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立学实施教化的同时，州刺史于辖区内，还大力改易陈规陋习，这也是历朝政府所注重的民政之一。曹操于建安九年（204年）任冀州牧时，听说冀州风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甚以为羞。十年九月，即下令整齐风俗。此后一些出牧方岳的州刺史也勇于革除旧俗。晋山涛“出为冀州刺史，加宁远将军。冀州俗薄，无相推毂。涛甄拔隐屈，搜访贤才，旌命三十余人，皆显名当时。人怀慕尚，风俗颇革”。梁天监时，王神念出任青冀二州刺史。在所任州郡必禁止淫祠。当时青、冀州东北有石鹿山临海，先有神庙，妖巫欺惑百姓，远近祈祷，糜费极多。王神念到州，下令毁庙，风俗为之变。《魏书》卷7《高祖纪下》载：“太和十一年（487年）冬十月，甲戌，诏曰：’孟冬十月，民闲岁隙，宜于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乡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周书》卷35《薛慎传》载：“保定初，出为湖州刺史。……蛮俗，婚娶之后，父母虽在，即与别居。慎谓守令曰：’牧守令长是化民者也，岂有其子娶妻，便与父母离析。非唯氓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慎乃亲自诱导，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数户蛮，别居数年，遂还侍养，及行得果膳，归奉父母。慎感其从善之速，具以状闻。有诏蠲其赋役。于是风化大行，有同华俗。”卷26《长孙俭传》载长孙俭为荆州刺史时，“荆蛮旧俗，少不敬长。俭殷勤劝导，风俗大革”。卷37《寇俊传》载：“（北魏孝庄帝）永安二年（529年），出为左将军，〔梁〕州刺史。民俗荒犷，多为盗贼。俊乃令郡县立庠序，劝其耕桑，敦以礼让，数年之中，风俗顿革。”
上述诸例都说明，作为一级地方长官，亲民劝善化俗，责不容辞。
（四）为朝廷荐才
为朝廷举荐贤能，是州设立之初就被赋予的职司。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项职司仍然不变。为了能给朝廷贡举更多的人才，各政权所辖州郡皆置中正之官，专门从事人才考察贡举。曹魏时，制律以“六条察吏”，其中第五条即规定，“察民有孝悌廉洁行修正茂才异等者”。晋《贡士令》规定：“举秀才皆行仪典，为一州之俊。”“东晋元帝制，扬州岁举二人，诸州各一人……宋制，丹阳、吴、会稽、吴兴四郡岁举二人，余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试，天子或亲临之。”梁时，“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下诏：“州年举二人、大郡一人。”为了能使异才俊能之人及时地补充到政府官僚机构中，朝廷还不停地“诏州郡举勇猛秀异之才”。“可普下牧守，广加搜采。其有孝友闻族，义让光闾，或匿名屠钓，隐身耕牧，足以整理浇风，扶益淳化者，凡厥一善，咸无遗逸。”“今可宣下州郡，搜扬幽仄，詄采乡邑，随名荐上。”“诏在朝及州郡各举清人任治民者，皆以礼送京师……班下方岳，旁求俊义，穷其屠钓，尽其岩穴，以时奏闻。”《魏书》卷7《高祖纪下》记载：“太和十有九年（495年）夏四月，辛酉，诏兖州刺史举部内士人才堪军国及守宰治行，具以名闻。冬十月，辛酉，诏州郡诸有士庶经行修敏、文思遒逸，才长吏治、堪干政事者，以时发遣。”卷10《孝庄纪》载：“武泰元年五月，壬午，诏求德行、文艺、政事强直者，县令、太守、刺史皆叙其志业，具以表闻。得三人以上者，县令、太守、刺史赏一阶，举非其人，亦黜一阶。”
《周书》卷6《武帝纪下》载：“建德六年（577年）三月，壬午，诏山东诸州，各举名经干治者二人。若奇才异术，卓尔不群者，弗拘多少。秋七月，己丑，诏山东诸州举有才者，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赴行在所，共论治政得失。”卷8《静帝纪》载：“大定元年（581年）春正月，丙午，诏曰：’帝王设官，惟才是务，人臣报国，荐贤为重。……‘于是遣戎秩上开府以上，职事下大夫以上，外官刺史以上，各举清平勤干者三人。被举之人，居官三年有功过者，所举之人，随加赏罚。”所以，州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向国家贡士的主渠道。贡士也属于州的重要职司。
（五）陈奏时政
州牧、刺史有责任和义务向朝廷陈奏国家的时政利弊、官员的动静得失之宜。其所陈奏的时政利弊，不仅是有关其所统辖区内的重要政事，而且对关乎整个国家的军政、外交、经济、文教重大问题均应及时陈奏。尤其对官员的忠奸顺逆、动静得失的举报则更是不分朝内朝外，官职高低，都有义务及时向朝廷上言。这在曹魏立国初就已有明令。曹魏文帝延康元年（220年）初即位即下令：“百官有司，其务以职尽规谏，将率陈军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缙绅考六艺，吾将兼览焉。”齐王芳时，邓艾为兖州刺史，上言国家应力农蓄粮，考绩奖赏以积粟富民为依据。西晋时，益州刺史王？，上伐吴之疏，正体现了他的基本职责。东晋孝武帝时，“诏公卿牧守普议得失……”宋文帝元嘉十七年（440年）下令，部分减免扬、南徐等州种粮租谷及州郡估税市调。在诏令下达的同时，又要求州郡：“如有不便，即以事别言，不得苟趣一时，以乖隐恤之旨。”孝武帝“责百官谠言”。明帝时更下诏：“其有嘉谋直献，匡俗济时，咸切事陈奏，无或依隐。”梁武帝受禅后多次下令：“自今台阁省府州郡镇戍应有职僚之所，时共集议，各陈损益，具以奏闻。”“可申下四方，政有不便于民者，所在具条以闻。守宰若清洁可称，或侵渔为蠹，分别奏上，将行黜陟。”“凡厥在朝，各献谠言，政治不便于民者，可悉陈之。若在四远，刺史二千石长吏，并以奏闻。”“凡远近分置、内外条流、四方所立屯、传、邸、冶，市埭、桁渡、津税、田园，新旧守宰，游军戍逻，有不便于民者，尚书州郡各速条上，当随言除省，以舒民患。”
北魏虽立国较晚，而对州的职司要求与南朝不异。《魏书》卷7《高祖纪上》载：“太和七年（483年），九月壬寅，诏曰：’自今群官奏事，当献可替否，无或面从，俾朕之过，彰于远近。‘八年（484年）八月甲辰，诏曰：’今制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损化伤政，直言极谏，勿有所隐……‘”
《周书》卷4《明帝纪》载：“武成元年（559年）六月戊子，大雨霖。诏曰：’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今宜各上封事，谠言极谏，罔有所讳。‘”卷5《武帝纪上》记：“保定三年（563年）夏四月，壬戌，诏百官及民庶上封事，极言得失。……建德元年（572年）夏四月，丙戌，诏百官军民上封事，极言得失。”
（六）征赋进贡
赋税是国用的主要来源，为庶政之母。编户是缴税的主体。作为牧民之官的州刺史，要负责为朝廷征取赋税。不过，在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制中，其征取赋税的方式是层层督促，即州依照朝廷的税制，向郡县传达征取的数量和品种。郡在州的监督下，责成属县努力征取。如不能及时征毕，郡守要受纠劾。东晋简文帝时，桓温领扬州牧，部内会稽内史王彪之，曾因郡属“山阴县折布米不时毕，郡不弹纠”，为桓温所劾。“上免彪之”。桓温奏劾的直接原因，是王彪之不遣使向他修敬，而王彪之不纠劾属县滞纳税赋的过错，使其找到借口。说明郡在国家赋税征收上对所管县令有督察职责，而州则有直接督促之责。有时，甚至还有刺史自己上阵督征民调的情况。为此，州郡必须在朝廷的督促下，与朝廷特使一起，“宣行条制，隐口漏丁，即听附实”。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库又称台仓。州郡征赋依例要输入台仓。牧守不仅要督促所属郡县的赋税征集，还要负责检送。
州牧在监督赋税征收中的另一职司是参与均平赋税数额，或者还可以在权限范围之内减免一定的赋税。《陈书》卷5《宣帝纪》载：“……牧守莅民，廉平未洽，年常租赋，多致逋余。”这是在批评州郡牧守在征取赋税时，不能合理地均平民赋，致使有一部分编户不能按时缴纳。宋时江州刺史王弘，“至州，省赋简役，百姓安之”。估计王弘所简赋役，属于国赋之外的州郡等地方性税收。州刺史在督促国赋征收上的表现如何，是州郡参加考核的基本内容。
州有义务督促国赋征收，但又必须是在一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职司，而不能越权滥征。
首先，税目税种由朝廷制定。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的税赋除田租、户调等项目外，还有“四方所立屯、传、邸、冶、市埭、桁渡，津税、田园”等方面的杂税，这些税目税种的设立权在朝廷。如曹魏政权规定编户应缴税目是户调（绵、绢）、田租两项，“余不得擅兴”。西晋平吴之后，由朝廷“制户调之式”。南朝政权规定“其军国所须杂物，随土所出，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恒定法令。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征赋”。
其次，征赋的标准、对象、折变，纳赋者的赋税减免、增加以及临时调征、发拨财赋等权力由朝廷主掌，州可以在其中作一些调整。宋文帝元嘉中，始兴太守徐豁欲减武吏田租，无权自定，于是上表陈说，“宜更量课限，使得存立。今若减其米课，虽有交损，考之将来，理有深益”。说明国家税赋标准即使规定得很不合适，地方州郡也无权更改。孝武帝时，王玄谟为雍州刺史，“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境内莫不嗟怨。”说明州有权在州应缴赋税总数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本州认为适当的征收方式。不过东晋南朝时期，可能州对所辖区内的工商税目有一定的权力决定增加或是除免。东晋初，甘卓为梁州刺史。“……估税悉除，市无二价。州境所有鱼池，先恒责税，卓不收其利，皆给贫民……”这条史料又可说明，梁州的工商估税及鱼池收入，归州支配。正因此，州才能自行决定是征是免。如工商估税要上缴国库，州则无权擅自减免。以梁州例他州，可能皆同。
再次，对国赋的检送、储存、保管，即所谓的仓政，由朝廷决定。两晋南北朝时，政府为收纳国赋，建有很多仓库。“诸州郡台传，亦各有仓。”台仓国赋由朝廷直接主管。州郡如有请调，则要向尚书台上书申请。
向朝廷进贡是州郡在政治上臣服效忠朝廷的具体表现，也是州郡的一项义务。建安初，刘馥为扬州刺史，向朝廷“贡献相继”。西晋末，江州刺史华轶，在天子孤危，四方瓦解之时，“每遣贡献入洛，不失臣节”。入齐以后，地方州郡是否忠君，就看他向朝廷进贡了多少地方特产。如齐建元初，交趾人李叔献为交州刺史。“叔献受命，既而断割外国，贡献寡少。世祖欲讨之，永明三年（485年），以司农刘楷为交州刺史，发南康、庐陵、始兴郡兵征交州。”后叔献遣使表示愿宽缓数年，献十二对纯银兜鍪孔雀縝，齐世祖仍不答应。益州刺史刘悛，“罢广、司二州，倾资贡献，家无留储。在蜀作金浴盆，余金物称是。罢任，以本号还都，欲献之，而世祖晏驾，郁林新立，悛奉献减少，郁林知之，讽有司收悛付廷尉，将加诛戮。高宗启救之，见原，禁锢终身”。惠休，“永明四年（486年），为广州刺史。罢任，献奉倾资”。齐武帝称惠休下情后于前后人。崔慧景“每罢州，辄倾资献奉，动数百万，世祖以此嘉之”。孔臔之，“出为临海太守，在任清约，罢郡还，献干姜二十斤，世祖嫌少”。明帝时由于地方进献太滥，特下诏：“自今雕文篆刻，岁时光新，可悉停省。蕃牧守宰，或有荐献，事非任土，严加禁断。”州郡牧守进献，又引起令长进献，致使明帝再次诏断。梁时，州郡县献奉朝廷依然成风。梁武帝登基伊始即下诏：“断诸郡县献奉二宫。惟诸州及会稽职惟岳牧，许荐任土……”陈初，欧阳为广州刺史，“又多致铜鼓、生口，献奉珍异，前后委积，颇有助于军国焉”传》。】。陈文帝时，华皎为湘州刺史。“皎起自下吏，善营产业，湘川地多所出，所得并入朝廷，粮运竹木，委输甚众；至于油蜜脯菜之属，莫不营办。又征伐川洞，多致铜鼓、生口，并送于京师。”北魏政权下的各州，冬天要为朝廷收集冰块，供夏季消暑之用。还要向朝廷进献各种山禽野味。皇帝的各种宗庙祭祀，州郡要进贡各自的新鲜“时物”和奇果异瓜。北周武帝建德元年（572年），“诏断四方非常贡献”。可知，要断掉的是“非常贡献”，经常性的贡献一点儿也不能少。
（七）平理狱讼
这是州刺史的另一重要职司。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廷极其重视州郡狱讼，并且始终是朝廷考核地方官的主要内容之一。曹魏时期，刑杀之柄，决于州郡牧守。西晋时，一改过去地方令长竟囚，郡遣督邮案验后即可定罪行刑的做法，将京畿地区的狱事归廷尉审理，京畿以外地区的狱讼归刺史审理。宋齐梁陈诸朝，沿袭两晋制度不变，也都把京畿以外的狱讼委之刺史全权判理。所以，州主狱讼成为地方司法的主要方面。刺史主狱，时有错判、任情以及壅滞狱案的情形，因此，朝廷也就不时下诏要求州郡“详省律令，思存利民”。“诸州郡县，时理狱讼，勿使冤滞，并若亲览。”为避免出现冤狱，皇帝除自己巡狩地方州郡，亲自听讼外，还常派大使巡视地方州郡，覆案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