之事难以躲过，他思考了好一会儿，便伏下身子，从屠夫之子的胯下，慢慢爬了过去。周围观望的人，看韩信如此怯弱，都大笑不已。而韩信却不以为然，站起身来，拍掉身上的土，扬长而去。韩信也从此落下了一个“胯下之夫”的坏名声。韩信经过了许多的挫折和奔波，一直没有找到可以为之效命的主人，他本人也一直穷困潦倒。
韩信像后来，韩信仗剑投楚，被用为郎中。曾多次向项羽献计，都未被采用，郁郁不得志。公元前206年（汉高帝元年），韩信背楚投汉，被刘邦用为连敖（管理粮仓的小官），仍无法一展宏图，于是牢骚满腹，并因此与同僚多人获罪当斩。当时，监斩官是夏侯婴，这些人陆续被斩首，轮到韩信，他面无惧色，忽然大叫说：“汉王不是想得天下吗？那为何要杀壮士！”夏侯婴听后，急令停刑，将他叫到面前一问，才知叫韩信，见他身材高大，言吐不凡，觉他非同常人。于是令人将他押回大牢，自己前往刘邦处禀报，说韩信是个可用之才，不可因小过问斩，并建议刘邦委与重任。刘邦听后，下令赦免韩信，并将其提升为治粟都尉，但没有重用。
丞相萧何知道此事后，派人叫来韩信，见他相貌不凡，十分高兴，谈论起天下大势来，韩信对楚汉形势了如指掌，说起兵法，对如何治军、如何布阵，更是滔滔不绝。萧何深感韩信是当世不可多得的将才，于是向韩信保证，将向汉王刘邦竭力保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