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帝国的典型样本
当历史转了三百六十度
1944年，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郭沫若写下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他以1644年明朝灭亡、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迅速走向衰亡的历史为蓝本，提出了一些十分具有时代特色的问题。
李自成的起义为什么会失败？这是一个被讨论了很多年的问题，尽管现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个问题本身的魅力，思考这个问题所获得的启示，意义已经超过了答案本身。
当历史的指针转过了整整三百六十度，1644年也变成了公元2004年，有关李自成、有关明朝灭亡的讨论依然没有停止。
这就是历史的魅力，也是明朝的魅力。
明朝还有其他十分具有魅力的话题，比如：朱元璋为什么要杀功臣？为什么明成祖朱棣和建文帝叔侄之间的家事，会变成一场内战，甚至广大的朝臣都参与进来？为什么在明代，可以出现魏忠贤那样只手遮天的大宦官？为什么崇祯皇帝如此勤政，还是无法避免王朝倾覆的命运？
这些问题，永远都不会有定论，当历史的时针转到不同的刻度时，处在不同时代的人们，自会有自己的看法。
现在，时针定格在三百六十度之后的两度，公元2006年，我们将明朝的这些问题，当成中国古代帝国的典型性问题，剖析这些典型的案例，希望引起一些思考。
典型帝国的典型病症
明朝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封建帝国，其典型性表现在各个方面，诸如皇帝的无限权力，依靠皇权而获取自己职权之外利益的不法大臣，皇帝将国家当成私有财产，士大夫们失去道德理想，成为皇权的附庸，公正和清廉成为空谈，等等。
这样的典型帝国，必然具有帝国的典型病。
中国古代的帝国，都多多少少具有一些病症，只不过在有些时代，这些病症是典型的、显性的，而在有的时代，这些病症是非典型的、隐性的。在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这些时代，帝国病症处于隐性发展阶段，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而在秦二世、汉献帝、宋徽宗执政的时候，帝国病症就完全暴发，呈现出显性状态。
不知道是应该惊喜还是应该叹息，明朝从头至尾的二百七十六年之间，帝国病症都处于显性状态。值得高兴的是，明朝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样本，值得叹息的是，这个维持了近三百年的王朝，竟没有一个时刻能够让帝国病症表现得稍微轻微一些。
从朱元璋的独裁统治开始，明朝就进入了一个狭长的隧道，在前进的路上，只能沿着朱元璋留下的路蹒跚而进，因为隧道的狭窄，根本无法转身，无法回头。
于是，明朝渐渐走入了死胡同，一直到了尽头，依然没有一丝一毫转圜的余地。
明朝的皇帝，并不都是恶人，明朝的大臣，也并不都寡廉鲜耻。但是，明朝的君臣们却共同炮制了二百多年的苦酒，这苦酒，皇帝喝了皱眉，大臣喝了憋气，百姓喝了痛苦。
明朝灭亡之后，思想深刻的顾炎武就说，历来王朝的灭亡，有两种形式，一种叫做“亡国”，一种叫做“亡天下”。他把“国”与“天下”区分开来，就是要把明朝的典型病症解剖，抛弃那些满是脓疮的毒瘤，留下那些可以为“天下”造福的鲜活血肉。
终结者，还是堕落者
明朝的腐败现象很多，这是众所周知的，而明朝对国家的各项制度设计得十分完善，这也是世人公认的。那么，为什么在制度设计如此完善的时代，各种违反制度、破坏秩序的行为还屡见不鲜？
是这种制度走到了尽头，还是这种制度下的人都已经丧尽天良？
从这种截然二分的立场去讨论问题，自然会得出偏颇的结论。事实上，明朝的制度虽然完善，但施行的有效程度值得怀疑；而当时的人，虽然普遍的道德水准不算太差，但为了生存或名利而抛弃原则的行为也比比皆是。
明代把中国传统的帝国体制发展到了极致，同时也把帝国体制的各种弊端完全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事实上，中国帝制的历史发展到了明朝，制度上已经不会有再多的变化，后人所能做的，也只是修修补补而已，然而，明朝所留下的帝国典型病症，却要再过很久才能彻底根治。
有一种看法认为，清朝入关后建立的统治，打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正常序列，其实不然。历史到了明朝，帝制的各种制度已经根深蒂固，这并不是政权变更就能打断的，事实上，清朝统治者大体沿用了明朝的制度——所以，清朝在经过前期的上升式发展之后，也迅速走向了衰落，暴露出了帝国的典型病症。
明朝完成了帝制时代的制度完善和皇权强化，随之而生的各种恶果，也自然被明朝统治者自己所咽下，而明朝没有消化的苦果，还要清朝继续咽下去。
回到最初的问题上，郭沫若所提出的疑问，并没有最完美的答案，但明朝作为帝国的典型样本，则永远值得读史的人细细品味，并细细为它的种种病症开出自己的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