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嘎轧嘎！轧嘎轧嘎！……
崭新的列车，就像一条巨大的彩鳗，缓缓地进了兰州站。
广播员说，停车10分钟。
火车一停，那些卖东西的人，一窝蜂地拥到车厢两边，一个个拍着车窗叫卖。
我看见一个卖五香花生的乡下妇女，问：“哎，花生多少钱一包？”
“一块。要不要？”那个乡下妇女拿起一包花生，举在手里，问。
我拿出一张五块钱。说：“买两包。”
那乡下妇女收了钱，先给了我两包花生。旋即，手在袋子里抓了抓，不找钱，掉头想走。
我吓得正要喊，只见他眼疾手快，立即从车窗中探出大半个身子，一把将那个乡下妇女的头发薅住，命令似的：“找钱！”
天！他那样子好凶也！我第一次看到他那样怒不可遏！那样有男子汉气魄！假如那个乡下妇女再不老老实实找三块钱给我，他一定会把她从车窗里提进来的。
我接过那妇女找来的三块钱，转身，要坐下，一个刚在兰州上车的中年男子，手里拽着两个大包，一头汗，走到我跟前，要把行李往我旁边放，准备在我一边坐下。我最讨厌陌生男人靠我坐，身子就往一边的空地方挪，无声地去强占那块本不属于我的领地，千方百计地想挤对他。
当我正感到有些敌不过这个强大的对手，他马上主动站起来，毫不客气地说：“对不起！那个座位有人哩。”
那个中年男子一听，马上又抓起自己的包，自言自语说：“有人？人在哪？”
“下车买东西去了。”他虎着脸，一字一顿地告诉那人。
天晓得，关键时候，他竟能使出点小阴谋？并且那样大义凛然，脸不红，心不跳。
看他那种不容置辩的神情，如果那个中年男子再啰唆一句，他会把他的包扔到过道里去的。
见这个黑小子态度如此强硬，又穿件男不男女不女的花衬衫，那中年男子肯定将他与时下小愤青们想一块去了。便不敢再缠，拽起包就走。走两步，不服地又回头对我看看，对他看看，似乎把又白又文静的书生女孩，跟又黑又瘦的巴基斯坦小巴郎，始终无法联系到一块。疑里疑惑地问：“她是你什么人？”
“是我妹妹。咋啦？查户口啊？火车上只查身份证，哪有查户口的？”他又抬起脸来，十分果断地将那个强大的对手彻底顶走。
那中年男子气得朝我瞪一眼，又信又不信，拽着包，艰难地继续向前找座。
等那中年男子走远了，他才恢复了先前的平静，安详地看着窗外。
我偷偷地对他看了一眼，危难之中，挺身而出保护着我，我心里好生感激也。很想趁此机会，跟他说话，或者叫他一声哥。但是，嘴张了几张，两片嘴唇重得跟两片大石磨似的，终究没磨出个字来。手，无措地放到口袋里光摸……一摸，正好摸到那支旧“派克”笔，心里更觉得有些对不住他。
前年春天吧？……
那天，我放学回家，发现我书桌上的东西好像被人动过，那本新练习本，无端地被人撕去两张。先撕下的那张，明显是写废了，开头还留有几个字：叔叔你……“你”字下边，涂涂塌塌，大概是想在“你”下边加上“心”，以表示尊敬，可是没加好，又重新撕下一张纸。
我敢肯定，这准是他在我书房里给他甘肃老家的叔叔写信了。马上气不打一处来，哼！越来越放肆了，敢到我的书房来捣乱！打不着山中虎，就拿炕头猫出气，我大声责问妈，谁动了我书桌上的东西。
妈说没有啊。又说，要么是郝军在你房里写信了。下午，家里的凳子都排到外边晒萝卜干了，他没处坐。
我一听，就顶我妈：什么好军坏军的？到我房间来干什么？他是什么人？敢到我的书房来？我越说越火，添油加醋地对妈放声大赖起来：看把这笔用的！我不要了（其实，那是支很旧的笔，还是上初中那年，我爸给我买的，笔套已经开了缝，用透明胶裹着）！
我大声嚷嚷，实际是吊起骡子给马听。因为，我从窗户里看到他从地里回来，正走到门外边。他见我发这么大脾气，又将手里的笔狠狠地朝妈扔过去，吓得一声不吭，转身进他们住的西边的小棚屋。
打那天起，我发现他每天夜里起得非常早，大约四五点就起床。然后，扶出他爸（实际是我爸留下的）那辆破自行车，在后架边叮叮当当地挂只铁皮桶，悄不声儿，消失在黑夜中，去替几户邻居往镇上牛奶公司送鲜奶。
从我家到镇上，来去有八十多公里，天亮前，还得赶回来跟他爸一起下地干活。
我妈说，这样起早贪黑会累坏的，不让他干。他爸说，让他自己找几个零花钱吧。
干不到一个月，我妈收了他的车钥匙，坚决不让他干了。
那一次期中考试的前一天，放学回家，我意外地发现书桌上放着一个红褐色的钢笔盒。我欣喜地打开一看，里面躺着支崭新的美国“派克”笔！哎呀！这么好的笔，谁买的！？怕要上百块钱吧？再看看，笔盒下边的纸上，还有三个字：对不起！——我认识，是他写的字，跟蟹爬的一样。
我拿着那个漂亮的笔盒，心中就像破了个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哎！接不接受他的笔呢？到底接不接受呢？？……接受的话，觉得自己平时对他太过分了点。不接受的话，又觉得这确实是支难得的好笔，真真实实叫人爱不释手！于是，我只好来了个闷着葫芦不开瓢，心照不宣，将笔悄悄地放进书包里，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天不亮上学，天黑回家，一天三顿，照样端到自己房间吃。虽然我嘴上没对他提笔的事，打那以后，我确实少给了他许多白眼。
而这支笔呢？一直伴随着我从高一，一直写到高三。最后的高考，也是用的这支笔，或者说，是它帮我考上了大学。毫无疑问，几年的大学生活，还要继续用它。因为，我觉得这支笔太好用了！写在纸上，滑油油的，出水不急不慢，写字的感觉特别爽！让你随心所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无论你斜着写，站着写，还是躺着写，咋写咋顺手。平时，不管是考试，还是做课堂笔记，没一次是因为笔的捣乱，而打断过思路。我真佩服他，小小年纪，咋这么会挑东西？前天，妈叫我再买支新笔上大学，到人家内地读书，还用旧笔（妈还以为我用的是我爸买的那支旧笔），同学的会瞧不起，会说我们西部人穷。我说不买，这笔用惯了……
我这样想着，突然，身子一震，列车又开动了。
我手摸着那支心爱的笔，抬起头，偷偷地朝对面的他又看一眼，很想对笔的主人说句什么。心里想说，嘴里还是说不出来。就顺手将小茶桌上那两包花生，分给他一包：“嗯，给。”——这是我上车后跟他的第一句话。
他一听，很激动的样子，马上笑着转过脸，跟我说话。先说他不饿，要我自己留着慢慢吃。又告诉我，到西安早着哩！天黑了，再没有卖东西的了。
由此，那包花生，就在小茶桌的那一边放着。一直到西安，我收拾东西准备下车时，才将那包花生装在兜里。
这趟火车虽然是直达特快车，由于兰新线西段仍单线让车，等的时间过多，还是晚点了一个多小时，夜里11点才到达西安。
西安火车站好大呀！
车站上，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看上去，使人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人头攒动”这个词。大城市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人太多！
下了火车，半夜凉风一激，觉得头晕晕的，腿跟得了小儿麻痹症似的，一瘸一拐地在攒动的人流中往前挪动，根本分不出东西南北，天上满天星，地上到处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走。行人匆匆，满眼也看不到一个熟悉的面孔。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我已经真正离开了家，真正离开了妈妈，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心里真的好想哭！
大概是因为女孩生性胆小的缘故，我提着包，一步不离三寸，跟着他往前挤。原先那么优越、那么傲慢、那么不可一世的我，不知哪去了，竟乖巧得像只小羊羔，小心翼翼地跟放羊人。而他呢，就跟我亲哥一样，那么悉心，那么卖力，一边肩上背着两个大包，一边肩上扛着大被卷卷，膀弯里还套着两个小包，走得那么艰难，那么沉重，喘着粗气，还不时地回过头来看我，生怕我被挤丢了。
我没钻过火车站地道，在团场长到十八岁，连火车也没看见过，哪钻过这深洞洞？心里害怕极了！一害怕，嘴也不那么硬了，就没头没脑地问：“哎！这走到哪了？哎！走得对不对？哎！我们还是问问人家再走吧！”
他果断地告诉我：“不问。对着呢。就打这儿出口。”
“你走过吗？”我第一次喊他“你”。
“走过。那年，跟大（爹）来新疆，也是这样钻的。没错。走！跟着我！别说话！”他毫不客气地命令我跟他走，还让我别说话。妈也！还挺凶！
这时的我，一点也不敢嘴硬，老老实实地听他的（这时，也只有听他的，可心说，离开他，我都不敢动半步）。他那样果敢和老练，让初涉人世的我，不得不服，不得不觉得自己藐小和脆弱，不得不觉得以前的那种傲慢是多么的强词夺理和不堪一击。甚至，心里暗自庆幸，好者听妈的话，让他来送我。否则，这大包小包的，拖不动，扛不动，又不识方向，这会，也许东西丢了，也许钱被人偷了，不知都哭成啥样了呢！
跟着他几个弯儿一拐，忽见前方一片柳暗花明！灯火辉煌！啊！车站出口处好不热闹呀！
我抬眼一看，看到人头上举起一溜大大小小的牌子，都是各高校来车站接新生的。
打老远地，我看见一块牌上写着“陕西师范大学”几个字，就高兴得大叫：“哎！陕师大！那儿！哎！你看，在那！哎！有人来接我们了！太好了！”我高兴得跳起来，嘴里一个劲地哎，哎的，从人空中挤过去，挤到“陕西师范大学”牌子跟前，拿出我的入学通知书。
那些大学生们便热情地接待了我。
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儿男生，从我手里接下包，乒乒乓乓，迅速地往他们车上送。叫我们动作快些，说他们夜里还要接三趟新生哩。
另一个男生走过去，从他肩上往下拿包。问我：“哎王金秀，他是你什么人？你哥吗？”
我慌乱地点点头。
那男生又说：“那好，一起上车吧。学校有招待所。家属全部免费。”
他放下包。说：“不了。秀交给你们，我就放心了。我在车站上坐会儿，夜里一点，搭上海45次特快回新疆。”
那个戴眼镜的高个男生说：“明天天不亮就回呀？哇！忙啥？到了西安，还不好好玩玩？新疆那么远，难得来一趟嘛，去看看半坡呀、兵马俑呀、去华清池洗个澡呀、逛逛古城墙呀……来来来，上车上车！”
“不了，俺家里还有事，地里棉花开始拾了，俺爹俺娘忙不过来。”他说着，硬从车上往下跨。
车开动了。
那个戴眼镜的高个男生看我好像傻了，赶快捅我，说：“咦！王金秀，跟你哥说再见呀？”
“哥！……”我从车窗伸出手，觉得心里汪汪的泪，一下子都涌到了眼睛里，连忙用手捂着脸。
他一听，连忙转过身，笑着对我挥手。
我第一次看到他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