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朝礼亲王昭裢认为乾隆搞胡中藻真正原因是“深恶党援”，而“非以语言文字责也”。他说，乾隆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二相国秉政，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皇上习知其弊，故屡降明谕，引雍正皇帝《朋党论》戒之。胡阁学中藻为鄂尔泰相国得意士，性多狂悖，以张党为寇仇，语多讥刺，皇上正其罪诛之，由此朋党敛迹，“时局为之一变”。他的评论可谓一语破的。乾隆初政，用鄂、张辅政，地位冠于群僚，这是对大行皇帝的尊重，也是稳定政治的需要，但不符合专制时代“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常规。乾隆渐渐感到皇权处处受到干扰，一度消沉的朋党之争又有死灰复燃之势。经过胡中藻诗案，鄂、张的政治势力和政治影响洗荡殆尽，被乾隆亲加擢拔的一代政坛新秀如傅恒、兆惠、刘统勋、舒赫德、尹继善、阿桂、刘纶之辈布列朝中要津。从此大小臣工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再不敢分朋引类，拉党结派，互相角斗。
发动胡中藻诗狱第二年，江苏巡抚庄有恭以该省被灾，沿海地方米价骤涨至每石三两四五钱，请照乾隆十六年（1751年）浙江旱灾歉收例，暂弛海禁，准令商贩从台湾运米到江苏。这本来是一纸谕令就能办妥的爱民之举，乾隆却以江苏不同于浙江，转弯抹角地说这件事多有不便，不准照所请行，并责备庄有恭“慕虚名而为多损少益之事”。救灾务实的事何以为“慕虚名”？乾隆并没有详加解释，却说自己“初年或有好名之心，今则经事久而见理真，不为此矣”。这道朱批谕旨看似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乾隆一生思想发展的历程中却具有标志性意义。
这一年乾隆四十六岁，经过二十年政治上风风雨雨的洗练，他已脱尽了年轻时身上浓厚的儒家理想主义的色彩。想当年庄有恭己未科（乾隆四年）蟾宫折桂高中状元，乾隆大喜过望，说：“广东僻远之省竟出状元耶！”庄有恭，广东番禺人，殿试对策有“不为立仗之马，而为朝阳之凤”之句，据说受到奉旨为读卷官的尹继善的激赏，极力称扬推荐，庄有恭的卷子才被列于诸卷之首。乾隆也赞赏说读卷官所拟第一的卷子“无浮泛之习”。“立仗之马”，就是天子参加朝会、祭祀及出巡时作为仪仗的马。唐玄宗时权相李林甫为钳制言官，独专大权，就把有建言之责的官员叫来说，明主在上，你们赶紧把嘴闭紧，别瞎提什么意见，“诸君不见立仗之马乎？食三品料，一鸣则斥去，悔之何及”！庄有恭廷说自己“不为立仗之马”，而要作“朝阳之凤”。“风鸣朝阳”典出《新唐书·韩瑗传》，说的是自韩瑗、褚遂良相继死后，大臣噤若寒蝉不敢讲话将及二十年。一次唐高宗到奉天宫，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极言，打破了沉闷已久的政治空气，时人喜之，谓为“凤鸣朝阳”。不难看出，庄有恭在即将踏上仕途之际，立志在明君治下作一个青史留名的贤臣；科甲出身的满洲读卷官尹继善独赏“仗马鸣凤”之句，亦可见其受汉文化浸染之深；乾隆其时二十九岁，心中也未尝没有仰慕尧舜之心，所以，他们君臣三人在“君明臣贤”以成一代盛事这一点融洽和谐地认同了儒家理想的政治境界。
然而，已经到了不惑之年的乾隆与庄有恭在思想上已开始有了深刻的分歧，用乾隆的话来讲，就是庄有恭“以为救灾爱民之举，朕未有不行者，故为此奏耳”。乾隆经过二十余年的政治历练和认真的思索，深知儒家的政治理念，特别是在君臣、君民关系这两个关系国家稳定、天子地位的根本问题上的政治理念，说起来条条是道，而在实践上往往行不通，“凤鸣朝阳”如是，“仁心仁政”亦如是。用他的话讲，就是“事当据理据实”，再也不能像自己年轻时那样“有好名之心”了，不热衷于“慕虚名而为多损少益之事”了。
此时的乾隆已最终地摆脱了圣贤训条对他的桎梏，成为一个有自主意识、独立思考、遇事能明辨不疑的极富个性的中国最高统治者。
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乾隆二十年胡中藻诗狱为起点，乾隆时代才真正开始。
九、月晕而风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初春，经历了头年特大水灾的河南、山东、江苏三省的毗邻地区一片凄凉景象。低洼的田地到处汪着积水，灾民卖儿鬻女，四出逃荒。然而地方官却无暇顾及赈恤灾民，原因是皇上南巡的车驾即将过境，诸多的迎驾准备工作已经把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了。
乾隆帝是正月十一日自京师启銮，开始第二次南巡江浙的。去秋的水灾’他有所了解，所以南巡之始即对途经的山东济宁等五州县及江苏徐、淮、海三府特破例加赈数月。但受灾最重的豫西归德府下各县却没有普沾恩泽。这倒不是圣驾不经过那里，皇帝有所疏忽，而是河南巡抚图勒炳阿未将去秋严重灾隋向乾隆帝如实奏报。
豫西一带民情汹汹，有些侠肠义胆的人开始暗中串连，准备当皇上南巡过境之际遮道叩阍。不少乡绅也对州县官吏颇有怨言，希望皇上能够了解实情。一月下旬河南在籍布政使、夏邑县人彭家屏前往山东接驾，他决心借觐见天颜之机，剀切陈情，为乡梓做件好事。恰逢皇上垂询地方情形，彭家屏就原原本本讲了豫西夏邑、商邱、虞城、永城四县去秋大雨成灾，而以夏邑独重。据彭家屏所奏，水、旱、蝗灾河南历年难免，而惟独此次群黎啼饥号寒，流离失所，甚至有欲铤而走险者，巡抚图勒炳阿讳灾不报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听了彭家屏的陈奏，乾隆帝心中不快。他对臣下揭露太平盛世的缺失素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特别是彭家屏，身为本地缙绅，有心邀誉乡里，更难免言之过甚。彭家屏曾为方面大员，乾隆帝对他本来就没好印象。此人是康熙六十年进士，从刑部司官一直作到布政使。雍正年间，他攀附深得圣眷的疆臣李卫，乾隆帝即位，他总是借端攻击李卫的政敌、大学士鄂尔泰。在乾隆帝的心目中，他不过是李卫门下的一条走狗。乾隆二十年，帝召彭家屏来京面询政事，遗缺江苏布政使派别人顶补。彭家屏很知趣，以病乞罢，返回故乡夏邑养老去了。彭家屏此次面奏，告发巡抚匿灾，在乾隆帝看来，是地方缙绅干预公事，但终归没有查清事实，因而又不便发作。
过了两天，河南巡抚图勒炳阿赴行在朝见，乾隆帝询问豫西灾情，图勒炳阿矢口否认夏邑等县去秋成灾。乾隆帝就让图勒炳阿带同彭家屏前往豫西实地查勘，表示要公正处理图、彭互讦一事。
图勒炳阿的查勘尚无结果，乾隆帝便了解到了实情。车驾过济宁时，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全面奏报去年水灾，特别指出“惟夏邑被灾独重”。这有些出乎乾隆帝的预料，但考虑到张师载这个人品行朴实，与彭家屏又素无瓜葛，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而图勒炳阿却不知皇上的判断起了反复，二月初便把勘查的结果奏报乾隆帝。据他说，去年雨水诚然过多，但高粱仍有九分收成，谷豆小有减产，不过二、三、四分不等。他建议，眼下开仓平粜即可，不必赈济。乾隆帝知道他在说谎，但又总觉得这类粉饰语句听起来入耳，想了想，就在他的奏折折尾用朱笔批示：“你终不免有文过之意。今后须改过，再如此则不恕矣。”这番温谕之后，乾隆帝又让他查明地亩，给赈一月。至此，是非业已判明。图勒炳阿如能遵照旨意，切实办赈，稍稍安抚一下濒临绝境的饥民，很可能将各种矛盾缓和下来，不会再起波澜。而事态的发展又偏不如此。
四月初，乾隆帝结束南巡后，为巡视河工，又顺道深入视察了苏北徐、淮两府属下桃源、宿迁、郑州、睢宁等州县。所到之处，只见成群结队的灾民鸠形鹄面、衣不蔽体，令人不忍卒睹。这一来乾隆帝总算对去年水灾之重有了一点直接的感受。联想到与徐、淮犬牙交错的豫西各县，那里的百姓自不免沟壑流离之苦。为证实这一点，乾隆命随行的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观音保微服前往，密行访查。
就在观音保密访豫西的十来天中，乾隆一行正从徐州府向山东境内进发。四月七日，忽见有人跪在御道旁，高举呈状。经讯问是河南夏邑民人张钦和艾鹤年，向皇帝告发本县县令孙默办赈不实。乾隆帝颇感不快，既然已命图勒炳阿加赈一月，刁民为什么还敢作无厌之求？于是下令将张钦、艾鹤年解交图勒炳阿审办。两天后，乾隆帝行至山东邹县途次，又有夏邑县人刘元德告御状。据刘元德诉称，很多实在极贫户并没有得到赈恤，另有的胥吏因缘为奸，侵蚀赈粮归己。刘元德请求撤换县令孙默，让贤而爱民的人为父母官。一起接一起的遮道呈控，而且都是夏邑人所为，使乾隆恼怒异常，他很有些疑心背后有人操纵指使，而彭家屏的可能性最大。审问刘元德的结果，暗中主使，商同具词，给与盘费的确有其人，但不是彭家屏，而是本县生员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乾隆特命侍卫成林押解刘元德，交图勒炳阿深究主谋，严审具奏。与此同时，又降下一道谕旨，让夏邑等县百姓静候赈恤，即便地方官奉行不善，也要待该管上司查明参奏，不得藉端妄诉。在谕旨中，乾隆帝还打了一个比喻，让愚民明白皇帝、官吏与百姓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说：“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而讦其父母，朕岂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而抗其父。此等刁风断不可长！”“祖父”不准他的“爱孙”控告暴虐之“父”，“爱孙”如果为维护自己生存的权利向“祖父”求救，则被视为“刁民”，要押交“其父”去审办。但“祖父”一旦通过自己的耳目发现了事情真相又当如何呢？
四月十八日，驻跸德州行宫。观音保风尘仆仆返回向皇上奏报此行密访的所见所闻：夏邑等四县系连年受灾，去秋大水，有如雪上加霜，穷黎惨状真令人不堪人目。观音保办事很精细，他在夏邑买了两个小孩，统共享钱不足500文！观音保掏出这两张卖身契恭呈御览，作为此次微服访察所作结论的有力佐证。
面对确凿事实，乾隆帝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姑息图勒炳阿、孙默之辈，势必张显吏治的腐败，不利于国本的稳固，也有损于自己爱养子民的形象；严惩图勒炳阿等不称职的官员，无疑又会助长动辄越级上控的刁风，甚至可能煽起百姓闹赈罢市，不服该营长官，对统治秩序的危害更是严重。连日来发生的几起越境申诉表明，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权衡再三，乾隆帝决定官、民两方都不可姑息放纵。四月十八日当天即降旨将图勒炳阿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军营效力赎罪；夏邑、永城二知县亦革职拿问，以为讳灾者戒！同时通谕夏邑等四县的百姓：巡抚、知县的罢斥，并不因有彭家屏之奏，亦不因一二刁民遮道呈诉。彭家屏令就近还家，不得以乡绅干预公务，刘元德、段昌绪、刘东震从严交山东巡抚鹤年审办。“祖父”似乎不偏不倚，将“虐父”与“刁孙”各打五十大板。但此中明显地隐伏着反复的因素——乾隆帝惩治图勒炳阿等是不情愿的，至少是选择这样的时机极不策略。
两天以后，即四月二十日，侍卫成林回奏，情势急剧逆转。
成林遵旨押解刘元德去后，四月十六日抵夏邑县，当天传讯段昌绪，段拒不到官。知县孙默亲赴段家查拿，在段昌绪卧室中搜出吴三桂反清檄文的抄本。康熙十二年冬平西王吴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起兵反清时，曾传檄四方，以明朝遗臣的口吻对清朝“窃我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以及入主中原以来的种种暴政大加声讨。时隔八十余年，段昌绪仍传抄收藏这一反清檄文，孙默和成林认为仅此一端，就足以证明他的主使旁人到皇上面前告发地方官办赈不实乃属包藏祸心。乾隆帝听了成林的陈奏，又仔细审阅了查抄来的吴三桂反清檄文，只见段昌绪在如下一段话下浓圈密点，加评赞赏：“彼夷君无道，好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筲之辈，咸居要职，君昏臣暗，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岳崩裂，地怒于下。”由此可见，段昌绪与吴三桂檄文产生了思想共鸣。乾隆帝深感夏邑县的闹赈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巡抚、知县匿灾不报、办赈不力固然激起了民情骚动，但严重的是，这种情绪被某些心怀叵测的士人利用，借此煽起了闹赈抗官、叩阍申诉的政治对抗行动。凭着丰富的从政阅历，他认为应及时调整策略，把打击对象集中在已经暴露和隐藏在深处的政治异己势力方面，对工作上有过失的地方官则要加以保护。只有如此，才能震慑蠢蠢欲动的百姓，稳定当地的统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