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一位学西班牙语的大学生来到敝乡，被分配到盟医院拔牙——怨他自己不会说话。军宣队问学啥的，他若说学外语，可能分学校去，牵涉到“牙”，就按身体的部位安排工作了。这人起初想反抗，军宣队拉下脸：不干拉倒！西班牙语之人只好到牙科报到。后来，他以白求恩大夫为榜样，刻苦学习拔牙、堵牙、镶牙，终于成为一名颌面专家。文革结束，母校召他任教。牙科大夫死活不回去。母校以为有人迫害他，派员拯救。大夫指着满墙的锦旗说：“这是迫害吗？我干一行爱一行。”而后，为母校老师做了一个龋齿修补手术，一直送上火车。
西班牙之类的译名都是利马窦之流瞎翻译的。这些最早来华的洋人所学华语多为闽南话或广州话，由海上岸，他们以为中国人全说广州话。以此音译国名，现在读起来不准的多。有一些虽不准，如细（粤语小）菌，写到课本里一流传，也规范了。
说这个，是由于我认识前面说那位牙医。除拔牙外，他还在裤子膝盖处安两个拉链，使裤子裤衩两下由之，至今我仍未见过这么有创意的下装。他吸烟能从耳朵里冒出烟来，会用鼻孔吹梆笛，是最让人景仰的人物。跟他熟了之后，请他为我镶一颗金牙，在门齿的位置。他婉拒，说工具不行。那时我不知金子多贵，就是太喜欢金牙了。我多次想象镶了金牙之后，在大街上行走的情景—一光芒从嘴里放射出来，传得很远。就是站在南山上，也能看见我的一颗金牙在盟公署家属院闪闪发光，敬佩的目光会从四面八方投来。我想，用舌头舔金牙一定很光滑，吃窝窝头也香；即使我睡觉时，也有人悄悄参观我的金牙，手指着说：瞧瞧，金牙。除了卖樱桃的老汉，我将是盟公署、包括军分区以及辽河工程局家属院第二个有金牙的人。
牙大夫不给我镶金牙，并不能使我沉沦。有一天，福至心灵，我终于想到用香烟的锡箔做一副银牙。银牙也闪光。那时，带锡箔的香烟不好找，大干部抽。某日，我父亲战友来访，从兜里掏出一盒牡丹，哇！锡箔。我殷勤地向他劝烟，划火柴敬之，让他一根接一根地抽，而烟还有半盒。我问这位叔叔会不会两根一起抽，他说不会。我说这有什么不会的，拿两根烟给他点上，他只好在左右嘴角一边一根吞吐。我问会不会三根一齐抽，他说嘴麻了。麻也不行，我正点火，被母亲喝退。他动身时，我提出把锡箔留下。叔叔通情达理，把散烟卷放进兜里，烟盒归我。
哈哈！我迫不及待地把锡箔箍在上下牙上，沿牙缝勒出印，神秘地闭紧嘴，突然一乐。父母吓了一跳，想揍我。哼！不懂审美。
第二天，我戴着锡箔牙套遍游家属院，招摇微笑，受用钦佩目光。小孩们央求：给我戴一会儿行不？那哪行？我还没享受够呢。这玩意儿虽无金牙灿烂，也有抢夺眼球之妙。几日后，家属院小孩纷纷流行这一时尚。我们呲着银牙，行于赤峰的大街小巷，在商店、游泳池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连牙大夫看了都说：好！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