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失去爱子，后又痛失爱妻，巨大的悲痛和愤懑，使顺治动用了皇权，下了一道超乎寻常的旨意：为董鄂妃隆重发丧。顺治皇帝提出，董鄂妃的丧事要按皇后的标准办，可孝惠皇后依然健在，而且董鄂妃仅仅是皇贵妃，这样做有悖祖制，好在孝惠皇后深明大义，主动提出让位，太后也只得答应。接下来，他下令全国为他的亡妇服丧。百姓三日，官吏一月。同时命令亲王以下、满汉四品以上的公主、王妃、命妇齐集景远门外哭灵，对哭得不动情者严惩不贷。从满洲入关后，朝廷还没有举行过如此隆重的葬礼。
然而，顺治皇帝早从顺治十四（1658年）年开始就对佛教产生了兴趣，曾派人从江南请来了高僧玉林通、茆溪森师徒进京说法，后来竟要求玉林通为他起法名，玉林通无奈只得依从，顺治皇帝从中选择了“行痴”。董鄂妃死后，顺治皇帝万念俱灰，决心遁入空门，以求解脱，并要求茆溪森为他剃度，太后与诸大臣的劝说都无济于事，好在茆溪森的师傅玉林通赶到，提出如果茆溪森敢为顺治剃度，就当场烧死他，顺治帝无奈，只得派自己的贴身太监吴良辅作为替身，入寺修行。
本来就体弱多病的顺治皇帝经过这几次变故，身心遭到了极大的伤害，董鄂妃死后仅半年，顺治帝就得了当时的不治之症——天花。当时正值春节，宫中与民间都张灯结彩准备欢度新年，就在这时，皇帝病重的消息从宫中传出，朝廷传谕全国“毋炒豆、毋点灯、毋泼水”，并颁布大赦令，可是并无收效。在钦定皇三子即位、口述遗诏后，顺治皇帝于正月初七日半夜驾崩于养心殿，时年24岁。
顺治皇帝死后，尸体被火化，于康熙二年与孝康皇后（康熙帝生母）、孝献皇后（董鄂氏）合葬入清东陵中的孝陵。
10.谜团缠身的雍正皇帝
提起雍正皇帝，人们对他的兴趣，多是“血滴子”暗杀、弑父杀弟“得位不正”，乃至暴卒的神秘。这个“四阿哥”（皇四子）得位伊始，从皇子贝勒到好事草民都对他非议纷纷。
在清朝12代皇帝中，雍正蒙受骂名最多。对他谴责最多的是搞特务统治，大兴文字狱，禁锢社会思想。其实，在他统治下的13年间国运还挺兴隆，远非晚清那些丧权败邦之君可比。雍正执政时，完善对西藏的行政管辖，设立了驻藏大臣，还平息了青海叛变；接下来的乾隆，再将汉朝便是国家西域的新疆收归版图。虽然以后在清末民国年间损失了300多万平方公里，但毕竟还是为中华民族留下960万平方公里疆土，就这一点而论，雍正算是功不可没。雍正在位时，还干过几件载入史册的事，如将“摊丁入亩”制度全面实施，取消实行了几千年的人口税，而只收土地税。老百姓由此减轻了负担，溺婴也大大减少，中国人口从康熙初年的1亿激增到道光年间的4亿（这点是功是过后人倒有争议）。
过去一些野史谴责雍正，说他在康熙病重时送上“参汤”，让其父迅速归天。他又让隆科多密改康熙的遗诏，将“传位十四子”中的“十”字上下添了两笔变成“传位于四子”，由此取代了他同母的十四弟而篡了位。不过，从清宫习惯和文体来看，改遗诏之说不太可信。满代自顺治入关后便受博大的汉文化包围熏陶，加上刚依照蒙古文创建的满文词汇又很少，很快便普遍使用汉文。不过康熙、雍正两朝对满洲亲贵们下密诏时，为了内廷的隐秘性却多使用满文，事关“国脉所系”的传位诏更应如此。即使用汉字，按当时的文法也不会用“于”，而应用“於”。
雍正谋害其父一事，至今也无证据，不过，倒有蛛丝马迹说明此人继承皇权确实可疑。清宫档案中发现他刚即位时给隆科多的一封信，肉麻地称这位“舅舅”是“朕之功臣”、“旷世罕有之臣”。康熙临终前，由隆科多率御林军守护，他对雍正何“功”之有？语中当有隐情。雍正继位后起居也有奇怪之处，其父的寝宫他绝不去住，自己的陵墓也没选择在安葬父、祖的遵化县陵园，而是另在西面的易县开辟了一处新陵园（此后清帝才在东陵、西陵交叉安葬），仿佛很害怕冥冥之中的父皇。对当时迷信鬼魂的清室来说，这些举动只能用必有亏心事来解释了。
雍正继位后很快圈禁了早有权力之争的八弟、九弟，还下令将他们改名“阿其那”、“塞思黑”（满语为猪、狗），二人不久便暴卒。据溥仪之弟溥杰说，他在宫中发现过雍正留下的杀弟密诏。将兄弟改畜生之名的举动，本身便反映出本人的荒唐下作。稍有点独立思考的人都会问，这两个亲王若是狗是猪，作为其亲哥哥的皇帝又是什么呢？
雍正帝生前疑团颇多，死因也是一个谜。据官方记载，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公历10月5日）他还在批阅奏折，当晚“不豫”即不舒服，三日后，突然“驾崩”，死于圆明园，原因不详。
一些野史乃至武侠小说津津乐道的是被刺取头一说。说的是雍正积怨太多，下令掘挖反清人士吕留良之墓并诛杀全家后，其孙女吕四娘埋名学艺，后来夜闯内廷，砍下皇帝首级而去，西陵中葬的只是一具无头尸。不过，从清宫戒备的情况看，一女子逾墙入圆明园取头之说，有点近乎编造的神话。研究清宫档案的一些人根据症状记载，判断雍正是突然中风而亡。另外有人分析，雍正长期迷信方士道人，甚至与之称兄道弟，在圆明园内还让他们煮炼仙丹以图长生。服这种含有毒成分的丹药，极容易暴卒。在中国一部千年封建帝王史中，包括唐太宗等“明主”在内的众多皇帝都曾干过这种荒唐事，雍正也可能重蹈了覆辙。
雍正一生被神秘和疑案环绕，反映出当时清室内部权争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他虽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黄金时代——“康乾盛世”的中间，本人和周围却充满阴暗气象，这也意味着清王朝即将走向下坡路。从这点看，雍正又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悲剧性人物。
11.和珅为何深受乾隆皇帝宠幸
和珅究竟是何许人？乾隆皇帝为什么对他如此宠幸？他最后的结局又是如何？根据史书记载及今人研究，我们可以较为准确地描绘出和的兴衰史。
和珅，字致斋，满洲正红旗人，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是时，家境并不好，《清史稿》称：“少贫无籍，为文生员。”他与弟和琳曾入选咸安宫官学读书。史载和珅很聪明，学习也用功，通晓满汉文，后来又学会了蒙古文、藏文。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他19岁，承袭父亲常保三等轻车都尉，生活开始好转。他参加科举考试未中，从此再也没有赴考。他的祖辈是开国功臣，所以他最终被朝廷起用，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被授予三等侍卫。这是他仕宦之途的起点。
据说，有一次他随侍，乾隆帝乘肩舆，阅一份边报，看到地方官失职处，不禁生气，脱口就说：“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意思是说，猛兽从笼子里跑了出来，收藏在匣里的珍贵美玉和龟甲被毁坏了，这是谁的责任？随侍的人员茫然不解其意，而和珅凭他的好记性，马上想起这两句话出自《论语》，从容不迫地说：“皇上的意思说，守土的地方官是不能推卸其责任的！”乾隆帝听到此话，很感惊讶，忙侧过头探视，原来是一个俊秀的青年侍卫，深感满意。回到宫中，他就召见和珅，细问身世，和珅应答如流。此后，和珅就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还有一种说法：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帝东巡祭孔，乘骡子驾驭的小轿车，和珅在车旁随侍。路上无事，他就跟和珅说起话来。乾隆帝问：你是什么出身啊？答：文员。又问：“你下场科考过吗？”答：“庚寅年曾赴考。”问：“出的什么题？”答：“孟公绰一节。”问：“还能背得出你的文章吗？”和珅边走边背诵，一字不漏，快捷异常。乾隆帝听完，点点头，说：“凭你的这篇文章可以考中嘛。”就是以此次路上谈话为转机，和珅真的腾飞起来。
不管哪种说法，可以确信，是一次偶然的机遇，和珅表现得机警、敏捷、聪明，说话很得体，博得了乾隆帝的常识，回京后，就被提拔为乾清门侍卫，再擢为御前侍卫，授予正蓝旗满州副都统。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和珅官至户部侍郎，不出3个月，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再授内务府总管大臣，至年末，又出任国史馆副总裁，赏戴一品朝冠，总管内务院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这年，和珅才26岁，竟然身兼多种要职，最能显示其地位与身份之崇高，莫过于当上军机大臣，进入国家军政决策的核心，又得到内务府总管这个肥缺。朝廷中那些钻营一生的官员也未必能获得军机大臣这个位置，他却在谈话4年后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真是个奇迹。
然而，和珅的官运并未到此结束。乾隆四十三年又（1778年）兼步军统领、充崇文门税务监督。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再升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御前大臣、镶蓝旗满洲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充《四库全书》馆总裁、兼理藩院尚书。和珅升官，简直是火箭的速度，直线上升。尽管他的地位达到了极限，直到破败前，他的官职和珅荣誉有增无减。从他所任官职，凡朝中军、政、财、文、人等各种权力及各肥缺，几乎让他一人包揽了。清朝不设宰相，他却是真宰相，时称“和相”。
和珅有何德何能，竟获此无以复加的高位与殊荣？其实，他既无一件军功，也无特殊贡献。论才能，他根本不知兵，略通文，又非才华横溢。论资历实践，科举未中，亦非正科出身，这在官场中根本没人瞧得起。但他却得到乾隆帝的极度宠幸，原因何在？
说起来，很简单。和珅初登政治舞台时，清朝已达到鼎盛，天下太平，国泰民安。而乾隆帝已步入老年，力主“持盈保泰”，维持现状就可以了。和珅很适合乾隆帝的口味，他为人机灵，很会说笑话，不失诙谐幽默，老年的乾隆帝，自然就喜欢起和珅来了。这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和珅凡事都必揣度乾隆帝的心态，“善伺高宗意”，投其所好，总能得到乾隆帝的赞许。这给乾隆帝一个错觉：惟和珅最能体会他的意图，因而更加信任和珅。于是，乾隆帝对和珅情有独钟，不断加恩，宠幸之至，非和珅莫属。
从清朝给和珅盖棺定论，到当代学者研究，和珅基本上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他的问题，概括地说，一是借助权势，擅作威福，顺他则昌，逆他则亡。只要不顺从，他必设法排挤，甚至致人于死地。在北京，从上层到底层，无不唾骂他。二是贪污纳贿，其数量之巨，令人难以想像。仅据其被逮后所定罪状，其中贪污的白银逾千万两，夹墙内藏赤金达2.6万两、私库赤金6000两，地窖银百余万两，在通州、苏州等地当铺资金为10万余两。和珅财产之多，不只是清代头号大贪官，在中国历史上也够上头号了。
乾隆帝对和珅贪污、擅作威福，所知有限，但一经发现，也曾下诏斥责。这表明，乾隆处事还能坚持原则，即使宠臣也不能免。但乾隆帝对和珅还是虚应故事，不过是给个告诫，事后很快恢复正常，照旧升官不误。和珅“弄窃作威福”，公开勒索纳贿，致使“政以贿成”，贪风日炽，吏治败坏。清朝由盛转衰，和珅掌权政20余年，直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89岁的长寿皇帝乾隆帝病逝，和珅的人生也走到了尽头。乾隆帝去世才几天，刚亲政的嘉庆帝就下令逮捕和珅，宣布其20条大罪，赐令自尽，下场悲惨。
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和珅，他跟乾隆的关系，大抵如此。
12.烧抢圆明园谁带的头
1860年10月，圆明园浩劫，举世震惊，英法联军无疑是祸首。但是，谁先抢了圆明园？据王运（1832～1916）说，是中国人——北京海淀的满人和老百姓！
王运的《圆明园词》中说：“敌兵未至雍门荻，牧童已见骊山火。”这话文绉绉的，好在附有自注，词义乃大白：“夷人入京，遂至园宫，见陈设巨丽，相戒弗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乃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洋人入京，到了圆明园，看见里面陈列的富丽堂皇，互相告诫不得进入，说怕丢失了东西以后要被索赔。等洋人一出，那些落魄的满人贵族首先率刁民，借洋人的名，放火打劫，洋人见状又返回来也跟着大掠夺。）王运当时刚出道，在权臣户部尚书肃顺的幕府中，北京的关系很熟。据他的见证，当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最先进入圆明园盗掠的，不是老外，而是土著，是海淀附近的满汉穷人。
谁先在圆明园开抢，是讲得清楚的。按照英法联军将士的回忆录，他们是10月6日追赶满兵，进入圆明园的。当日，为了战事，在苑囿外围烧了几间房子。来自英法乡下的兵士，住在宫殿里，眼界大开，垂涎三尺，已经在议论掠夺珍宝。但据说第一天还好，只有几个法国士兵拿了几件小东西作纪念，余人没有动手。第二天，10月7日，海淀的中国人下手了。不敢抢外国大兵占据的宫殿，就抢那些无人看管的佣人、管家和太监住房。
满人入关216年，北京第一次失陷，没了官的北京一下乱了，对整天垂涎着皇上生活的小民来讲，无疑也算是一种解放，进到这平日里的禁园张望也是享受。于是开抢，如王运所记。随军的英国纪牧师说：“当我们再走近内宫时，遇见了成群打伙的中国人，抢劫他们皇帝的东西。我们检查他们的篮子和包裹，只能找到瓷器、毡毯和粗布的棉衣。他们没有走进最好的宫殿，他们惧怕我们。”因此，外界看起来，是中国人先抢烧圆明园。
但英法联军当然不是善类，他们早已在园内有组织有纪律地分赃、搬运、拍卖圆明园财物，而且外界不知。情况大抵就是这样：英法联军是有组织的江洋大盗，海淀的百姓是散乱的刁民细贼。
“皇城根下”的子民，有的还是帮着皇上统治全国人民的满族特权分子，平时又最恨洋人，临事不和皇上共患难，不显出“忠君爱国攘夷”的样子，反而乘帝室之危，下手捞便宜，为什么？这样的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汉奸？不像。农民起义？也不像。愚民群氓京混子？他们却又是如此精明地拿捏分寸。
这样的故事，最叫人想起另一句话：“乘火打劫”。秦末项羽大烧咸阳，放火的是楚兵，抢劫者中却一定夹有大量当地居民，不然为什么大火“三月不灭”？明末闯王李自成进北京，很想守住纪律不抢，也是北京城里的当地人先抢了起来，一发而不可收。辛亥革命的时候，北京、南京、武汉都发生过类似事件，有人想抢，但是因为有一批商人、政客、士绅出面维持，不准掳掠，才是历来的改朝换代中情况最好的一次，故宫保了下来，造了博物院。
13.李鸿章遇刺为何导致中日停战
1895年甲午一战，李鸿章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对于李鸿章而言，甲午战败是他一生的耻辱，签订《马关条约》更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
1895年2月22日，李鸿章奉旨进京。此时，日本人再次向清政府表示，他们不仅要清政府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而且要求割地！不管是慈禧、光绪，还是满朝文武，谁都不愿意背上这个遗臭万年的罪名，李鸿章自然也不愿意。经办外交多年，李鸿章早尝够了“卖国贼”的滋味，所以，他一定要得到清政府的全权授权，才肯出使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