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范》中的帝王术——唐太宗李世民是如何培养接班人的
李世民是很重视皇位继承人的选择和培养的，虽然其间历经曲折，但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李世民最初立长子李承乾为太子，后来又偏爱四子魏王李泰，由此助长了李泰的狂妄，李承乾由此产生了夺嗣之惧，企图发动政变，没有成功，被贬为庶人。后来魏王李泰、吴王李恪又为太子之位明争暗斗，加上以前齐王李祐的造反，李世民为防止身后发生兄弟仇杀的悲剧，改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即以后的唐高宗。
为什么选择李治为太子？李世民也给了大臣们明确的回答：李治不结党营私，这对于维护朝廷的和谐与团结至关重要。德才兼备，以德为首，这是选择继承人的总体原则。
接班人选好之后，李世民便开始了对李治的悉心调教和耐心培养。他不仅经常把李治带在身边，结合身边的实事，随时给予启发教育，逝世前不久，更把亲自撰写的《帝范》一书赐给李治学习。
《帝范》几乎讲到了做皇帝应该注意的各个方面。包括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十二篇，是一代英主对人生和世界的总结和体悟。其看问题的高度、远度和深度，令人仰止。其中许多内容，是教育皇子如何管理国家的。君体篇讲领导的原则、品德和心胸要求；建亲篇讲如何组织架构；求贤、审官、赏罚三篇实际上是人力资源管理经验总结，求贤是发现人才、招聘人才，审官是使用人才，赏罚是通过绩效管理手段用好人才；纳谏、去谗、诫盈、崇俭四篇是学习篇，讲领导人应该如何修炼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务农、阅武、崇文三篇可以说是务实教育。
在审官篇中提出了用人的两条重要原则：一是人各有所长，领导者要善于发现和使用他们的长处；二是使用要恰当，大材不可小用，小材也不可大用。唐太宗这里提到的用人原则，实际上是让太子具备一种协调能力、一种凝聚人心的能力，这是作为领袖所必须具备的感召力。领导者协调能力的突出表现是：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达到人事相宜。作为一名成功的领导，应该知人善任，让自己的下属去做适合他们的事情，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工作潜能，实现组织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
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总结出如此透彻的理论来指导子孙，是因为他自己在用人方面有深刻的体会。唐太宗有两个得力的宰相，一个是“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一个是“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唐朝开国不久，许多规章典法都是他们两人商量制定的。
房玄龄在唐兵入关中，归李世民，任秦王府记室。后参与玄武门之变，助李世民夺取帝位。贞观元年（627年）为中书令。后任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
杜如晦少年时聪明伶俐，悟性极高，精神风采超乎常人。归唐后，秦王李世民平定京城时，引为秦王府兵曹参军。不久，当时的太子李建成恐怕秦王府内英才云集，日后于己不利，就以朝廷名义把许多李世民的手下文武从秦王府中调去外地任职。房玄龄当时对李世民讲：“府僚去者虽多，不足惜也。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之才。大王您如果想经营天下，非此人不可！”李世民大惊，忙把已经调离的杜如晦追回。在平定薛仁果、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的战争过程中，杜如晦作为李世民高参，对军旅戎事剖断如流，深为时人敬服。太宗即位后，累官至尚书右仆射，与房玄龄共为辅弼，制定各种典章制度。
《旧唐书·房玄龄杜如晦传》说：唐太宗同房玄龄研究国事的时候，房玄龄总是能够提出精辟的意见和具体的办法，但是往往不能做决定。这时候，唐太宗就必须把杜如晦请来。而杜如晦一来，将问题略加分析，就立刻肯定了房玄龄的意见和办法。房、杜二人，就是这样一个善于出计谋，一个善于做决断，所以叫做“房谋杜断”，形容他们各具专长而又各有特色。在当时看来，房、杜二人同心辅政，是合作得非常协调的，所以人们称赞他们“笙磬同音，惟房与杜”。
唐太宗常常告诫群臣：“选用精明强干的官员，数量虽少，效率却很高，如果让唯唯诺诺的无能之辈占据高位，数量再多，也是人浮于事。”
唐太宗把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比作在地上画饼，只能看，不能食用。他责成房玄龄负责调整规划州县的行政区域，减少赘员。唐太宗还亲自督促削减中央政府机构，把中央文武官员从两千多人削减为六百四十三人。他还提倡对年迈体弱的官员给予妥善的安排和荣誉，使他们乐于让贤，让更多年轻有为、办事干练的人有机会为国效力。
正是由于唐太宗具有出色的领导能力，能成功地发挥人的特长，协调人才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才使得唐朝贞观时期，出现了官员精干、政治清明、生产发展的局面。
良好的领导能力是一个领导者必备的素质，只有拥有良好的领导能力才能处理好日常的生活和学习，才能够处理好人际关系，因此，父母需要培养孩子的领导能力。
培养青少年的领导能力，需要从日常生活着手，由于他们还没有涉及大范围的意义深广的协作事业，所以父母可以从他们的学习、游乐、生活几个方面培养他们的领导能力，不要顾此失彼，要让他们的生活“跷跷板”平衡起来，这样才能够为他们日后建功立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汉武帝刘彻——儒家文化浸润下的雄才大略
儒家文化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传统和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是孔子，其后孟子也对儒家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故有人便把儒家文化简称为孔孟之道。儒家文化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其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汉武帝之前，儒家文化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而秦朝的“焚书坑儒”对儒家文化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汉初的统治思想的“黄老”的道家学说，直到到汉武帝时期，为了巩固大一统的局面，董仲舒便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获得汉武帝刘彻的认可，从此，儒家文化才登堂入室，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汉武帝在老师那里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吸取了儒家文化中的精华，并具备了儒家所提倡的勇敢、果断、自制、顽强等品格，缘于汉武帝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作出英明的决策和开明的用人观，许多大臣都为他效力，为他来定国安邦，苏武、霍光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霍光，是武帝时期的重要谋臣，也是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大儒。其父霍去病去世后，霍光就做了汉武帝的奉车都尉，享受光禄大夫待遇，负责保卫汉武帝的安全，所谓“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在跟随汉武帝时期，他谨慎小心，受到汉武帝的极大信任，由于他的忠诚就被命为汉昭帝的辅政大臣，汉武帝命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背负周成王的图画赐予霍光，嘱托霍光像当年周公辅佐年幼的周成王一样辅佐刘弗陵。霍光缘于被汉武帝的信任，对未来的皇帝更加忠心。他执掌汉室最高权力近20年，为汉室的安定和中兴建立了功勋，成为西汉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政治人物。
汉武帝成功的领导是建立在高尚的品德、果断的决策、英明的用人上，而领导力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培养的，而汉武帝之所以具备这样的能力，是与其吸收儒家文化的精华分不开的。儒家文化具有深厚的底蕴，并且经过了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的检验，学习儒家文化对一个人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给父母的建议是：
1.儒家思想中凸显人的地位，蕴含了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当代，技术的主导作用使教育中人文因素萎缩、淡化，出现了人文发展的危机倾向。所以，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要注重教育中的人文内容，避免单纯的技术化倾向。
2.要充分重视儒家文化中为政内容以及处世思想对孩子素质培养的积极作用。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成就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与儒家文化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儒家文化对为政非常重视，在论语中为政占了重要的地位。吸收儒家文化的积极思想，对提高孩子的领导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3.积极借鉴儒家文化中的修身方法。修身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人立世的第一步。而儒家也为人修身提供了许多现成的方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内省也”。这些都有利于孩子自身素质的提高的重要方法，父母们应该用这些内容对孩子进行教育，提高孩子的修养水平。
以史为鉴，传授治国之道——朱元璋如何培养未来的一国之君
朱元璋认为一位合格的国君应该具备一定的决策能力，要有对大局的掌控能力，要有坚决的执行能力，另外还要勤政务实，这样才不至于失去民心，江山才能万古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