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兴盛或衰落、股市繁荣或崩溃、战争与经济萧条，一切都周而复始，但它们似乎总是在人们措手不及的时候来临。”
——彼得·伯恩斯坦《风险》
这是一次艰难的写作。最早萌发写本书的念头大概是在2008年的那个夏天。当时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让许多貌似强大的美国跨国企业巨头在一夜之间被打回原形。
资本在人性贪欲的勾引下，彰显了它最狰狞的一面。那些许多无辜的中小企业因此被牵连，纷纷破产。许多人不得不走上街头，重新寻找自己的饭碗。不良大企业对整个社会的伤害开始凸显。
随着商业在这个社会扮演的角色的加重，大公司开始成为这个时代一个重要的社会机器零件。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世界的繁荣与萧条，合作与对抗，进步与危机，它们都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
由此可以上溯到100多年前，中国驻西方四国公使薛福成所言：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大公司和企业家。他们的成功在今天被人们津津乐道，他们成为一代年轻人膜拜的新偶像。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称为“欧元之父”的蒙代尔说的那样：从历史上看，企业家至少和政治领袖同样重要。那些伟大的企业家们，曾经让欧洲变得强大，让美国变得强大，如今也正让中国变得强大，他们是和政治领袖一样重要的人物。
事实上，从政治的本质来看，我以为政治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生活，一种基于物质的民主体验，而不单纯是空洞说教的政治概念。政治的最大平等和民主，其实就是经济上可以自由缔结契约的平等，离开任何经济基础的平等，其实都是虚妄与肤浅的无知想象，都是一条通往社会末路的“奴役之路”。
在美国，一个基本的观点是，拥有财产或者至少可能获得财产的独立公民，才有能力来进行自我管理，有能力投票并组建他们的政府。
为此，美国独立战争的著名政治领袖富兰克林写了本风靡全球的小册子《穷人理查德年鉴》，来说明政治民主的本质其实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之上的。
2010年，当我在梳理写作中国历史变革史时，却意外发现，在中国改革的重要历史关口，商业总能成为政治的暗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政治格局的走向。
这一年的下半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大型记录片《公司的力量》，第一次系统性地阐释了世界公司与中国大企业的历史演变。
今天，我们在津津乐道中国著名企业家的时候，却往往忽略了创造奇迹的特殊土壤。
这才是最值得警惕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中国企业在过去三十年创造的“奇迹”其实不是奇迹，而是借种种不可重复的机遇、遗产和“便车”之力实现的高成长甚至是高掠夺、高攫取。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熟，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进一步接轨，这种特殊的土壤不复存在。中国企业今天遭遇的挑战，首先是因为这些因素要么消失，要么所蕴藏的能量已释放殆尽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这些天赐的机会要素里包含着抑制企业内在能力生长和发育的毒素，这是中国企业需要为奇迹般成长支付的巨大隐性成本。
于是，对三十年间中国典型大企业进行深入的回顾与展望，便成了我的新使命。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6年完成不朽的经济学经典著作《通论》后，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们要寻常一条商业的文明之路，因为只有它才能够维系少数人的心灵。
我们发现，中国企业在三十年间创造的巨大奇迹与它们在今天面临的巨大挑战之间，有着潜在而深切的关联。
换一个角度看，“后发优势”同时就是“后发劣势”，“富饶的贫困”隐含着“贫困的富饶”，“便车”既是一种福音也是一种诅咒。
在中国进入第二个改革开放30年的关键时刻，中国这些大企业的领袖能否带领自己的公司，跨过那深不可测的“卡夫定峡谷”，在世界的舞台上，成就中国伟大公司的梦想？我们不得而知。
但我们知道这样的历史教训，“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一个国家如此，一个企业亦然。
当下中国企业家的普遍现象则是，中国创造了太多的商业神话。但这块商业的土壤缺失是自己信仰的集体缺失。
一次捐赠会上，美国著名企业家卡内基曾这样说道：当我死后，我为平生所作所为去接受上帝审判时，我相信我将会是无罪判决。在我的努力下，这个世界已比我刚来时，多了几许美好。
如果以卡内基来反思中国的企业家们，你可以无一例外的发现，挣钱是他们唯一的原动力。从柳传志到宗庆后，再到史玉柱。甚至游学国外归来的那些网络新经济的权贵们，他们都不愿承担社会的公共价值的推广，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挣钱！
坚决不做改革的实验者，也坚决不做国家的牺牲品。这是柳传志等第一代中国企业大佬们的商业哲学。甚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借助于法律与体制的落差，一再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来破坏本已岌岌可危的中国社会生态。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放到更遥远的英国，早期的维多利亚，一个工商业的黄金时代，你甚至会发现，即便这是一个贪婪疯狂的年代，但它更是一个价值信仰的时代。走过近200年的风雨历程，这些当年的企业领袖们的商业信仰仍然在影响着当今西方世界的格局。
甚至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有工商业之父之称的涩泽荣一1916年出版了《论语与算盘》。在这本书里，他成功地把中国孔子的商业理念与社会信仰进行了嫁接。提出了“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精神”。
中国企业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野蛮成长”，他们在获取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现在必须参与重新构建整个社会生态链条的建设，否则伴随中国企业家与生俱来的原罪，将成为套在他们头上一道无法破解的魔咒。黄光裕如今深陷囹圄，给中国企业家们拉响了警报。
企业是经济细胞，它不仅是“财富动物”，更是“社会动物”，一个不会承担社会公共责任的公司注定不会走得太远，一个没有商业信仰的企业大佬，也终将被世人所唾弃。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认为，企业家本身是创造社会文化和法律的重要力量，西方发达国家好多的制度甚至文化和200年前都很不一样，甚至和100年前都不一样，企业家就是这种重要社会制度和文化变革的主推力量。
张维迎这一论述如果成立的话，那另外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命题则是，如果说中国目前的政治改革停滞不前，其实这也与整个中国企业的恶劣的商业信仰价值有很大的关联。
作为上一个30年改革的受益者，中国企业家的商业信仰重建已刻不容缓。这是资本应该对社会贪婪作出的一种生态补偿。不是道义，而是责任。
企业家大佬必须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对社会公共制度和文化的重建，不仅是在保护这个社会，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保护自己，否则，一个没有制度和现代文明的社会，富人的财富，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可以迅即化为泡影。
其实伴随中国企业“野蛮生长”的还有投机。当我们重新梳理完中国近30年来涌现的一批大公司时，发现无论中国的传统实业公司还是互联网企业，公司的核心产品和技术在很大程度都是对国外企业的一种简单模仿，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得源于中国制度的不透明和公众信息的不对称。
被称为商业天才的史玉柱甚至把创新总结成：模仿+改进。
而以稻田昭夫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家则和中国企业家走向了相反的一条艰难的孤独之路。他们认为模仿是一种可耻的盗窃行为。公司并将付出惨烈代价。
在中国30年的企业进化中，我们还发现了中国一个特有的现象，那就是企业家对政治权力的过度迷恋。无数的企业因此而倒下，但更多的企业却依然乐此不疲，蜂拥而上，也许当一个企业因为权力投机时，同样的结局就已经注定它将为此蒙难。
当金钱和权力媾和，走向财富和权力巅峰时，贪婪和腐败将会最终摧毁自己和企业本身，当然也包括政权。
中国企业走过的历程，交映着改革开放30年的脚印，企业家们的商界驰骋，也书写了这个特殊精英群体对社会和自身的重新思考。他们创造了梦想，但也必须学会尊重和谦卑。懂得利益的追逐与权力的尺度。
曾经创办了两家世界五百强的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的一番话可以让中国所有企业家汗颜，他说：如果要寻找我成功的理由，也许就是这一点，亦即，也许我的才能存在不足，但是，我有一条单纯而坚强的追求人间正道的指针。
一个企业如何才能获得自我生存的远见？如何才能获得基业长青的奔跑基因？如何才能在变幻的大危局中寻找到逃生的出口？
我们试图从选取的中国这三代大企业案例的解剖中，寻找到可以借鉴的答案。
我们深信：中国大企业参与逐鹿全球的大幕正在打开。
祝福中国！
傅野
2012年3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