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官办高等学府，始建于齐桓公。稷下是齐国国都城门，位于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稷门附近，稷下学宫由此得名。
齐宣王时，更是在稷下扩置学宫，招致天下名士，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等百家之学，汇集于此，自由讲学、著书论辩。
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有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予、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鲁仲连、邹爽、荀子等。尤其是荀子，曾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吸收，成为真正体现战国“百家争鸣”的典型。更为可贵的是，当时齐国统治者采取了十分优礼的态度，封不少著名学者为“上大夫”，并“受上大夫之禄”，拥有相应的爵位和俸养，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列传》），“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因此，稷下学宫是具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性质，既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官办的政治顾问团体。其人数之多，学派之广，规模之大，争鸣场面之热烈，前无所有。司马光曾赞扬说：“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稷下学宫是中国官学的滥觞，在某种程度上又促进了私学的发展。
王霸之辩
王道和霸道是古代思想家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称霸争雄，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与变革之中。各个诸侯国如何治理国家，成为各家学派争论的焦点。
儒家主张重王道轻霸道。孟子认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所谓的“霸道”，是仗恃武力的强大、假借仁义的名义称霸诸侯，征服天下。所谓“王道”，是依靠德治而实行仁义，经仁义教化征服天下。他反对霸道，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他主张实行王道，因为这是“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也”。所以，当他的学生公孙丑问他“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难道还不值得学习”时，他表现出不屑一顾，认为“以齐国来统一天下，易如反掌”。而公孙丑将他与管仲相比时，他就非常生气。
荀子虽然崇尚王道，但面对当时天下纷争的现实也谈霸道，主张在王霸并容的前提下，以王道为本。
管仲学派主张王霸并举，是实行王道还是实行霸道，要针对具体情况而定。他认为强国多的时候，一味施行王道，是愚蠢的；强国少的时候，也施行霸道，同样不可行。可见，管仲学派的王霸学说更适合当时的时势，更具有现实性。
自汉代之后，出现了“霸王道杂之”的趋势。王道也好，霸道也罢，只是执行者的名位不同，效果不一样，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义利之辩
义利之辩是中国思想史上讨论比较多的问题。在中国传统伦理中，“义”一般指仁义道德；“利”指的是功利、物质利益。孔子提出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思想，而孟子更进一步，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认为追求利必然损害义，为了保留义，要“舍生而取义”，“二者不可得兼”（《孟子·告子上》）。所以，梁惠王问他“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时，孟子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并告诫梁惠王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
与孟子的“羞言利”不同，荀子将义利关系与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他承认人有“好利”之心的事实，更符合人性的本来面目，并举例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舜之所同也。”（《非相》）“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性恶》）荀子在认为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具有合理性的同时，又认为这种追求要保持一定的度，不能放纵。放纵逐利，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
那么，怎样才能使人们对“义”和“利”的追求保持平衡呢？荀子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制礼义以分之”（《王制》），用礼义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用礼义制约人们的物质欲望，教育人们“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辱》），反对“"唯利之求”（《王霸》）。这样国家就会治平，反之，则会出现乱世，也就是所谓：“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由此可见，荀子的义利观和孟子的义利观比起来更进步。
管仲学派对义利关系的看法是义利并重。他们认为：“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权修》），讲礼义教化，不忘记物质利益的激励功能；讲物质利益，也不忘记礼义教化的引导作用。二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所以在讲了“必先顺教，万民乡风”之后，紧接着说：“旦暮利之，众乃胜任。”
天人之辩
天人之辩，即关于“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关系的论争，是中国哲学史上争论的中心问题。中国古代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同天人之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天人之辩，首先要回答天是什么，然后再回答天与人的关系如何。
孟子继承了孔子“天命”思想，认为天是一种有意志的主宰，他把“天”赋予了道德的属性，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但他也强调人为努力的重要性。
荀子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与孟子大相径庭。荀子认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其运行变化具有规律性，这种运行变化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荀子·天论》）荀子还认为，要“有于天人之分”，明确和理解天道与人道的不同分职，要“不求知天”（《王制》）。但荀子也认为人对“天”并不是无可奈何的，而是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控制、征服、利用自然，反对在自然界面前无所作为的态度。也就是“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管仲学派对天人之辩的回答也是唯物主义的，而且更具有现实性，比如《管子·度地》将能根除水、旱、虫等五种灾害说成是人能主宰自然界，从具体的改造自然的实践中认识天人关系。
人性善恶之辩
关于人性的善恶之辩，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看法。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荀子的性恶论。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和生来就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人之所以会做不善的事，不是其本性所致，而是被形势左右，自己无法把握自己。
告子主张性无善无不善论。他将人性比作水渠中的水，让它向什么方向流它就向什么方向流。人性的善端，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熏陶形成的。但是孟子巧妙地驳斥了告子，说水确实没有东西的定向，但难道没有上下的定向吗？人的本性向善，就像是水的天性向下是一样的。
荀子虽然和孟子一样，认为人的本性是生而具有的，但他却持孟子性善论相对立的“性恶论”。荀子认为在人性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人的好利恶害之情，而好利恶害发展的结果，必然产生尔虞我诈、争夺、犯分乱理等不道德的行为，所以说人性是恶的。他同时认为，这种天生的恶的人性，经过后天的学习教育，对“人性”进行改造，就可以做出善的行为。
在人性善恶的辩论中，因为孟子的性善论更符合儒家“仁”的思想，所以一直被奉为正统。
和同之辩
和同之辩是春秋时期关于事物矛盾对立因素的多样性与单一性的论辩。和与同，是中国古代的哲学范畴。“和”指事物矛盾对立因素的多样性，而“同”则指单一性。和同之辩最早发生在中国春秋时期。《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认为幽王“去和而尚同”，使国家处于危亡之中。他认为“和”是“以他平他”，即不同的事物相互聚合而得其平衡。不同事物聚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新事物，所以“和实生物”。如果只是相同事物重复相加，那就还是原来的事物，不可能产生新事物，所以“同则不继”。他实际上揭示了自然和社会存在的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即多样性有利于促进事物的发展。
在晏婴看来，“和”与“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就像调羹，要加入适当的水，辅之以多种作料和味道，用适当的火候，不温不火炖出来的汤才好喝，肉才好吃，让人食后心情舒畅，君臣关系也是一样。当君说是的时候，臣应指出其中的非；当君说非的时候，臣子要指出其中的是，以补充君的不足。这样才能使政治稳定，百姓幸福。处理事物立足于“和”，即从矛盾对立因素的多样性及和谐与统一出发；而不应该立足于“同”，即不应该立足于矛盾对立因素的单一性和一致性。
孔子对于“和”、“同”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孔子用“和”与“同”说明人格的高下，同史伯一样，也肯定事物多样性统一的意义。孔子弟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和”的含义逐渐转向了人际关系的协调，较之于周伯的充满辩证智慧的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思考层次有所降低了。
墨家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为墨家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主要有《墨子》。
墨子姓墨名翟，大约活动在公元前468年到公元前376年，鲁国人。墨子出生在社会下层。最初受业于儒家，后来因为不满儒家维护强权高贵、压抑人性的统治思想，以及对儒家强调的繁文缛节和靡财害事的丧葬感到厌烦，最终脱离了儒家，创立了自己的墨家学派。墨子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广收门徒，亲信弟子达数百人之多。
墨家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就是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努力成功。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均能“赴汤蹈刃，死不旋踵”，至死也不扭转脚跟后退。墨家很重视艰苦实践，穿短褐衣、食粗余粮，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如巨子黄享的儿子杀人，已经得到秦惠王的宽赦，仍被执行“墨家之法”。
墨家和儒家同为春秋战国时期显学，当时有“不入于儒，即入于墨”（《韩非子·显学》）之说。先秦时期，儒、墨两家曾分庭抗礼。战国后期，墨学的影响一度甚至在孔学之上。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两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战国以后，墨家已经衰微。到了西汉时，由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汉之后基本消失。
名家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为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的关系问题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称之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直到汉代才有了名家的称谓。名家思想最早萌芽于春秋时期，其先驱者为郑国的邓析，兴盛于战国中期。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两位著名的名家代表人物，一位是惠施，另一位是公孙龙。他们以擅长概念分析而驰名天下。
名家对名的探讨从具体问题中抽象化，并且从更高角度继续阐发其中的政治伦理思想，并且强调端正名实关系，实际上也是希望天下得治。
名家的地位及影响不及儒、墨、道、法诸家，但它却是战国中期一个非常活跃的学派。以名家学派为中心而展开的名辩思潮，战极一时。名家曾先后与墨、儒、道、阴阳诸学派展开论辩。它的一些哲学命题甚至成为当时各家各派纷纷讨论的中心议题。名家学派在我国逻辑思维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随着秦朝的统一，百家争鸣的局面结束了，名家学派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销声匿迹。
白马非马
白马非马是名家一个著名的逻辑问题，出自《公孙龙子·白马论》。
《白马论》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战国时一座城池有令，马匹不得出城。有一天，赵国平原君的食客公孙龙带着一匹白马想要出城。守门的士兵对他说：“马匹一概不得出城。”公孙龙希望说服士兵让自己出城。
公孙龙说：“我的白马并不是马。因为白马有两个特征，一是白色的，二是具有马的外形，但马只有一个特征，就是具有马的外形。具有两个特征的白马怎么会是只具有一个特征的马呢？所以白马根本就不是马，你得让我出城。”守门的士兵一时无法应对，只好将公孙龙放行。
逻辑上，“白马不等于马”，正如“苹果不等于水果”及“爸爸不等于男人”，都是容易明白及符合逻辑的。但是“白马不是马”、“苹果不是水果”及“爸爸不是男人”就说不通了。
这两组句子之间的差异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就是“等于”和“是”并不相等。当然，“不等于”和“不是（或者非）”也不相等。
公孙龙就是巧妙地将“不等于”的概念说成“不是（或者非）”。他将“白马不等于马”偷换成“白马不是马”了，利用他的辩才愚弄了士兵。
阴阳家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为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来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也称“阴阳五行学派”或“阴阳五行家”，代表人物为战国时的齐人邹衍。
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相互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克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克说，把五行的属性解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
汉武帝“罢黜百家”后，阴阳家的学说部分融入儒家思想体系，部分为原始道教所吸收，作为独立学派的阴阳家便不存在了。
《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了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纵横家
纵横家是战国时期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
“纵”与“横”的来历，据说是因南北向称为“纵”，东西向称为“横”。六国结盟为南北向的联合，故称“合纵”；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为东西向的联合，故称“连横”。
“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指战国时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联合抗秦的外交策略。“连横”，即“一强连一弱以破众弱”，指以上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的外交策略。所谓“纵横家”，就是鼓吹“合纵”或“连横”外交策略的人物。纵横家的鼻祖是鬼谷子，代表人物有苏秦、张仪、甘茂、司马错、乐毅、范雎、蔡泽、邹忌、毛遂、郦食其、蒯通等，事皆详于《战国策》。
纵横家讲究实际，事无定主，一切从客观出发，并以取得成功为目标。他们就是杰出的谋士和辩士，是战国社会舞台上的活跃分子，并且举足轻重，被形容为“翻手为云，覆手变雨”，操纵着战国斗争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