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德克·里夫宿舍楼是个生活的好地方。那里的女性比较多，并且大部分的男生都是理科生。这种状况为我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但是同样是在这里我得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就是：有机会不一定会成功。
我在哈佛大学里最深刻的记忆发生在1975年1月，当时我从宿舍楼里给位于阿尔布开克的一家公司打电话，这家公司当时已经开始制造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我提出向他们销售软件。
我当时很担心他们意识到我只是个住在学校宿舍楼里的学生而挂断我的电话。相反，他们说："我们还没准备好，一个月后来找我们吧。"这很不错，因为当时我还没有编好软件。从那时起，为了这个小小的课外项目，我夜以继日的工作。这是我大学生涯的结束，同时也是微软非凡旅程的开始。
关于哈佛大学最主要的记忆都是与充沛的活力和智力相关的。这里的生活令人振奋，同时也充满压力，有时候也会很沮丧，但是永远充满了挑战。生活在哈佛有一种特别的礼遇--尽管我离开这里比较早，但是我在哈佛的那些日子永远的改变了我，包括我结交的朋友，我秉持的理念。
但是认真的回忆过去，我有一个很大的遗憾。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如此的不公平--人类在健康、财富、机遇上存在巨大的差距，这也导致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活在绝望中。
在哈佛大学，我学到了很多关于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知识，也了解了很多科学上的进步。
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不是科学本身，而是如何使用这些科学来减少人生的不公平。无论是通过民主的社会，还是健全的公共教育、高质量的医疗保障，或者广泛的经济机会，减少不公平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我国有数以百万的年轻人根本没机会接受教育；也根本不清楚原来在发展中国家，数以百万的人正生活在无法形容的贫穷、疾病之中。
我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发现这些事实。在座的学生们，你们在一个不同的时代来到哈佛。你们比那些早些时候入学的学生，更了解世界不公平的现象。我希望你们思考一个问题：在这个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最终如何应对、解决这些不公平。
为了有利于讨论，想象一下：你每周有一些时间，每个月有一些钱去捐献给某种项目--这些项目是你愿意投入时间或金钱的，这些项目将会对拯救生命和改善人类生活产生极大的作用，你会选择投入到什么地方？
对于我和梅林达（盖茨的妻子）来说，我们面临着同样的挑战：怎样使我们所拥有的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
在讨论过程中，我和梅林达读到一篇文章，文章描述道：数以百万生活在贫穷国家的儿童，每年都会死于多种疾病，而这些疾病在美国很多年前已经可以治愈了。它们包括麻疹、疟疾、肺炎、乙型肝炎、黄热病。有一种疾病我从没有听说过，叫做轮状病毒，它每年夺走数以百万儿童的生命，却没有一例发生在美国。
为此我们很震惊。我们认为数以百万面临死亡的儿童，原本是可以被挽救的。这个世界应该将救助儿童作为头等大事，把可以救助他们的药物送到他们手中。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不到一美元的药物，并没有送到他们那里，也没有实施任何拯救生命的干预措施。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你一定很反感这样的说法：有些生命值得拯救，而有些不值得。我们对自己说："这不应该是事实。但如果这成为事实了，就理应成为我们努力去做的头等大事。"
所以我们以在座任何人都会想到的方式开始了工作。我们问："这个世界怎么就这样看着这些孩子死去？"
答案是简单而残酷的。在市场经济中，拯救这些孩子没有任何回报，政府也不会提供补助。这些孩子死去了，就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经济上没有实力，在政治中没有发言权。
但是你们和我都拥有经济实力和政治发言权。我们可以让市场更好的为穷人服务，如果我们能够发展出一种更具创造性的资本主义，如果我们有改变市场的力量，让更多人可以在市场中获益，或者至少可以谋生，帮助那些生活在极端不平等环境下的人。我们还可以向全世界政府施压，让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花在更能体现纳税人价值观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既满足穷人的需要，也可以带来利润，还可以为政治家带来选票，那么我们就将找到一个减少世界不平等的可持续方式。这个任务是无限的，他不可能被完全的实现。但是任何对解决此问题有意识的努力，都将改变这个世界。
我很乐观，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也和那些认为毫无希望的怀疑论者谈过。他们说："不平等现象一直伴随着我们，而且会伴随到底，因为人们根本不在乎这个问题。"我完全不同意这样的论点。
我相信我们很关注这个问题，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在座的所有人，在某些时刻，碰见让你们伤心的人类悲剧，但是我们却什么都没有做，这不是因为我们不关心，而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做。如果我们知道怎么帮助他们，我们肯定会采取行动的。
改变世界的障碍不是缺乏关爱，而是这世界实在太复杂。要将我们的关心转化为行动，需要去发现问题、找出解决之道，还要看到结果。但是世界的复杂性阻碍了这三个步骤。即使有互联网和24小时新闻台，但是使人们真正的了解到问题还是很复杂的。当一架飞机失事了，官员们会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承诺对事件调查，找出失事原因，防止将来发生类似的事件。
但是如果那些官员敢说真话，他们会说："在今天，全世界可以避免的死亡事件中，只有0.5%的死者来自这个空难。我们决定尽一切努力调查夺取这0.5%生命的原因。"
更重要的问题不是空难，而是可以避免的数以百万的死亡。
我们并不了解那些死亡事件。媒体总是报道--数以百万死亡不是新闻，所以这些事件并不为人所知，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即使我们了解到这些事情，也很难一直关注事件的发展。看到那些复杂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又无法提供帮助，所以就很难一直去关注，于是我们选择移开视线。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发现问题，这才是第一步，我们还有第二步：那就是在复杂的情况中找到解决的方法。
要让我们的关注得到最大程度的落实，找到解决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有一个清晰可靠的答案，任何时候、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疑问："我们如何提供帮助？"那么我们就可以采取行动。我们保证绝不浪费任何人类的关爱。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每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不能找到有效地行动方法，我们的关心很难付诸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