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走向成熟的锦衣卫们，就这样把庞大的错综复杂的“胡党”轮廓展现在了朱元璋面前。他们夜以继日地忙碌和奔波，就是为了替朱元璋把胡惟庸的“人脉构成图”完美无缺地展现出来。是的，完美无缺，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对“美”有一种几乎偏执的追求，甚至有些病态，当然，朱元璋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他把这种偏执作为敦促锦衣卫加紧工作的原动力。
胡惟庸是权倾朝野的中书省宰相，“胡党”中的每一个人都几乎是大明王朝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人物，在排查和刑侦工作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检校们不断地遇到阻力和障碍。但是朱元璋不允许有人阻止他稳固自己的王朝，他不允许有任何东西成为阻碍他的王朝前进的枷锁，所以他不断地放大毛骧和仪鸾司的权限，不断地给仪鸾司补充能源、加大马力，让这部大明王朝的秘密警察专列高速行驶。
这是一种电光火石的速度，超乎胡惟庸和朝野上下每一个臣子的预料，在筹备与胡惟庸秋后算账的日子里，仪鸾司中执行“特殊任务”的工作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它的制度不断完善，它所享有的权利也在不断扩大。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猜测，即使在朱元璋临幸某位爱妃的时候，都不排斥锦衣卫的密报飞到他的枕畔。
就在胡惟庸的“胡党”势力不断扩张，与朱元璋的政治主张不断发生矛盾的时候，明朝发生了三件具有“预言”性的事件，这三件事几乎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胡惟庸政治地位的岌岌可危。
第一件事，就是大明朝的另一个宰相徐达公开炮轰胡惟庸。
徐达是朱元璋的“发小”兼大明朝第一猛将，可谓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虽然位高权重，但是因为一直忙着在外面征战，很少管朝廷的事儿。但是在“胡党”膨胀的年月，大明朝江山基本稳定，徐达被朱元璋从北平调了回来。心性耿直的徐达回到应天不久，就看不惯胡惟庸的嚣张跋扈了，于是当着“媒体”的面公开猛烈抨击胡惟庸，还声称要上折子弹劾胡惟庸。据小道消息称，胡惟庸还准备买通徐达家的看门人福寿，想让徐达也来个“刘基式死亡”，但没成功。虽然这在当时也就是一条花边新闻，可是，这已经反映出了胡惟庸的政治前景并不乐观，徐达虽然是朱元璋的“发小”，但是恐怕也不敢随便议论朝中的大臣，如今他居然敢公开斥责胡惟庸，这不能不让人觉得，是否是暗含着某些政治寓意呢？
第二件事，是在洪武十二年九月发生的阻隔占城贡使一事。胡惟庸等人不仅未及时引见占城贡使，还与礼部互相推卸责任，在朱元璋心中，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儿。
第三件事，就在洪武十二年的十二月，又查出汪广洋被赐死时，有个殉葬的妾陈氏，竟是某个获罪后被没籍入官的某知县的女儿。朱元璋得知后更为震怒，说道：“入官妇女只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敕令要彻底追查此事，因此从胡惟庸以至六部堂属各官都难辞其咎、负有罪责。
尤其是第三件事，在胡惟庸看来根本就是“芝麻绿豆大点儿”的小事，或许当朱元璋把这件事说出来的时候，胡惟庸都想不起来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了。但是朱元璋开始较真了，他最痛恨的就是自己的臣子不通过自己而“私自”作决定，何况这决定是和自己所制定的“执政法规”相冲突的，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这是能够让朱元璋拍案而起的大事儿，在朱元璋心中，这简直就是一个臣子对王权的挑衅。
历史就是这么戏谑和急转直下，就在洪武十二年丝丝凉爽的秋风刚刚吹进应天城的时候，胡惟庸发现朱元璋的性情一下子变化了。这个时候的胡惟庸在想什么呢？他想到了自己是否会尝到自己发明的“剥皮实草”的滋味吗？他是否又把自己的“胡党”成员们叫到一起喝了顿大酒，他看着这些在朝中手握重权的官吏们都在自己的房檐下一起把酒言欢，他似乎就能够安慰自己了：朱元璋终归是只能杀掉一两个看不顺眼的人的，难道他能疯狂到把一半的外廷官员都送进刑部大狱吗？从古至今，胡惟庸还想不到哪个帝王会疯狂到这种地步。
3．从血泊中走来的锦衣卫
可以确定的是，朱元璋对胡惟庸动手，并不是从锦衣卫的萌芽时期开始的。说明白一些，其实，杀掉胡惟庸和铲除“胡党”并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的，他的真正目的是削减中书省宰相的权力，朱元璋要建立起属于大明王朝的机制，而不是单纯借用腐朽落后的元朝的统治机制。
朱元璋要削减中书省宰相权力的计划，其实从洪武十一年就开始了。在洪武十一年，朱元璋下令限制中书省的权力，命令以后大臣们上奏折时，不许“关白”中书省。“关白”当然也是元朝留下来的老规矩，属于官话，就是为了方便议政，凡是送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同时送给中书省丞相一份。去掉了“关白”这道卡，朱元璋已经大权独揽，胡惟庸作为一个“障碍”的特征已经愈来愈明显了。
洪武十三年的正月，是朱元璋给胡惟庸“最后通牒”的日子。毛骧和他的手下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暂时停下了手里搜查“胡党”名单的任务，转而开始投入更加烦琐的一项工程里：整理“胡党”的人员名单。
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锦衣卫似乎是有些变态的，他们这些人真的会这么偏执，竟执著地忙碌于编写一份庞大的“罪犯名单”？要知道凡是被写上名单的人，几乎就是一具尸体，朱元璋的满身杀气，别人感觉不到，毛骧和他的心腹们还能感觉不到吗？把这么多的人送上断头台，他们不仅没有一个人感受到来自良心的谴责，居然还那么兴奋、那么卖力，不辞辛劳地把一个个名字写进了“生死簿”。他们难道真的已经完全被朱元璋洗脑了吗？和他一样如此狂热于杀死这些“不忠”的逆臣吗？他们中的某一个人就不会产生动摇，就不会有忧虑和不忍吗？
如果你有这些担心的话，那么你就太小看这支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成长起来的特殊队伍了。他们当然不可能被洗脑，也不会全部都是铁石心肠、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们看起来掌握着无上的权力，其实，他们都不过是朱元璋手里的棋子、他的暴力工具。在波澜起伏的宦海争斗里，他们都只不过是权力天平上的砝码，他们不可能主宰局势的发展，也不可能改变某个人的人生轨迹，他们甚至不能够完全支配自己的生死。《新龙门客栈》里剑挑曹少钦的周淮安和《杀人者唐斩》里刀砍魏忠贤的唐斩都不过是电影编剧的虚构，真正的历史是弄权者的一场狩猎游戏。眼下就是一场朱元璋对胡惟庸派系的政治角力，毛骧和他的手下们根本不可能左右这样的局势，只有在民间小说里才有草根英雄更改历史洪流的桥段出现。
所以，不能去苛责锦衣卫的冷酷和麻木，皇上的俸禄已经足够决定他们所有人终生的命运，甚至是他们后人的命运。或者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人很像现代的狗仔队，可这就是他们的命运，而且他们远远要比那些只去关心明星私生活的狗仔们恐怖得多。
洪武十三年的正月，应天城里开始变得出奇冰冷，让人不寒而栗。这就是风雨之前片刻的平静，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把后世的史学家们都惊吓了个够戗的《昭示奸党录》的初稿就这样展现在了朱元璋面前，就在朱元璋还没有看完这份冗长的名单的时候，锦衣卫给朱元璋送来了风雨之前的雷电：胡惟庸之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胡惟庸擅自杀死了赶车者。
当然，只凭一件凶杀案就治当朝宰相的罪是不可能的，在这一声响雷响彻天空的同时，御史中丞涂节和中书省吏商暠的两封折子拉开了这场风雨的序幕。就是这两封折子，给胡惟庸的脑门儿上刻下了他根本无法抹去的罪名：叛乱。在这两封折子里，除了将胡惟庸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的勾当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番以外，还爆出了最令人惊骇的“重磅内幕”：胡惟庸里通外国，准备犯上作乱。
“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甚至打起朱元璋脑袋上的王冠的主意，胡惟庸已经明白，自己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圈套，这个圈套比他所能想到的还要更黑、更深、更万劫不复。他已经没有时间去向皇上澄清他的冤屈了，毛骧带着皇上的圣旨，带着身披重甲的士兵已经把他的府第围了个水泄不通。他的家产将被查封，他和他的子嗣姻亲都将死于君王的屠刀之下，他享尽了荣华富贵，也为了他半生的荣华富贵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他必须为自己不断膨胀的权力欲吞下苦果。
只不过，这一次的杀戮是从胡惟庸开始，却没有在胡惟庸身上结束，在朱元璋的名册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御史陈宁，延安侯唐胜宗，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宣德侯金朝兴，靖宇侯叶碖，都督毛骐、李伯碖、丁玉，卫国公邓愈之子邓镇，宋濂之孙宋慎，甚至还有亲自举报了胡惟庸的涂节。
如果放到现在，这份用密密麻麻的毛笔字写满了的“死亡宣判书”，一定可以成为一件震撼人心的行为艺术作品。可是在当时，当它完全展开在满朝臣子的面前时，大明朝一半的重臣都绝望了，这哪里是一张纸，分明就是一张巨大的“招魂幡”。
要知道，犯上作乱是要株连九族的。而以朱元璋的性格，凡是该株连九族的他是绝对不会“株”个七族八族就算了的，为了大明王朝的江山，他生就了一副铁石心肠。杀不干净？会留下死角？这根本由不得臣子们心存侥幸了，在过去的几年间，在朱元璋的授意下，毛骧和他的心腹们早就把每一个枝节都侦查得一清二楚了，只有杀得多了，不会有杀不到、杀得少的。
于是，当胡惟庸的身体在洪武十三年正月被分尸，并且剥皮实草以后，真正的杀戮开始了。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在朝中任职的老少爷们儿们终于认识到了毛骧统领下的这个恐怖而特殊的队伍，已经不可遏制地走到了历史的舞台上，而他们的到来并不意味着阳光普照和春暖花开，这将是一片被朱元璋亲手从奉先殿里放出来的乌云。最开始，臣子们并没有太在乎这片云，直到胡惟庸案的那卷巨大的罪犯名单新鲜出炉时，这些战战兢兢的大臣抬起头，才发现不知不觉之间，每个人头顶上都顶着一片黑压压的云，而且，这片云宽大得看不到边际，而且很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伴随着胡惟庸的死去，瓢泼大雨从云层里落了下来，等雨水落到地上，大明朝的官员们才惊愕地发现，这哪里是什么雨水，根本就是血水。
4．为“吉尼斯世界纪录”不断奋斗的锦衣卫
明朝洪武十三年正月的一天，应天城里人头攒动，城里所有的人几乎都聚集到了集市上，这当然不是上元佳节皇帝与民同乐，请大家出来观赏璀璨夺目的花灯，而是朱元璋要公开杀一帮罪犯。
杀人本来也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但是偏偏今天杀的人与往日不同，今天要杀的全都是朝中的要员，个个都是曾经在应天城里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主儿。
一次性杀掉这么多重量级的人物，真是“前无古人”，至于“后”有没有“来者”八成也是很难说的事情，技术难度如此之高的活儿，古今中外估计也就是朱元璋有魄力搞得出来，所以应天城里的男女老少都来了，要知道，这样的“盛况”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得见一次啊！
第一个被处死的是朝中最高级别的官员——宰相胡惟庸，五匹马一阵嘶鸣，胡宰相的身体被撕裂。在胡惟庸的鲜血飞溅中，还有很多头颅也伴随着马儿的嘶鸣和刽子手的刀光滚落一地。这绝对是一场震慑历史的屠杀，每一个史学家此后在写到这一段的时候，都不敢过多地使用笔墨，这样的血腥和恐怖本来就不需要过多渲染！
当然，这些还不算什么，因为朱元璋一批一批、一个一个地拎出来问斩的胡惟庸的同案犯，最后据不完全统计，有三万余人，试想一下要把这三万人聚到一起集体处决，由于当时没有重型卡车快速而且大批量地运走满地的头颅，要是用马车，三万颗头颅大概需要三百辆左右吧！再加上那些没有头颅的尸体，总共得需要将近一千辆马车，这么多马车且不说鱼贯而入怎么在应天城里停放，单是调度到一起就已经颇为壮观了。而且杀人就是个一次性工作，你要是杀完了这批先把尸体运走再杀下一批，估计得耗个两三天。这又不是唱大戏，朱元璋哪有时间让刽子手们天天干一批一批地轮番杀人的事儿。于是他大手一挥，刽子手们一鼓作气，嘁里喀喳地就把一干人等都给砍了！
假若真这么搞，驮运头颅和尸体的马车组成了一条血淋淋的长城，穿过应天城，一直延伸向城外的漫漫荒野。即使朱元璋站在城楼上俯视到这一切，也不会想到，在巩固大明王朝政权的同时，这道血淋淋的“长城”更表现出了一种悲壮的启示：正是这一次的屠杀，使大明朝的开国元勋们被杀戮殆尽，大明朝的政治人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真空状况，等到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登基以后，能辅助他的高素质人才已经所剩无几。
杀戮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在此后的十多年间，仪鸾司的“秘密警察”们仍然马不停蹄地继续搜罗着“胡党”罪犯的名单。洪武二十三年，大明朝的一代开国名臣李善长也被牵连进“胡惟庸案”中，被朱元璋以“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问罪处斩，于是，已经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身首异处，他也成为胡惟庸之外死于此案的第二个宰相级别官员。其妻、女、弟、侄等七十余人被杀，只有李善长的长子李祺及另外两个儿子，因为临安公主的缘故得以免死。而此时，朱元璋早已彻底罢黜中书省，大权独揽。
在胡惟庸死后，继续勤奋搜集“胡党”谋反罪证的过程中，已经不再只是几个人的小团队在执行这项任务了，此时的仪鸾司已经完成了它的职能转换。
当时明朝的最大威胁是“北虏南倭”，于是仪鸾司不久就声称找到了胡惟庸勾结倭寇的证据，又为胡惟庸添上了一个“通倭通虏”的罪名，说他勾结蒙古和日本，企图谋反。接着，又说胡惟庸东通日本高丽，南通三佛齐，北通沙漠，反正就是对朱元璋的大明王朝有威胁的势力全跟胡惟庸有关系，用“铁的事实”证明胡惟庸早就和大明朝的敌对国都做好了生意，准备把明朝政权一锅端。
在胡惟庸死后，胡惟庸案不仅没有告一段落，反而愈演愈烈。胡惟庸案历时十多年，数以万计的人死于这场轰轰烈烈的案件中。
大明朝的开国元勋被屠杀殆尽，在那映红了应天城的血色残阳里，仪鸾司终于脱掉温顺的外衣，狰狞地站立了起来。从前关押重要官员的是刑部大狱，而这个时候，那些大员都被请进了仪鸾司的“诏狱”。由于侦办胡惟庸案件的特殊性，使仪鸾司在侦办案件中得到了皇帝的直接授权，从此摆脱刑部的控制而独立拥有了审判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