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部侍郎万景上言道：“内廷外朝，只知忠贤，不知陛下，岂可尚留左右。”魏忠贤见了这道奏章，大怒道：“一个小小官儿，也敢太岁头上动土吗？若不严办，哪还了得！”当即假传圣旨，廷杖百余下，未出几日，万景便伤发而死。
后来，魏忠贤又借翻前朝旧案之机，诬蔑他们接受贿赂，迫害杨涟等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六人被打死在狱中。杨涟死日，土囊压身，铁钉贯耳，其状惨不忍睹，公元1626年（天启六年），魏忠贤又逮捕了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等七人，高攀龙投水自杀，其余六人被杀害，史称杨涟等人为“前六君子”，高攀龙等人为“后七君子”。即便对已故的东林党人，也追夺封诰，东林党遭受了极其残酷的镇压。
诛连所及，连别人称赞附和对魏忠贤的弹劾也不可。中书吴怀贤曾在读劾奏魏忠贤的奏章时击节赞叹，被家奴告发，结果被抄家杀头。百姓言语之间冲犯了魏忠贤，当然也不会逃脱此厄，被剥皮、割舌的百姓不计其数，以至路人相逢不敢言语，只能以目相示。
魏忠贤的这种残酷的镇压，连普通的百姓都奋起反抗。当魏忠贤派人去苏州一代逮捕“后七君子”一些人时，苏州人竟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反抗活动，许多人涌上街头，把捕人的锦衣卫摔夺下马，魏忠贤的同党、太守毛一鹭吓得躲到厕所里才免于苏州人的痛打。当然，后来魏忠贤对反抗者又进行了大肆的逮捕和杀戮。
魏忠贤气焰熏天，其同党对他的吹捧。也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奏疏中凡提到他的地方，都不敢直称其名，而称“厂臣”，内阁拟旨之时，竟称“朕与厂臣”，把魏忠贤与皇帝并称，魏忠贤也俨然以皇帝自居，无丝毫谦退之举。
每年的正月三十日是魏忠贤的生日，这一天，正是他的徒子徒孙、大小走狗献殷勤、表忠心的大好时机。过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另一个重大的节日就是魏忠贤的生日了，许多无耻之徒忙着替他准备寿礼，往魏家送礼的人，更是络绎不绝，相望于道路。魏忠贤家每天早上出来开启大门，都见大门外的寿礼堆积如山，其上写着送礼者的姓名，其阿谀奉承之辞，不可尽道，这都是那些不能直入其门者的无奈之举，至于能够登上魏忠贤门槛的人，就更难以计数了。
魏忠贤自称“九千岁”，到祝寿这天，官员们拥挤不堪，争相趋拜，踩掉了鞋子，扯破了衣服，自不是什么新鲜事。祝寿的人恨不得显出自己的声音最高，自己的最为情真意切，你喊一句“九千岁爷爷”，我就高喊“九千九百岁爷爷”与“万岁皇帝”，相差只有一百岁。
魏忠贤如此，客氏也不遑多让。客氏白天在宫中与魏忠贤密谋害人，晚上必回自己家里居住，据载还养了不少面首，就是朝中的大官，也有许多人供她淫乐。每天晚上回去时，侍从如云，灯火照耀如同白昼，其仪仗不减御驾。她的梳洗妆扮、饮食起居有大批的丫环仆妇照料，其骄奢淫逸，宫中不及。她每天到家，家中的仆妇都要轮次叩头，或称老太太，或称千岁，其排场尊荣，皇后太后犹有不及。据说客氏得获膳食秘诀，凡是熹宗的膳食，唯经她亲自调制，方才合口，所以客氏能够专宠不衰。
魏忠贤与客氏“夫妇”可谓当世第一对夫妻了！
人毕竟是富有创造力的，魏忠贤的党徒们为了讨好魏忠贤，就彻底解放思想，放开胆子，寻找能博得魏忠贤欢心的创意。公元1626年（天启六年），浙江巡抚潘汝桢忽然有了一个天才的灵感——为魏忠贤建生祠。祠堂是存放祖先牌位以供祭祀的地方，为活着人立祠堂，那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有之事，岂知这一奏章一上，竟得魏忠贤的欢心，熹宗还批准了这一奏议，并赐名“普德”。潘汝桢再接再励，立即督造，弄得杭州百姓倾家荡产，被迁民户流离失所，经过两个月的大会战，终于在杭州的西子湖畔立起了一座魏阉的生祠。其祠规模宏大，犹如宫殿，整体建筑既廓大又精巧，里面的魏忠贤像，用纯金制成，其中的五脏六腑，均用珠宝制作，其衣着冠带，与当时的帝王已没有什么区别。
普德祠落成的时候，全国许多地方都派官吏前往，一是参予庆贺，二是参观取经。此风一开，立即蔓延开来，魏忠贤布于全国各地的党羽，争相仿效，苏州建了“普惠祠”，松江建了“德馨祠”，扬州建了“沾恩祠”，淮安建了“瞻德祠”，北京就更多了，有“隆恩祠”、“广仁祠”、“茂勋祠”等，四川、山西、湖广、山东、河北、河南等三十余处也竞相建祠，而且大家相互攀比，你争我赶，越建越大，越建越华丽，一时之间，蔚然成风。
未能为建祠出力的，也不甘落后，惟恐失了魏忠贤的宠，苏杭织造李实知道，他这一肥缺若不是魏忠贤提拔，自己何由得选，便积极主动地联络杭州卫百户沈尚文等人，上书要求守护圣祠，使其万载长安，香火永传。
祠中所悬匾额对联也怪诞之至，如山东巡抚李精白就撰写了这样一幅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这么一说，孔圣人比之那就不如远甚了。如果有人胆敢表示不同意这种做法，那就官运不久，性命可虞了。工部郎中叶祖宪曾对建祠表示过一点反对情绪，立即被魏忠贤罢免，提学副使黄汝经，在杭州的生祠里感叹了几句，当即被魏忠贤的爪牙活活地打死。还有许多官吏因不敬不尊或不拜魏阉生祠，均被以各种方式处死，兹不赘述。
立生祠已使人觉得是石破天惊之举了，但这还不够，国子监监生陆万龄竟主张在国子监旁立祠，以活着的魏忠贤配祭死了的孔子。当时，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皇帝进庙也得行礼，把魏忠贤与孔子摆在一起那是说魏忠贤比皇帝又高出一等了。
陆万龄说：“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这么一说，竟是顺理成章，真乃欲加之功，何患无辞了！
所谓物极必反，魏忠贤与客氏正在大做永垂不朽之梦时，熹宗于公元1628年（天启七年）忽然去世。熹宗无子，遗诏由五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是为思宗。魏忠贤一伙立刻觉得失去了靠山，惶惶不可终日。
思宗（年号崇祯）还算是一个明白人，与熹宗的沉迷软弱很不相同，他倒是有些刚愎自用，因此，从性格上讲，他不易像熹宗那样被人操持。
据说魏忠贤曾想纂位，但其死党们以为时机尚不成熟，就未下手。但思宗却很果断，继位后两月就罢了魏忠贤的死党、兵部尚书崔呈秀的官。
这样一来，魏忠贤谋逆的希望就更化为泡影。他的党徒都是些趋炎附势之徒，一见此情，立即分崩离析，各求自保。
首先向思宗奏劾魏忠贤的是他的同党，其后东林党人又大举奏劾，魏阉的罪状举不胜举，就是有一百条命也难抵其罪。直到这时，魏忠贤还心存幻想，求人去向思宗说情，当然遭到了思宗的严厉拒斥。这年十一月，下令魏忠贤去凤阳安置，未到任所，又下令逮捕。走到半途的魏忠贤和干儿子魏朝钦听到这一消息，知道再无生望，便上吊自杀了。思宗并不罢休，下令分解魏忠贤的尸首，把他的头悬挂在魏忠贤的老家河间府的城门上示众。
客氏当然亦无好下场。思宗下令，把客氏在洗衣房中活活用鞭子打死。
同时诛杀魏忠贤的死党魏良辅（魏忠贤之侄）、侯国兴（客氏之子）、客光先（客氏之弟）等人，抄没其家产，对于遍布全国的魏忠贤的党羽也来了一个大搜查。按罪论律，杀头、抄家、罢官、贬谪各有差等，魏阉之党从此得以肃清。
有人说：“不能留芳千世，也要遗臭万年”，魏忠贤是想要“留芳”
的，并且还十分心急，深怕死后无人为他树碑立传，先在生前建上几座庙宇、祠堂，真是“赢得生前名，岂管身后事”！只是生前的“芳名”，正成了身后遗臭的根本，看来，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还是有些靠不住的。
若从魏忠贤的事例看来，拜古人而不拜今人、拜死人而不拜活人并非没有道理。其实呢，问题的症结并不在这里，而在于拜谁、怎么拜、为什么而拜，薄今厚古固然不对，厚今薄古也会造成恶果，不论对今对古，其目的恐怕不能为拜而拜。至于用权势和高压政策造成的舆论导向，既无法长久，更不得成功。魏忠贤生祠之拜，可谓热烈了，一旦倾覆，便成为历史的笑料。
往事已矣，然尚可为求名求势者戒！
一起最大的冤案
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借一位盲艺人之口对历史作了谶言般的感慨：
无官方是一身轻，伴君伴虎自古云。
归家便是三生幸，鸟尽弓藏走狗烹。
子胥功高吴王忌，文种灭吴身首分。
可惜了淮阴命，空留下武穆名。
大功谁及徐将军？神机妙算刘伯温。
算不到：
大明天子坐龙廷，文武功臣命归阴。
公元1630年（明崇祯三年）的一天，北京菜市口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他们要争相看看这个被他们骂作“大汉奸”的人是什么模样，又是怎样被处死的，有人还怀着一个希望，那就是若能买到这个大汉奸身上的一片肉吃，就能表明自己是真正的炎黄子孙，是地地道道的正人君子，还能治疗自己的胆小病，产生降妖伏魔的力量。
这个“大汉奸”终于被从囚车里推了出来。他被判的是凌迟处死的刑罚。所谓“凌迟”，就是要割一千刀，在最后的一刀才将犯人杀死，如果多一刀或少一刀，行刑的刽子手就要以自身来抵罪。
刽子手先从剥皮开始，而不能伤及血管，否则一下子就死了。从他身上剥下来皮肉，民众争相哄抬价格，一钱银子才能买到一片，他们吃一口骂一声“汉奸”，到了第三天，“大汉奸”才被最后杀死，其内脏也被众百姓一哄抢光。
这位被千刀万剐的“大汉奸”，就是明末著名的抗清将领、民族英雄袁崇焕。
也许，就是因为袁崇焕的被杀、清军才能长驱直入山海关前；也许，就是因为袁崇焕的被杀，中国北方才失去了真正的长城，满族人才能迅速推进到南方，才能建立近二百多年的满清王朝。这些都是“也许”，但袁崇焕被杀给明朝东北边防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却是不容置辩的历史事实。
那么，袁崇焕何以被当做“大汉奸”，而遭了千刀万剐之刑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万历初年，满清在东北崛起。公元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留下的十三副铠甲起兵，经过二十几年的征战，征服了整个女真族，建立了后金政权。公元1618年（清天命三年），努尔哈赤把明朝对满族人的欺侮总结成“七大恨”，以“七大恨”告天，向明朝发起进攻，次年攻占了辽东重镇抚顺，连败明军。终日纵情声色、万事不理的明神宗着了慌，急忙让辽东经略杨镐带领十多万大军分四路迎击，结果又全军覆没。明朝又派熊廷弼去辽东办理军务。
正在这时候，神宗死去，他的儿子光宗也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因误服药物而一命呜呼，皇位由光宗的儿子朱由校继承，历史上称他为熹宗，年号天启。
熹宗做皇帝时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他性格十分软懦，不愿多事，只好嬉游，他有两大嗜好，一是与小太监捉迷藏，一是干木匠活。尤其对于木工制作，他极为沉迷，他自己动手盖的房子和制作的机巧器物，还真有点水平，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天生的木匠。这样一来，他就把政事交给了在他做太子时就服侍他的太监魏忠贤。魏忠贤专权以后，无恶不作，大肆杀害正直朝臣，广结私党，祸乱国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阉党”。在这样一个朝廷的统治下，边境防务是可想而知的。熊廷弼在辽东也就难施手脚。
袁崇焕像熊廷弼到辽东后，苦心经营，勉强稳定了局势，但朝中某些官员对他横加指责，朝廷又将他革职查办，改用袁应泰做统帅。袁应泰是一流的水利工程人才，但对军事一窍不通，他轻率出战，结果遭到惨败。朝廷只好重新起用熊廷弼。但这时兵部尚书张鹤鸣与熊廷弼意见不合，他叫熊廷弼的属下王化贞不要听熊的调遣，结果由于好大喜功的王化贞失误，明军又遭大败，朝廷不分青红皂白，将王化贞和熊廷弼一起逮捕，并将张鹤鸣免职。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袁崇焕登上了抗击满清进犯战争的历史舞台。
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祖上原籍广西梧州藤县。他为人慷慨，富于胆略，喜谈军事，年青时就有志于办理边疆事务。公元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袁崇焕中了进士，被派到福建邵武去做知县。
公元1622年（天启二年）袁崇焕到北京来述职，他在和朋友们谈论时发表了一些对辽东军事很中肯的意见，引起了御史侯恂的注意。侯恂向朝廷荐举他，朝廷于是升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办理防务事宜。
明代就像宋代一样，信任文官而不信武官，皇帝害怕武官权力大了要造反，因此派文官指挥战役，再加上多方的牵制，所以往往失败。
袁崇焕任兵部主事不久，正碰上王化贞大败而归。一时间，朝廷惊慌失措，京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袁崇焕悄悄地骑了一匹马，孤身一人出山海关考察军情。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详细报告了山海关外的形势，并说：“只要有兵马粮饷，一人足以守住山海关。”这虽然有些书生意气，但朝廷还是升任袁崇焕为兵备佥事。
袁崇焕到山海关后，起初做辽东经略王在晋的下属，在关内办事。
当时王在晋切意防守山海关。袁崇焕认为，为了保住山海关，应当将防线北移，在宁远筑城驻守。朝廷中的大臣大都反对，认为宁远太远，难以防守，但他们不知道，若以山海关为国界，就好像以北京的城墙为国界一样，外围失去了屏障，山海关一旦被重兵攻破，后果不堪设想。如在宁远筑城，则可建立一片战场，取得一片巩固的根据地。在这片广阔的战场上阻击乃至消灭满清军队，比依长城而守，实在牢靠得多。
大学士孙承宗没有轻易发表意见，他亲往关外视察，支持袁崇焕的意见。不久，朝廷派孙承宗代替王在晋，做了辽东主帅，他令袁崇焕和副将满桂驻守宁远。
公元1622年（天启二年），袁崇焕到达宁远，立即着手筑城。宁远离山海关二百多里远，筑好此城，就等于砸下了一颗钉子。他订下城墙规格：城墙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墙墙址广三丈。袁崇焕和将士同甘共苦，所以筑城时人人尽力，第二年宁远城墙就筑成了。宁远城高墙厚，成为关外抗击满清的最主要的防御工事之一。袁崇焕由筑此城开始，经营辽东防务达二十年，在袁崇焕未被杀死以前，满清军队虽然多次绕道进袭包括北京城在内的一些城镇，但始终未能真正跨过宁远城一步。
经过袁崇焕和孙承宗几年的苦心经营，明朝的边防力量大大增强，明军开始主动出击，陆续收复了一些失地，并把防线向北推进了几百里。
面对已经取得的战果和宏伟计划的逐渐实现，袁崇焕内心充满了喜悦之情。袁崇焕也因功连连升官，先升为兵备副使，再升为右参政，主帅孙承宗也对他青睐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