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知道自己很容易受情绪的左右，他就提醒周围的大臣注意纠正他偏激的决定，并把批评朝政制度化。他建立了前朝所没有的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种制度不仅能够保证谏官、史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的内幕，使得有所劝谏，还起到了一定的监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员不敢谎报政绩。这种制度还规定，在会议之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如有过失和不当之处，谏官可当面指出，予以辩论。
再者，史官也了解皇帝大臣的许多情况，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起居注，对他们也是一种监督。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到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使用人才方面，魏征主张在不同的时期要对德才有所取舍。他对唐太宗说：“在天下未定之时，用人的标准是重视才能，不过多地考虑他的品德操行；天下平定以后，则非德才兼备不可用。”在魏征的影响下，唐太宗“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一次，他还主动地对魏征说：“选择任用官吏，是不能轻率马虎的。用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就会纷纷而来；用一个小人，那么小人也就会钻营投奔而来。”
尤其在个人享乐方面，魏征紧紧监督唐太宗，经常犯颜直谏，不让他大兴土木。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打猎，车马都准备好了，最后还是没敢去。魏征问他为什么没有出去。唐太宗说：“我起初是想去打猎，可又怕你责备，就不敢出去了。”
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唐太宗决定修建洛阳宫，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劝阻，言辞激烈。唐太宗发怒，要治皇甫德参的罪，魏征连忙拿汉朝的贾谊为皇甫德参辩护，证明自古上书言辞不激烈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唐太宗这才作罢。后来，河南、陕西一带大雨，泛滥成灾，偏在这时，唐太宗又要修建洛阳的正山宫，魏征听说了，赶忙上奏说：
“隋朝所以很快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隋炀帝大修亭台楼榭，百姓不堪役使，才起义反对他。如今，现有的宫观楼台已经足够居住的了，如果想到隋朝的灭亡，甚至还应该拆掉宫殿。如果舍不得拆掉，起码不该再修大的宫殿了。如果不想到得天下的艰难，不断地扩大宫殿建筑，追求华丽和享乐，增加百姓的劳役，那就会像隋朝一样的灭亡。”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停修宫殿，把材料运到了水灾区，帮灾民建造了房屋。
公元638年（贞观十二年），公卿大臣都请求太宗登泰山封禅，只有魏征认为现在举行封禅仪式不妥。太宗对魏征说：“我希望您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难道是我的功劳不高吗？是我的德行不淳厚吗？是国家还没有平定吗？是远方的异族人不仰慕大唐的高义吗？是吉祥尚未降临吗？是农业没有丰收吗？为什么我不能封泰山呢？”魏征说：“陛下的功劳虽然是极高的，可是百姓并未感受到陛下的恩惠；陛下的德行虽是淳厚的，但陛下的德政尚未传及全国各地；全国虽然安定，但并不能为兴办事业提供足够的资财；远方的部族仰慕陛下的高义，但朝廷却没有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吉祥的征兆虽然出现，但法网仍然密集；虽然连续几年农业丰收，但粮仓仍然空虚，这是我认为目前不宜封禅的原因。我不能用遥远的东西打比方，姑且用人作比喻。现在有个人患了十年的重病，到将要治愈时，已经瘦得皮包着骨头，马上让他扛起一石米，每天走一百里路，他一定不能做到。隋朝天下大乱已经不止十年，陛下平定了全国的混乱局面。虽然现在天下已经平定，但国库尚不充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向天地报告事业已经成功，我暗自对如此作法持怀疑态度。
况且陛下若东封泰山，各国的使者都要聚集到那里，周边各国人，无不奔走相告。现在西起伊水、洛水流域，东到泰山、东海、荒草滩、沼泽地，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之声不闻，道路萧条，行进艰难，岂可招来城外部族之人，把我国的虚弱状况展示他们？即使我们用尽财物赏赐他们，也不能满足远方之人的愿望；即使连续两年免除徭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苦。如果遇到水旱灾害，风雨之变，服役的民夫横加议论，即使后悔，也无法挽回损失。岂只是我一个人恳请陛下免去封禅之事？成千上万的百姓都乞望陛下恩准。”太宗听了魏征的一番话，也深感国家虽然初步安定，但生产远未恢复，国库仍然空虚，如此严峻的形势，有何功德以告慰天地？遂将封禅泰山之事搁置了下来。
有一次，唐太宗由长安去洛阳的显仁宫，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唐太宗觉得很气愤。魏征觉得如此下去将不好收拾，便对唐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无限制地追求享乐而灭亡的。现在因为供应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上行下效，拼命供奉陛下，以求陛下满意。供应是有限的，商人的奢侈欲是无限的，如此下去，隋朝的悲剧又该重演了。”魏征的这一番话使唐太宗悚然心惊，以后便很注意节俭。
对于唐太宗个人的品德修养，魏征也很重视。有一次，魏征直言不讳地对唐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魏征还引用荀子的话对唐太宗说：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震动很大，他牢记在心，并用这句垂诫太子，让他永志不忘。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怎样才能做一个“明君”，而不要成为一个“暗君”，魏征就给他讲了隋朝虞世基的故事。隋朝的虞世基专门投隋炀帝之所好，专说顺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结果隋朝灭亡。由此，魏征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最著名的是魏征关于忠臣和良臣的辩论。有一次，唐太宗听信了其他人的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经魏征辩论，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趁机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么？”
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太宗听了以后，十分感动，他连声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送给了他好绢五百匹。
当然，唐太宗是人不是神，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地接受，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
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好的鹞鹰，自己非常喜欢，就把他驾在手臂上玩。远远地看到魏征来了，十分紧张，赶紧把鹞鹰捂在怀里，怕魏征看到或是听到。其实呢，魏征早就看到了，他为了不让唐太宗贪恋声色犬马，就故意没完没了地禀奏公事，估摸着鹞鹰差不多憋死了，他才离开。等魏征走了，唐太宗赶忙从怀中取出鹞鹰，拿起一看，早已闷死了。这使他觉得十分窝火又说不出话来。
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回来，气冲冲地对皇后说：“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下佬。”皇后非常贤德，赶忙问要杀谁，唐太宗说：“魏征这家伙老是在朝廷上折辱我。”皇后听了这话，连忙回去换了一身朝服，恭恭敬敬地站在庭院里。太宗见了，十分惊讶，问她这是在干什么，皇后说：“我听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下；现在魏征正直敢言，全是由陛下的英明所致呀，我怎敢不表示我的祝贺呢？”太宗听了，觉得很高兴。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送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来往不绝，并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并为之亲自撰写碑文，刻于石上。
太宗对他思念不已，他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荣了！
忠臣好做而良臣难当，何也？大概是因为想做忠臣只要有一颗忠君爱国之心就差不多了，但如果想做良臣可就不一样了，不仅要有忠君爱国之心，还要有经世济时的真本领和处理政事、奉事君主的艺术，否则，在处处充满陷阱和危险的封建官场里，恐怕也只能是“杀身成仁”了。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大忠”和“小忠”的问题，所谓“大忠”就是忠国不忠君，忠事不忠人；所谓“小忠”，就是忠君不忠国，忠人不忠事。一个人只有到达了“大忠”的境界，才能真正地胸怀开阔，无私无畏，如果再有处事的艺术，也许就可以做一个良臣了。至于魏征，在一定意义上应该说接近了“大忠”的境界，他虽然数易其主，但几乎没有人为此而责难他，因为他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或是苟延残喘而去朝秦暮楚。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准则，那就是上安君国，下报黎民。因此，魏征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良臣之一。
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一直是中国最高的政治理想，任何朝代的帝王将相都希望能用最小的力气来获得最大的政绩，但做到这一点却是十分困难的。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也只有寥寥数人和寥寥几个朝代的特定阶段而已。
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列举了能够无为而治的七位大臣。
汉初曹参继萧何之后为汉惠帝时宰相。他继续推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为了便于国家政治、经济政策能够一脉相承，曹参对萧何制订的一切措施往往不做任何改动，他自己很清闲地沉醉在酒乡之中，什么事也不管，他的属下饮酒，曹参不去禁酒，就是属下办事稍有小误，也往往替为遮掩。属吏感德，但朝中大臣，往往感到不解，有的便把曹参的作为，报告了惠帝。惠帝查问此事，曹参忙伏拜在地，顿首谢罪，问惠帝道：“陛下自思，您的圣明英武，可比得上高祖？”惠帝道：“朕怎敢与先帝相比！”曹参又问道：“陛下察臣才，与故丞相萧何比，谁优谁劣？”
惠帝不知参所问为何，还是答道：
“恐不及萧丞相。”曹参这才说道：
“陛下所言圣明，确实如此。从前高祖及萧丞相定天下，法令、制度都已完备，今陛下垂拱临朝，臣等能守职奉法，遵前制而不令有失，便算是能继承前人了，难道还想胜过一筹吗？”惠帝听了以后，才了解了曹参的真正意图，说：“朕已知道你的意思了，请退下休息吧！”
曹参直到病死，主持相府整整三年。曹参为政，竟得讴歌。他本人原来就善长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这倒还在其次，关键是汉初在经过了长期的战乱之后，也正需要休养生息，所以，萧规曹随，无为而治，似乎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曹参，实在是由于刘邦和萧何任人得当的功劳。
东晋王导也是一个十分有头脑的人，他的性格有些与当时的名士相近，他历仕元、明、成三帝，他主张治理国家，应清静无为，到了晚年，他尤其注意不要过多地处理政事，当别人误解他的时候，他总是说：
“现在的世人都说我无所事事，但后人一定会思念我无所作为给国家带来的稳固和安宁。”
杜如晦像东晋另一位宰相谢安也是非常有胸怀和见识的人，他主张不必事必躬亲，他志向远大而性情疏阔，在轻松愉快中就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唐朝宰相房玄龄、杜如晦辅佐李世民治国安邦，形成了唐初贞观之治的局面。然而，史书上对他们功劳的记载远不如他们实际上所建立的多。他们虽然对前代的制度多有改革，但他们也有着顺其发展、无为而治的一面。
宋初赵普为宋太祖的宰相，他注意笼络人心、团结官吏，尤其是对待官吏的过错，他特别注意要慎重对待，甚至主张不予处理，以宽容的态度来顺其自然。每当收到士大夫之间相互告发和揭短的文书，不看一眼就扔进提前准备好的两个大瓮中，装满了就烧掉。这就防止了官吏之间勾心斗角、危害国家，保证了大宋江山的稳固。这好像是不负责任，但实际上对维护当时的安定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宋代的李沆也是一位大智若愚的贤相，每当各种建议呈报上来时，他都不批准，而是主张不变祖宗之法，并对人说：“我以这种方式报效国家，也就足够了！”
曹参、王导、谢安、房玄龄、杜如晦、赵普、李沆七位佐命大臣，虽身处显位，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然而，为了国家从不哗众取宠，从不宣扬自己的名声，真不愧是贤明的宰相！当然，更不能说他们是无所作为的宰相。
夏、商、周三代的初期一直是我们向往的大同世界的典范，据说那时是无为而治，西汉初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据说也是无为而治的典范，除此以外，似乎很难找出哪一个朝代、哪一个时期是无为而治，可见无为而治是多么不易做到。为什么会如此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无为而治需要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帝王和官吏少私寡欲，而这，又有哪个朝代能做得到？
有机会就要抓住
人常有生不逢时的慨叹。
人亦常有怀才不遇的烦恼。
这的确是人常常遇到的境况，否则，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该有多少雄才、英才呢？可在历史上能镌刻下名字的人又有几个呢？由此看来，绝大多数才智卓绝、雄心勃勃的人都被压在了历史的沉积层里，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沙子，永远地沉默下去；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成为星星，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这些人的成功，是因为他们得遇机会。
机会这个东西，实在是十分微妙，难以尽述的。我们不相信宿命的东西，也不相信在冥冥中有鬼神相助，有神灵保佑，但是我们不能不相信，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却绝对不是平等的。且不说有人生来就有优势，就是两个才智一模一样的人，干着一模一样的事，他们的机遇也会迥然不同。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人生就是撞大运！
然而，如果把一生都寄托在“撞”字上，那你就绝不是一个智者，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游荡人生的平庸之辈，永远不能成其大事。即便你能有幸碰见一只撞死的兔子，命运之神也不会永远眷顾于你，等你采取了守株待兔的策略之后，你的下场只能是饿得瘦骨伶仃。
真正的智者，对待机会的态度，一是要积极创造条件，二是要等待、寻找。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承而又相互促进的关系，缺一不可。机会不来，你强取蛮干，只能撞得头破血流。如果你没有平日的积累，没有良好的准备，没有优良的素质，机会即使来了，也不会落在你的头上，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让别人抢去。
所谓时来运转，在人生旅途中是经常出现的。据说姜子牙八十岁以前总是交华盖运，就是做点小生意，连上天都一阵风把他箩中的面给吹跑，可谓倒霉透顶了，连他的六十多岁的老婆都觉得实在没有指望，不相信这位“贤人”能有什么出息，跟他离了婚。等到周公请他做了国家总管，他就时来运转了，终于帮助周公一起灭了商朝，建立了周朝，被封在了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经济开发区”齐国，成为天下最富强的诸侯之一。
韩信在未遇萧何之前，还不是受人赐饭，钻人裤裆，要被人杀头。等遇到了萧何，他就吉星高照了。其实，在现实当中，时来运转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甚至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过。
机会是等来的，找来的，更是积极创造出来的，在机会出现的时候，一定要不失时机地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