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中国皇室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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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东宫的陶冶和成长—皇太子教育(1)

入则有保,出则有师

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认为,后天的教育可以造就或改变人的品性、才智。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历代皇室也很重视对于子孙的教育。尤其重视对国家“储君”太子的教育,并专门设有一套对太子进行教育的机构。

一般来讲,太子在六七岁时都要开始读书学习。宫中设立专门负责教授太子的老师。太子老师称为师保,师保与其他辅助官吏一同组成太子官署——东宫官署。东宫官署专为皇太子所设,负责皇太子和皇室子孙的礼、乐、文化教育,由博学之士、品行兼优之太傅、少傅、太师、太保负责。太傅教授臣节、治政之道,少傅观察纠正太子德行,太师教太子行事、晓谕德行,太保为谨慎太子其身、辅弼正道。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

太子的老师与太子关系密切。

汉高祖时,刘邦见刘盈天生懦弱,才华平庸,而次子如意却聪明过人,才学出众,有意废刘盈而立如意。刘盈的母亲吕后闻听,非常着急,便遵照开国大臣张良的主意,邀请当时隐居的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四位著名学者来当太子的老师。他们出山时都80有余,眉皓发白,故被称为“商山四皓”。刘邦久闻四皓的大名,曾请他们出山为官,而被拒绝。刘邦见太子有四位大贤辅佐,消除了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的念头。汉宣帝时,名儒疏广为太傅,其侄疏受为少傅,太子每上朝进见皇帝,都是太傅在前,少傅在后,皇帝见了十分欣慰,大臣们也都叹服而心向往之。太子师保乃是文臣们十分钦羡的职位。

太子师保的任务一是教授经史,二是在德性上对太子予以规训。平时,作为太子顾问,指点太子在各项问题上的取舍去从。师保与太子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要对太子的行为负相当责任。秦国商鞅执政时,太子犯法,理应判重刑,但考虑到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不便施刑,便以太子师傅公孙贾和公子虔做替身。宋神宗做太子时,聘请名儒王陶、韩维为太子师傅。神宗赵顼上朝觐见时,行拜礼节奏快了些,显得不够稳重。回到东宫后,韩维指出了这个问题,并说:“我来下拜,你跟我学。”于是赵顼亦步亦趋地跟着韩先生学习下拜。一日,近侍给赵顼送上一双弓样靴,韩维见到了,觉得不利于引导太子行止合乎规矩,便讽喻说:“王怎么可以用舞靴?”赵顼顿时面有愧色,立即令手下人将此靴毁掉。

历代王朝太子的师保,对皇帝实施德育等各方面教育。通过他们的教育引导,使皇帝提高自律性,遵循古代的道统,为将来继承王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太子师保傅的选择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常人“爱其子,择师而教之”,太子是国家未来的君主,皇帝自然更加重视对他的教育。并且,由于太子与老师关系密切,老师不但对皇子早期影响重大,还影响到国事的兴盛与衰微,因此,从周武王任用周公为成王的老师,到陈宝琛为溥仪的老师结束,历代的皇帝没有一个不重视对太子老师的选择的。

周成王年幼,周武王选周公、召公分别为太保、太傅。周公和召公都是很博学的人,在群臣当中有很好的口碑,品行端庄,道德高尚,成王从小就向他们学习,因此对于各种问题的看法和见解都要超过常人。成王跟这些贤明的人在一起,每天都听到正确的教导,足以使他增长仁心、修养品德,成为圣明的君王。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开国皇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明君,他懂得国家要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搞好子女教育非常重要,认为教诫太子诸王是“当今日之急”。因此,他给几个儿子选择的老师都是德高望重、学问渊博的人。

太子承乾幼年聪敏,太宗很喜欢他。为了加强对太子的教育,贞观四年(630年),太宗选拔“慷慨有志节”而又德高望重的李纲担任太子少师,以忠正刚直的萧瑀任太子少傅。他为太子选拔老师,告诉侍臣说:“李纲、萧瑀这样上等智能的人自然不会沾染恶习,有他们这样正直忠信的人做太子的榜样,在言行上有所裨益。”

北宋词人晏殊,素以诚实著称。在他十四岁时,他与一千多名进士同时参加考试。结果晏殊发现考试是自己十天前刚练习过的,就如实向真宗报告,并请求改换其他题目。宋真宗非常赞赏晏殊的诚实品质,便赐给他“同进士出身”。晏殊当职时,正值天下太平。于是,京城的大小官员便经常到郊外游玩或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晏殊则在家里和兄弟们读写文章。于是,真宗提升晏殊为辅佐太子读书的东宫官。大臣们非常惊讶,宋真宗说:如此诚实和谨慎的人正是东宫官合适的人选。

雍正也非常看重对太子的教育,在为太子选择老师的事情上煞费苦心。他为太子弘历挑选的老师都是学识渊博的人,在数十位候选老师中他最终任命朱轼为弘历的老师。雍正任命朱轼为太子太保,是因为朱轼在康熙年间表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在大臣中具有良好的威信,再加上他认真和正直的品质,得到了雍正的信任。

作为帝师的朱轼对弘历的影响重大。朱轼为人为官作风一贯严谨,所以对皇子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有时候雍正都觉得有些过头了。一天,雍正对朱轼说:“教也为王,不教也为王。”意思是告诉朱轼,你没必要对皇子管得这么严格,不管你教育得严格不严格他将来都是要称王的。但是朱轼没有顺势而下,相反,他严肃地告诉雍正:“教则为尧舜,不教则为桀纣。”朱轼认为,教育得好能够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教育得不好只能成为桀纣那样的暴君,正是因为弘历是皇子,才应该更加严格地要求。

弘历熟读《诗》、《书》、《易》、《春秋》,研究宋儒性理诸书,并旁通八家之文,在位六十年稳定拓展了“康乾盛世”的辉煌局面,朱轼这位帝师功不可没。乾隆登基之后也一直特别感谢他的这位严师。

以上可以看出,帝王在皇子老师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只有那些端良厚重、老成识体的正人君子,和那些学问渊博、融会贯通的博学鸿儒才能担当帝王之师的大任。这些帝王之师不仅仅担任传道授业解惑的任务,在一定程度上还帮助太子治理国家。

艰苦的上书房岁月

清代每一位皇子都必须经过一段上书房读书生活,上书房是清朝培养接班人的重要场所,因此受到皇帝的重视。上书房皇子们接受德智体各方面的教育的场所,只有经过上书房的读书岁月,才能为今后走上帝王之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清代帝王重视皇子们的读书学习,为历代封建王朝所不及。与前代相比,清代皇子们的读书学习有如下特点:入学年龄早、学习时间长、规矩严、课程多。

清代皇子皇孙读书的地方是“上书房”,建于雍正初,起初叫“尚书房”,道光年间奉旨改为“上书房”。上书房位于乾清门内东侧南庑门向北开,共五间。在清代,皇子凡年届六龄,即入书房读书,一般派满汉大学士一人或二三人为上书房总师傅,并设汉文师傅若干人,主要教授皇子们儒家经典;称为“谙达”的满蒙师傅若干人,均多以贵臣充任。

关于课程的安排,清人福格《听雨丛谈》卷十一记述是这样的:首先,“学蒙古语二句”,然后拉弓箭数次,活动一下;接下来学习满语,“读满文书二刻”,最后学习主课汉语,从早晨六点多钟开始学习,课程有:《五经》、《史记》、《汉书》、《诗赋》等。学习的方法是:师傅读一句,皇子读一句,诵读百遍,然后与前四天所学内容合起来再读百遍。

历史上有关于康熙时期皇子们在上书房读书生活的记载:

凌晨三点到五点,皇子们就要到无逸斋,要有一个时辰的时间复习头一天的功课,凌晨五点到七点,老师来到课堂,满文的师傅、汉文的师傅到了之后先给皇太子实行跪拜的礼节,然后就检查皇子们功课。早上七点到九点,这个时候学生上课已经过了四个小时了,康熙下了朝就来到了无逸斋,皇子们到斋外面台阶下面迎接康熙。康熙来了之后落座,就让他的儿子背书。有时,康熙拿出书来随便点一段,太子就背,检查完了之后,康熙才去处理他的政事。

九点到十一点,这是练习书法的时候。皇子写字的时候,每一个字要写100遍,来练习书法。十一点到十三点,这是午饭的时间,等侍卫送上饭来,老师接了饭,然后到自己座位上吃饭,皇子们在另一旁吃饭,吃完饭之后不休息,继续温习前头的功课。十三点到十五点,这时候皇子们到无逸斋外面的一个院,那儿有靶、射箭,开始练习骑射,当然也是为了休息一下。十五点到十七点,康熙又到了无逸斋再次检查功课,几个皇子排着队一个一个背,皇帝在一边听。十七点到十九点,这节课是在无逸斋外面练习射箭,康熙先让诸子们一个一个射,之后让那几位师傅一个一个射箭,最后康熙自己射箭,史书记载叫做“连发连中”,功课完了之后放学。从凌晨三点到晚上七点,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放假日少得可怜,只有元旦(夏历正月初一)、端阳、中秋、万寿(皇上的生日)、自寿(自己的生日)“共放五日,余日虽除夕亦不辍”。清代就是这样来培养这些人间的精英。

清代皇子们要学习满、汉、蒙三种语言文字,并不比我们现在的学子轻松,他们不因为生长在帝王之家而荒废学业,要为将来能够登基称帝治理国家打下基础。所以与历代封建王朝相比,清代皇帝的整体文化修养比较高。

上书房的师傅们受到皇子皇孙们对格外的尊重,例如嘉庆帝的师傅是朱文正(朱珪),乾隆帝崩,嘉庆帝急召他入京,嘉庆帝执朱珪手痛哭失声。朱珪逝世,嘉庆帝亲往府上吊唁,由于朱家大门低矮,御车不能入,嘉庆帝便步入。特谥文正。当然,上书房的制度也十分严格,据清史记载,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初七那天,乾隆帝查上书房师傅入值门单,发现自二月三十日至三月初六共七天里,所有师傅竟都没有到职,乾隆对皇子师傅们的失职行为极为愤怒,遂召集军机大臣询问,又将旷职师傅狠狠训斥一通,下令将两个满籍师傅先打四十大板,仍留上书房行走,以观后效。上书房师傅挨板子,清代历史仅此一次,可谓“空前绝后”。

清朝还有上书房行走一职,作为清朝时候皇子师傅的副手。

在上书房就读的皇子、皇孙中注定要有一个成为统摄全国的君主,所以清代历史中有很

多的人因在上书房授课而飞黄腾达。如蔡世远、朱珪、汪廷珍、杜受田分别是乾隆帝、嘉庆帝、道光帝、咸丰帝的汉文授课师傅,后来都成为朝廷一品大员。

清代的上书房是独特的景观,勤奋刻苦的皇子们在那里接受知识的洗礼,在师傅的熏陶下,使之品行端庄、思维敏捷。皇子们精习文韬武略的帝王统治术,为继承大统奠定了根基。

太子的读书计划

尊崇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的历代帝王们,在太子的读书教育上,皇帝或者帝师们都有着严密的计划,以使皇子们从学习中中体味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华,在实践中学习治理国家的方略。

纵观历代太子读书计划,你会发现“四书五经”和“史书”是每一个朝代太子的必读教材。皇帝们要求他们通过熟读经史,从中学习安身立命之道。随着朝代的更迭,这些书籍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和筛选,培养了无数的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

“四书五经”作为帝王的教材,内容相当的丰富,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既是生活的再现,又是思想的凝结。史书,特别是二十四史,这些书中详细记载了君王们的善政美事;还有昏君庸王贼臣奸佞的丑事,主要围绕治国平天下来展开,有利于皇子们从中学习治国之道。

这样笼统地讲很难明白太子的读书计划是怎样的一个流程,下面来看一下光绪帝师是如何安排他的读书计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