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是乾隆四十年，第二年正月初二，宁寿宫落成时，乾隆奉太后举行筵宴，却见太后步履康健，并不用所制鸠杖，所以他诗中高兴地说：“鸠杖全无借，兕觥奉有伦。高年健太极，行乐信天真。”这一年开春，乾隆又奉太后东巡，登泰山，回銮即往避暑山庄，太后以八五高龄健步登上九层之高的佛塔。八月初十这一天太后还照例幸狮子园游览，并在这座她年轻时以雍邸“格格”的名分来过数次的园林中设宴，“赐食”至尊的乾隆皇帝，抚今追昔，她老人家心里真是百感交集。谁能料到此行竟是这位与狮子园有着某种纠葛的皇太后最后一次来避暑山庄呢？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正月初八，乾隆照例于上元前在御园九洲清宴清晖阁张灯列筵，恭侍圣母庆祝。他事先让内务府照康熙晚年传下来的样子，制做了一个软榻，预备太后从肩舆下来时坐上，然后再由侍者抬到室内座位之上，以免走动之劳。在记述这最后一次母子观灯的诗中，乾隆说：
家宴观灯例节前，清晖阁里列长筵。
申棋介寿那崇信，宝炬瑶檠总斗研。
五世曾元胥绕侍，高年母子益相怜。
扶掖软榻平升座，步履虽康养合然。
这一年太后八十六岁，乾隆则差三岁年登古稀，所以说“高年母子益相怜”。既然太后步履仍如以往一样的康健，所以乾隆很放心地于正月十一回宫斋戒，准备祈谷大典。三天后祈谷礼成，立即回圆明园请安，但太后已先行幸同乐园看戏去了。乾隆随后赶到，席间曾问及母亲身体如何，而太后言笑如常，仍高高兴兴地观赏，毫无倦容。其实，此刻太后已感觉身体不适，不过，元宵佳节在即，她出于心疼儿子之心，不愿因一己有恙而扫大家的兴。回到长春仙馆，望九高龄的老太太终于支撑不住了，延至二十三日丑时崩逝。
乾隆自十四日母亲病倒后，每日必往长春仙馆问候看视。二十二日太后病剧，乾隆一日两次往侍太后。二十三日子刻，太后病危，乾隆闻讯，立即赶往长春仙馆，太后已经不省人事。乾隆在母亲身边攀号莫及，痛摧肺腑。及太后升遐，乾隆连夜命准备黄舆，奉大行皇太后遗体还宫，随即截断发辫，服白绸孝服，以舍清斋为倚庐，席地寝苫，自深夜以迄日暮，水浆不进。在倚庐中，悲不自胜的乾隆想起正月初八观灯诗中曾有“高年母子益相怜”之句，当时并未意识到何以筵宴欢欣之时，忽作如此系恋感怀之语？此刻想明白了，这就是所谓预感，所谓“诗谶”。辗转反侧不能人眠的乾隆还占得挽诗的腹稿，把对母亲的挚爱，以及痛失母爱后的哀恸，全部倾注于诗中：
奉时行庆期慈豫，抢地呼天弃藐躬。
讵数姒任称古季，由来尧舜号官中。
八旬六寿尊荣享，四十二年色养空。
夫复何言吾罪耳，痛心泥首眄苍穹。
乾隆第六子永珞精于算学，他遵照皇父之命早已推算出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和六十年（1795年）的正月初一会发生日食。正旦日食，在古代被视为当有大事故出。乾隆原来心里估计母亲可能在乾隆五十一年去世，到那时老人家春秋九十有五，稍可无憾；不料“大故”竟这样早地降临了！倚庐中的乾隆，清夜扪心，深感作儿子的心有不诚，故而不能挽留慈寿，是以挽诗中说“夫复何言吾罪耳，痛心泥首眄苍穹”。
乾隆骤别母亲，他的悲痛是深沉的，是发自肺腑的。夜深梦醒，他备感寂寞与凄凉，且看他《悲梦》一诗：
游岁黑甜何处乡，从容掖辇只如常。
孙曾侍宴列五代，歌舞行时娱一堂。
忽尔醒来余寂寞，泛焉涕出切悲伤。
因思向日即真者，非梦原都是梦场！
当年秋末，乾隆往泰东陵恭祭亡母之灵时曾留下这样的诗句：“只借梦魂遇，永辞甘旨调。”并在句下自注云：“忆往年木兰回跸至避暑山庄问安，亲调羹膳以进，圣母为之加餐，此景不能复得矣！”这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天降大雪，“缤纷迷旷宇，滂霈湿非烟”，触景生情，乾隆深感已永远地失去了慈母的温语相慰。他在《复雪》一诗中说：“无人相慰藉，独立一酸然。”诗句后自注云：“每岁盼雪之时得雪后，圣母必亲为慰谕，今此境不可复得，追思怆然！”第二年，乾隆在一首题为《永慕斋叠前夕旧作》的诗中写道：“山陵无奈日以远，色笑如常梦乃虚。只有阶前一泓水，流音呜咽答长歔。”乾隆对亡母的哀思确如永慕斋阶前的流水一样，是绵长的，是永久的。
中国古代讲“百行孝为先”，清朝皇帝标榜“以孝治天下”。乾隆对生母钮祜禄氏固然有道德自律并借以垂范天下臣庶的被动成分，但不应否认，他对钮祜禄氏的感情是真挚的、是天性使然的。《诗经》有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加诸乾隆身上，可谓当之无愧。毋讳庸言，乾隆在以天下养圣母的四十二年间，也的确干了许许多多挥霍劳动人民血汗、极尽铺张糜费的不足称道之举，这些超过“纯孝”行为的背后，似乎存在着一种非如此不足以报答生母之恩的隐情在内。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乾隆皇帝尊上“崇庆皇太后”徽号的册文中有这样几句话：“承皇考而赞襄内治，俭勤昭浣濯之风；鞠藐躬而备笃母仪，言动示诗书之教。”“俭勤”二字也许最能体现这位洪福齐天的皇太后的本色。乾隆对生母出身的寒苦自然是了然于心的，对她在雍邸中近二十年以“格格”身分所过的辛劳屈辱的生活更有深切了解，有些往事应当说他是耳闻目睹、刻骨铭心，而终生不会忘记的。在乾隆的内心深处似乎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对生母的歉疚之情，促使他每每做出如皇太后六十大寿庆典那样连钮祜禄氏也“殊嫌繁费”的穷奢极侈的过分之举。在乾隆看来，似乎非如此则不能补偿她老人家那充满辛酸的韶华青春，非如此更不能表达自己报恩之情切而后心安。这样来理解乾隆对其生母的爱和孝，是不是更接近他的真实心迹呢？
原始档案中的疑问
现在似乎是应当对乾隆生母为谁给一个说法的时候了。
乾隆皇帝的生母，清官书所载系四品典仪凌柱之女钮祜禄氏有文献可征，且有乾隆御制诗印证，应予重视。冒鹤亭的说法，并经庄练、高阳考证出的结论——乾隆生母并非钮祜禄氏，而是热河行宫女子李氏——根据不足，窒碍多有，目前似难成立。
然而，由于乾隆诞生地至今仍是一桩悬案，因此，又不能不说萦绕着乾隆家世的重重迷雾远没有完全廓清。在判定乾隆生母究竟是钮祜禄氏，还是热河行宫女子李氏时，如果按一般逻辑推断，乾隆若生在“雍和宫邸”，其生母为钮祜禄氏则确定无疑。“雍和宫邸”说有乾隆《御制诗》、《实录》为证，证据相当坚强。麻烦的是，与它水火不能相容的乾隆降生于避暑山庄之说的证据同样坚强有力。而乾隆若真的出生于避暑山庄的话，则其生母必非钮祜禄氏而另有其人。
因此，目前虽可以否认乾隆生母为热河行宫李姓女子，但不宜断然否定其生母于钮祜禄氏之外可能另有其人这样的思考方向。继续探索“避暑山庄说”的由来和演变，以确定其真伪，对于最终解开乾隆家世之谜实在是无法回避的。
说到这里，笔者想向读者诸君披露一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雍正初册封妃嫔的原始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