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富不过三代
中国有句俗语叫“富不过三代”。也就是说一个人、一个家庭在富裕起来之后，不注重教育子女，对子女过分溺爱，使他们从小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裕生活，根本不懂得金钱来之不易，就是一座金山，也就很快便被挖空、花掉了。
举世闻名的美国汽车大王福特，不仅在汽车工业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经营方式也深深地影响了全世界许许多多的企业。
家。尤其是其家族的富贵能否传承话题，更是人们议论的焦点。
福特的一生，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比如，日本的一位传记作家在仔细地将享利·福特与他的孙子福特二世（福特汽车公司的第三任董事长）作了比较后，提出了一个疑问：
“享利·福特比他的孙子福特二世还要刚愎自用，但为什么没有遭到攻击并不断壮大其事业呢？”
这是一个极为发人深省的问题。
享利·福特有“绝对的帝王”之称，自他去世之后多年藕他的“绝对帝王”风格一直为人所怀念和赞赏。
福特生于美国密西根州的迪尔本，迪尔本在芝加哥以西270英里处。福特的祖父是爱尔兰人。当年，由于爱尔兰发生了马铃薯中毒和伤寒感染事件，许多人纷纷逃离故乡，福特家族就是这支移民队伍中的一群。
福特的祖父带着妻子、儿女和弟弟一行10人，从爱尔兰经过跋山涉水，来到迪尔本。当他看到眼前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时，便决定在此以伐木售木为生。
福特的父亲威廉是一名铁路工人，福特的母亲在他12岁那年突然去世。除了母亲的坚强性格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之外，他的父亲对子女的教育也非常严格，子女们对每周的花销必须报帐，他认为合理的给予奖励，不合理则给予惩罚（比如减少资金供给等）。
福特的父亲对他的教育也是颇有意思的。他从小接受严格教育，尤其是对金钱的处置颇为谨慎。他为了缴纳学小提琴的学费，也得和他的姐姐一样去打工。
福特7岁进入苏格兰人开垦地的学校学习。这所学校只有一个教室，福特只有数学成绩名列前茅，其他各科的成绩几乎全都落在最后。
在一个北风呼啸的冬日，福特跟随父亲搭车到八英里外的底特律去，在那里他第一次看见了火车，他立刻产生极为深厚的兴趣。
后来，享利在学校制造了小蒸汽机引擎时，引起过一次小小的事故，他制造的引擎发生了爆炸，铜片、铁片、玻璃四处飞溅，他的嘴唇也被割破了，同伴中有的人头部受到重伤。
他事后说：“这是因为我制造的蒸汽机引擎不够理想，在应该慢慢加入煤的过程中不小心加过头了的缘故！不是我的蒸汽引擎没有希望。”他倒是一点也不沮丧。
福特的好奇心强，他的分解癖并不仅仅限于手表，新的农具也会被他拆得支离破碎。
热衷于钟表和火车头的福特，开始瞒着家人，偷偷地顺乡间小路溜到底特律镇上。福特常常把鼻子紧紧贴在钟表店的玻璃窗上，看店里的师傅拿小钳子修理手表，有时看得完全入迷，以致忘了时间，到天快黑的时候才匆匆跑回家。
那是一年盛夏，13岁的福特看到了无轨蒸汽机。福特和父亲搭乘马车一同去邻村，突然，他眼前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发出巨大的吼声，并且喷了他一脸蒸汽。
这辆蒸汽机的铁制前轮很大，履带上绕着粗铁链，前轮上方有一个大汽锅，汽锅上横着水槽，上面还有顶蓬，后面则拉着装满石灰的拖车。
50年后，福特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了关于当时这个怪物给他的冲击和震动的文章。而这时的福特，早已是拥有近万人职工的福特公司的总裁了。他的成功，无疑继承了先祖节俭，勤勉的家庭处事传统，尽管福特有着刚愎自用的性格，却没有对他的事业有重大的影响。他的这种性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表现得尤为突出。
福特首先解雇了柯冉斯。他是位销售方面的专家，但福特认为他和华尔街的银行——经销商——的关系太密切了，不久，霍普金斯也被解雇了。
这时候，人们开始称福特为“独裁者”，因为他企图将爱德歇尔放逐到遥远的加利福尼亚分公司，他甚至对自己的儿子都毫不留情。爱德歇尔在担任董事长期间，反其父之道而行之，极力维持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导致了父子俩的冲突。
令人不解的是，福特这种绝对独裁主义，即所谓的君主式垂直结构，公司都能在不景气的漩涡下不倒。而另一个公司，杜朗的GM公司，采取的是水平结构的企业经营方式，却无法突破战后萧条的难关，弄得破绽百出。
另一个难解之处是，享利·福特的孙子，享利·福特二世（日后福特汽车公司的第二任董事长），他因同样的刚愎，先后赶走了努德生和后来的李·雅科卡等要员，却将事情弄得一塌糊涂。
雅科卡被驱逐后，福特汽车公司爆发了美国经济发展史上最惊人的赤字——15亿美元（1980年）；与此同时，被驱逐的一方——雅科卡却挽救了濒临破产的克莱斯勒，并得到年薪1500万美元的优厚待遇，历史再次开了个玩笑。
当福特公司向美国政府申请援助时，克莱斯勒表示愿意吸收合并福特公司。
“不要做白日梦！我宁死也不答应。被雅科卡这家伙吞并…”哼，免谈！”素有花花公子绰号的享利·福特二世大叫道：
“你们看看，迪尔本福特总公司的12层大厦上不是挂着我的姓氏吗？”
然而，不管怎么说，福特家族所占有的股份已降低到40％，而且继续走着下坡路。
美国舆论对享利·福特二世导演的整体放逐闹剧进行了以下猛烈的抨击：
“在绝对的帝国的四周必有一道由其亲信建筑起来的围墙，被蒙蔽的君王易横行霸道而不自觉。”
疑问就此提出：“享利·福特比他的孙子福特二世还要刚愎自用：但为什么没有遭到攻击并不断壮大其事业呢？”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除了智慧、经验和才华而外，在享利·福特——即老福特身上，更体现出一种在家境贫寒时养成的良好的心理素质，即使他有一些个性的弱点，但不妨碍他引导他的公司一步步走向辉煌的境地，而他的孙子福特二世却不具备这种素质。
“富不过三代”一说，不是绝对的。有的家庭尽管历经了世事的重大变迁，但其内在素养传承，有时经历代而不衰。
提起荣智健，总离不开“高干子弟”、“红色资本家”、“中资红人”这些称号，对此，他说道：“我身份很奇怪，在大陆是资产阶级‘黑五类’，到香港又变成高干子弟，弄得我莫名其妙。”
他明确表示：他并不是无产阶级，他从来就是资产阶级。揍下来的问题是，荣智健算不算香港人？是否出生富家大族？
他1942年出生上海，是家中唯一的儿子，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父亲荣毅仁，1949年在大陆有“民族资本家”的称号，1979年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93年任国家副主席，素被海外传媒称作“中国首富”。
“个人来说，我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绝对长久不了。”荣智健这样剖白。
然而他承认，假如他不是荣氏后代，荣毅仁的儿子，假如没有中国背景，没有一套辅助他的班底，在香港，他就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
荣智健祖籍江苏，祖父荣德生在清朝末年已是企业界名人。
人称“棉纱大王”，并与兄弟合办面粉厂，为全国“十大巨富”之一。
解放前夕，荣氏家族成员和上海的其他资本家一样，纷纷离开中国大陆。
荣毅仁决定留在中国。这对荣家，对荣智健，1949年是分水岭，是新开始。
那时候，荣家上海大宅，环境幽静如旧，大厅典雅古朴，红木家具以瓷器、古玩、盆景点缀，当中高悬李可染的《江南渔村图》。
荣智健追忆少年往事时说：“我们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中有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父亲出入坐Buick、Cadilac，57年换了梅塞德斯——奔驰300。”
荣智健十多岁时第一次开车，是辆红色皮蓬的英国Singer跑车。那时，在国外的荣家亲戚都说，荣毅仁一家在上海的生活不比他们差，也许还好一点。
1959年，荣智健在南洋模范中学毕业，适值父亲在上海市付市长任上奉调进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付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
荣智健考入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但大学第一年他几乎没有上过课。大学毕业，荣智健孤身到了辽宁省长白山区一个水电站实习。不久，文革爆发。“我觉得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在此之前我可以说是温室里的花朵。”他说。
他追忆人生最大的磨炼：“八年下放，吃了不少苦，也受益不浅。人变得坚强了，对社会对人，也有了更多的了解，眼界不那么狭窄。这些，对我今天的工作很有帮助。”
荣智健大学毕业不久便结了婚，长子荣明结在他“下放”四川时出世，调返北京次年，女儿荣明莹出生，三子荣明棣于1983年生于香港。
他的子女应该是“信”字辈的，但文革期间，他觉得明白真理、明辩是非，比“信”更重要。
1978年，36岁的荣智健留下妻儿，独自南下，到了香港。
荣智健首先和两个堂弟开办电子厂，初时产品是电容器、电子表等。后来转而生产集成电路和电脑随机存储器（RAM）。荣智健所占的投资也由初时的三分之一，渐增为60％。
他任电子厂总经理期间，由于熟悉国内电子产品市场，产品都卖得出去，利润又投资在研究发展上，公司不断壮大。
他更大的财富，源自他父亲和他父亲在邓小平授意下，在北创办的“宏大企业”。
“假如我不是荣毅仁的儿子，我今天不可能做香港中信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但假如我仅仅是荣毅仁的儿子，而自己没有能力来经营，香港中信也不会发展成为今天这个规模。”荣智健并不妄自菲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1979年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晤荣毅仁，请其“出山”。直属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1979年10月成立，荣毅仁任董事长一职，直到1993年出任国家副主席才卸任。
初时，中信的业务开展并不迅速，内部对公司的发展意见有分歧，后因荣智健投资香港的基建，搞东区海底隧道，与中信部分人士看法相同，就开始替中信做些策划性工作，但仍是“局外人”的身份。
1986年，中信董事局有人提议让荣智健正式加入，这是一生中另一重要时刻。
香港中信于1985年5月14日成立，公司设在华润大厦。
对荣智健、荣氏家族，甚而对中信集团，1986年是重要时刻。刚加入香港中信，荣智健发觉其内部权力架构错综复杂，一人之力穷于应付，故他尽量避免人事，只求工作表现。他开始注意当时极赚钱的国泰航空，以及一些有潜质的公司。
当他向董事局提出收购国泰航空股权的时候，反对的声音：不但香港有，也来自北京。荣毅仁支持他，荣智健赴北京与父会面。然后，荣毅仁自费邀请居于世界各地的亲属回国团聚。应邀回来的荣氏家族有200多人，携老扶幼，好些家族成员在1949年后出国，有些人在外国出生，只能讲简单的普通话。
200多名荣氏家族成员齐集人民大会堂，由邓小平接见，拍摄大合影时，荣毅仁白色西服，站在深色中山装的邓小平身旁，构成有趣的画面。
谈到父亲，荣智健这样说：“做父亲的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才，有出息。父亲做到今天的职位是他几十年奋斗的结果，我当然感到很高兴，很光荣。”
不过，他认为，他并没有靠父亲的名望来做什么。
1987年2月，香港中信以13亿元购入12．5％的国泰航空股份。后来，许家屯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中信收购国泰、电讯有看法。
为何选择国泰航空？荣智健认为，香港要稳定繁荣，处处都要用运输，不是船就是飞机，在航空方面国泰已有几十年的经验。
他说：“我还看到，要在香港发展，不但要跟华资合作，也要加紧跟英资合作。我跟国泰、太古合作，觉得他们有一套系统。双方很容易有共同语言，后来还成了好朋友，而且不仅在工作上。”
1987年初，香港中信完成与国泰股权的交易。
1990年1月，荣智健完成收购泰富发展后，即以此为集资渠道，配售股份甚为频繁，面临危机都靠他的才智而化险为夷。
1994年香港股市高峰期，中信泰富资产又翻一番，接近500船元。事实证明，在这些巨大的收获的背后，是荣智健的智慧和远见的体现，有了这种智慧和远见，足以使富贵传承下去。
收购恒昌，荣智健受到两方面的攻讦，恒昌有人不愿收购，公开指责中信泰富，荣智健没有管理能力，中资不可信，中资要抢掉香港人的饭碗，也有人写匿名信给北京的领导人和某些单位。
八方风雨中，荣智健联合李嘉诚等人的力量，终于于1991年9月成功地收购恒昌97．12％股权，中信泰富占36％，荣个人占6％。
荣智健再展财技，将恒昌名下的优质物业（中区恒昌大厦）及投资股份（恒生银行等）高价出售，分派现金股息。
荣个人分得7000多万元。派息后，恒昌股值大减，中信泰富有11．7亿元现金回笼。1992年1月，中信泰富发新股及现金换取李嘉诚等手上全部恒昌股份；不数月，完成全面收购资产值70余亿元的恒昌企业，成本净额才40余亿元。
经此一役，荣智健声名更著。1992年8月，嘉庞国际由李嘉诚进行私有化，其恒生成份的位置，即由中信泰富顶上，荣智健得偿小小心愿。
93年3月，中英就香港政改问题争拗之际，中信泰富与太古地产联手投得又一贵重商业地，成交价28．5亿元，计划建几万平方米商业中心，另有停车位400个的停车场，97年落成。
原属于大昌行的多项重建物业，其中鱼涌的大昌汽车服务大厦项目，与太古合作机会甚高。中信与太古合作，87年购入国泰航空股权，90年太古与国泰同时入股中信为大股东的港龙航空，使后者自85年成立以来，于91年度首次转亏为盈。
大昌行名下贵重物业则有九龙湾大昌贸易行汽车服务大厦，地盘面积10．2万余万尺，94年市值接近30亿；九龙嘉道109至135号嘉陵大厦，地盘面积近6万方尺，市值约10亿；另有铜锣湾弥敦道合诚汽车大厦，长沙湾通州街大昌贸易行货仓、葵涌恒昌停车场大厦等，都具重建价值。
荣智健着手部署分拆大昌行上市，首先便将鱼涌大昌贸易符汽车服务大厦（地盘面积2．2万平方米，94年重建，估值逾30亿元），以及长沙湾贸易行汽车服务大厦及葵湾停车场三项拟重建物业，内部转让到中信泰富。
至此，中信泰富跻身香港上市公司头十名内，是中资背景，港氏管理，多元化企业。荣智健在不断创造奇迹。
在不同条件下生活的人，对“富不过三代”这句话，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