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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12日，北京终于像模像样地下了场大雪。在肖家河桥下面有五辆车撞到了一起，被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以说评书的语气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下。我坐的这辆小六路的司机把广播调到最大声，整车的乘客附和着主持人的调侃，一起没心没肺地笑着，为这个冰冷的礼拜四增添了一些生气。冬天的北京真是太好玩了。
不知道小伊现在在做什么，自从她老公开着辆捷达把她从我们的同学聚会上接走之后，我似乎就再没有得到过她的消息。当我躺在小六路脏兮兮的座椅上听一群傻X傻笑的时候，当我待在老二的小别克里听我们在毕业时录的CD默默流泪的时候，当我在龙庆峡第一次滑雪摔得鼻青脸肿的时候，当我吃成都小吃的垃圾套餐的时候，当我打喷嚏的时候，当我挂吊瓶的时候，当我发工资的时候，当我来月经似的习惯性拉肚子的时候，当我和不是你的女生做爱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知道吗，小伊？
2006年1月12日，我早已不再是柯依伊同志的男朋友了。我们不会再一起吃饭、逛街、打牌、看碟、亲吻、做爱、争吵以及互相折磨；我们不会再需要按一只鲨鱼玩具的牙齿来决定今天晚上谁负责刷碗；我们不会再每嘿咻一次就往床边的玻璃罐子里放一颗折好的星星；我不会再积极主动地把我肩膀最肥美的一块送到你嘴边让你咬一下；你也不会再在我不理你的无谓阻挡把手放到你胸上的时候跟我说你其实是B罩杯，而且生了孩子以后还会再大一些，也许能到C，然后再被我无情地嘲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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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伊分手后的一年，我来到北京开始北漂，住在通州边缘的西马庄园31号楼。
和小伊分手前的半年，我大学毕业来到南京，走之前我和老二、鲍哥、许宁、小马、魏星在学校的大门口砸了三箱刚喝空的啤酒瓶子，抱成一团哭。
和小伊分手前的四年半，我赶在张军抢劫银行的第二天来到长沙，见到各大商场戒备森严，城市的主干道五一路竟然还有巨型的广告牌空着，空了好几块。
和小伊分手前的六年半，我第一次拉了小静的手，我觉得，拉手真幸福，如果有机会，下个礼拜天我还要拉一下。
和小伊分手前的十一年，我人生第一次考了个不及格，那天天上也下着雪，似乎和我在2006年1月12日在北京看到的那场差不多。
这些事情我都和小伊说过。我喜欢跟小伊说我的过去，就像小伊喜欢说我们的未来。我们经常在床上整夜整夜地说，我说累了她说，她说累了我说，两个人都说累了的时候我们就看电视，中间穿插着一两次嘿咻。我们嘿咻的时候依然保持着两个人语言上的习惯，我总结过去，她畅想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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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老二，他现在的单位就在我住的小区边上，他和小伊一样是我的大学同学，认识我快六年了。自从我来到北京，我俩就恢复了在长沙时只要能在一起就一定在一起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总能不断提醒我小伊的存在。我敢肯定，如果小伊是上帝安排和我一起去吃苹果的夏娃，那老二就是那条诱惑我们的蛇，以及苹果里的虫子，是苹果刀、水果盘、洗涤剂，是叉水果的牙签、装苹果核的垃圾袋，甚至是吃完苹果以后拉屎的那个马桶。总之他如影随形，在我和小伊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小伊曾经非常喜欢在吃饭的时候取笑我和老二，说我们是上辈子的姻缘，如果不是这辈子老二投错胎当了男人，她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老二手里把我抢走的。一次老二反驳为什么不是方鹏投错胎了？小伊说：“方鹏是男人，我知道的。”说完她突然把手伸到我的两腿间，隔着裤子抓住我，大声质问：“方鹏，你说，上辈子你俩谁是男人？”她第一次这么干的时候，我把嘴里正在嚼着的猪肝全部喷到了面前的盖浇饭上了。于是鲍哥等人开始哄笑，小伊骄傲地看着我和老二尴尬的表情，等我承认上辈子我是男人后放开手，搂着我的脖子狠狠亲了我一下，然后低下头红着脸自己哧哧地笑，可爱得像个妖精。这是我们每次聚会的保留节目，只要喝到八成醉大家就开始提我和老二上辈子的姻缘，小伊每次都搞得我下身阵痛却心花怒放。
这个节目结束于我和小伊非法同居后的一天夜里。那天我因为踢球累得半死，很早就洗洗睡了，而柯依伊同学兴致却很高，12点多把我吻醒，要我通知二炮部队一级战备。她扑扑腾腾地跳去洗澡回来，我依然处于半梦半醒的迷瞪状态，她像条凉粉一样滑进被窝从背后抱住我，于是我挣扎着转过身来，抱住那个软软的身体，深情款款地喊了声：“老二……”
其实我当时想喊的是“老婆”。
结果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拿我和老二开玩笑，再也不允许我和老二独处，如果一定要独处就必须把房间的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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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本来我想放在后面，作为本书最特别的一段床戏施以浓墨重彩。但是我实在无法以其他平淡的文字表达我和老二的血海深情，而不介绍他，就无法介绍我那操蛋的学校；不介绍我那操蛋的学校，就不能介绍我和柯依伊同学的相识，那以下的故事将无法展开。大家只能看到一个茫然和莫名痛苦的人在北京的写字楼、出租屋、酒吧、操场、浴室、商店里言行怪异、神情癫狂。大家会说：靠，这傻X东西是哪个傻X写的啊？
于是我提前了这段床戏，为了引出我那挺操蛋的大学生活。预备，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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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个很好很好很好的学生，而这是在距离现在很久很久很久的过去。那时候我臣服于我老爸方处长的暴政之下，从上小学起我就按时起床、按时上学、按时放学、按时回家、按时写作业、按时看电视、按时睡觉，然后再按时起床。这个生物钟链非常完整、完美、顽固，虽然“按时放学”这个环节不定期会出些问题，但是方处长都会用“按时看电视”这个环节调节回来。我日复一日无怨无悔地过着顺民的日子，没有什么大快乐、大悲伤，除了偶尔因为粗心大意，而在考试之后接受老师的第一轮施暴和我爸的第二轮施暴。
作为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小学生，我的记忆里没有《戏说乾隆》《雪山飞狐》《变形金刚》和《恐龙特急克塞号》；我只有在挨打的回忆里，保存着童年时一些支离破碎的影像，比如老爸的短袖的确良衬衫和挥舞起鸡毛掸子时结实的小臂肌肉，妈妈的浅蓝色百褶裙以及阻止爸爸殴打我时水汪汪的大眼睛，这在我后来的回忆中非常美丽。当然，别的全是痛苦。
很多人告诉我，一切痛苦都会结束，只要你考上大学。
我的爸爸方处长是南京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虽然学了个不着四六的专业，但毕竟手里的文凭相当之硬，它帮助我爸当上了处长。所以我和我那个时代很多直到大学扩招扩招再扩招后才决定考大学的孩子有本质的区别，我是从生下来就注定要去上大学的。我爸有一个箱子，长一米半，宽一米，纯牛皮打造，结实耐用。这个箱子曾经装着咸菜干粮和南大的录取通知书被我老爸扛到了他的宿舍，四年后又装着无数的书籍和我妈的玉照回到了家乡，此后一直放在我们家里能放箱子的最干净的地方。从我记事起，我爸就经常把我带到那只巨大箱子前向我炫耀自己大学时的刻苦，并且说等我考上大学就把这个箱子送给我，让我装行李去上南大。因为箱子太沉，他一直都没给我打开过。后来，我考上了南大，不过不是南京大学，而是湖南的南湖大学。老爸才把这只十多年没挪动过的箱子抽出来打开，把里面的书一本一本地腾到另一只新买的大箱子里。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被笔迹覆盖的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教材，我还看到一个手掌大小的笔记本，里面是我爸爸的大学同学在毕业时写给他的留言，基本上都是些对仗工整的套话，只有照片比较真实地记录了他们那时的模样。
在我爸打开箱子的那天，我看到妈妈在厨房被油烟呛得直咳嗽，突然觉得她很可怜。原来爸爸的箱子里并不只有妈妈的玉照，还有一些别人的。
但至少那时，我对大学的憧憬已经不限于自由、崇高、牛X那么简单了，象牙塔里突然多了些暧昧的桃色，每次想起都可以让我心中小鹿乱撞。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对大学的所有猜测中，只有这一点比较准确。2000年9月，当我坐在南湖大学接新生的大巴上，当大巴在稀里哗啦的夏雨中转进校区时，当校区沿途所有网吧、酒吧、餐馆、旅社、桌球室、电玩屋在我的视野中次第点亮它们的招牌时，当招牌下所有雨伞都盛着一男一女两个人时，当那些男女在伞下肆无忌惮地拥吻时，我告诉你，我的心花开了；当我看着玻璃里倒映着的我爸铁青的脸时，我告诉你，我的心花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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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处长帮我完成了报到需要做的所有事情，我总怀疑这是他发自内心想做的。如果可以交换，我爸他一定是想让我滚回老家替他上班，而他自己留下来，和我的同学们一起睡懒觉、上网、踢球、抄作业、泡MM以及逃课……或者他不是这么想的，他只是想上课、下课、学习和运动而已。管他想的是什么，反正他一定想换自己留下来，否则我爸不可能在领到一套高价劣质的床上用品时激动得浑身颤抖。
我被分到了男生宿舍1栋121室。在这里，我爸爸闪转腾挪想尽一切办法把学校发的席子铺在型号与之完全不匹配的床上，然后又找了些竹竿来挂蚊帐。与此同时，屋里还有一位衣着肃穆、浓眉大眼、凭长相就够当副县长的中老年男人正在教育儿子，说着些“不要鬼混”之类的胡话。他的儿子听得很认真，表现得很诚恳；我爸蜷在我那个坐直就可以头撞墙的上铺，一边干活一边频频赞同，时不时也附和着训斥我一下。那位游离在胖与不胖边缘的男孩扭头看了我一眼，就这一个饱含着同情、理解、求救与幸灾乐祸的眼神让我迅速找到了共鸣。这个人就是老二，大名赵国勇。他在所有老爸都出去以后，从鼓鼓囊囊的书包里翻出一包皱巴巴的中南海，问都没问就丢给我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憋死老子了，呼……”
“憋死老子了”是老二最经常说的一句话，因为他真的经常憋得要死。他不仅有性欲还有烟瘾，甚至肠胃也不太好。长期生活在抑郁的状态下，他的左右脸颊分别长出了一大片青春痘。老二一直很羡慕我的皮肤，尤其是他了解到我原来是和他一样压抑的孩子以后，就更无法理解我为什么可以有如此雪白粉嫩吹弹可破的皮肤。我矜持了很久没有告诉他我的秘密，直到一天他用一个美女的宿舍号码贿赂我，才换来了答案：“手淫。”
其实我以前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从没长过青春痘，直到一位后来做了妇科医生的高中同学在聚会时跟我说，手淫是治疗青春痘与失眠的“无印良品”，我这才找到了自己肤若凝脂的理论依据。
老二听后愣了一下，“靠，别蒙老子啊。”
我一边往通讯簿上抄那个美女的号码，一边爱理不理地说：“要不就是因为我天生丽质吧，谁知道呢？”
老二说：“我又不是没手淫过，怎么还长？”
我说：“那就是你的原因了。”
再后来，“手淫治疗青春痘”成了全校皆知的秘密。老二是这么干的：他对每个羡慕我皮肤的人，都用非常感慨的语气说：“还是方鹏的手淫工作做得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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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开学的第一天，我目送老爸坐上开往火车站的公交车，走回寝室用冷水洗了个澡，脱下真维斯牌的条纹T恤，换上一身狂像越南军装的军训服，然后在教官的带领下，去体育馆参加开学典礼。（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规矩，开学典礼要穿着军装、坐得笔直、纹丝不许动。）我于是就这么昂首挺胸地端坐着，一边悄悄地安抚自己逐渐真切起来的想家的痛，一边左耳进右耳出，听主席台上各级校领导用各地方言讲话。
散会以后老二非要请我喝奶茶。我们走到校门口就被堵了回来，说大一新生不许出校门。于是我们往回走，发现教官们正在检查内务，我俩又被抓了个现行，每人一份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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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训第二个礼拜的一天夜里10点，宿管再次准时掐断了所有宿舍的电。这一天的长沙闷热无比，我洗了两次冷水澡依然无法入睡。老二比我还多些脂肪，所以更加难以忍受，在水龙头底下冲了一个多小时，皮都掉了一层还不愿意出来。我实在睡不着，就下床在楼道里溜达，走到楼道口的时候，突然发现宿舍楼的卷帘门竟然没关！原来宿管阿姨自己也热得受不了，把卷帘门拉开一半以便透风。于是我跑到水房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通告给老二，他嘿嘿一笑：“狗日的，走。”
我俩迅速换了身正常人的服装，蹑手蹑脚地走到宿管科门口，贴着墙根儿偷偷往里面瞄了一眼，宿管张阿姨正歪在椅子上打鼾。于是我和老二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的速度爬出寝室楼，来到宽敞的道路上。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啊，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人的躯体怎能从狗的洞子爬出？所以我是钻出来的，不是爬出来的！”
“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俩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俩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以逃生！”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