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大学士、九卿等在反复审讯后，奏请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照律缘坐。理由是他“妄比大贤，托名讲学，谬多著述，以图欺世盗名，又复妄列名臣，颠倒是非，隐启朋党之渐，甚至妄称‘古稀老人’，种种狂悖不法，实堪切齿”。乾隆帝加恩“从宽”免其凌迟，改为绞立决，亲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同时命各省查缴销毁尹嘉铨著述或疏辑的著作共八十二种，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一律铲削磨毁。各省查缴尹嘉铨文字作品的工作，从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起，到当年十二月才基本结束。
平心而论，尹嘉铨虽不免有些假道学，但总算是当时一个肯于思考的人，至少在对雍、乾二帝的反朋党，对本朝名臣的评价等敏感的政治问题上，与乾隆有不同的认识。这本来属于统治阶级内部正常的意见分歧，乾隆却动用暴力手段加以无情的压制，从肉体上消灭尹嘉铨，以为“天下盗窃虚名，妄生异议者戒”。尹嘉铨的不幸结局不在于他的道学不够纯正，而是他还没完全学会做一个服服帖帖、浑浑噩噩的奴才。如果他早生一百年，在康熙时代，或晚生一百年，在咸（丰）、同（治）时代，都有可能成为受人尊敬的道学名臣。可惜他生不逢时，又看不清形势，结果以一个悲剧式的人物留在了清代文字狱史册上。
八、恶果
乾隆一生究竟制造了多少起文字狱，确切的数字恐怕可能永远也搞不清楚了。不过，在他统治中国的六十几年间，有案可查的文字狱至少在一百三十起以上，比起康熙朝六十一年间文字狱不超过十起，雍正朝十三年间文字狱二十几起，数量显然有急剧的增加。
有人会说，乾隆朝没有大规模的文字狱，镇压、屠杀的手段也没有康熙、雍正那样严酷。这话不无道理，但不全面。像庄氏《明史》案、《南山集》案和吕留良案那样的大案乾隆朝的确没有。乾隆在统治手法上讲究“宽严相济”，反映在处理文字狱案时，一旦收到了杀人立威、臣民震慑的效果，就总是把“不为己甚去己甚”之类的话头挂在嘴边，宽赦几起实在荒唐的文字狱，甚至降旨训斥几个多事的官员，表示自己并不想把事情搞过了头。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有个御史上折说收藏野史之类的事不应该照“逆案”严办，乾隆为自己辩护称，你们看是我处理胡中藻案严呢，还是“皇祖”康熙皇帝处理《南山集》、“皇考”雍正皇帝处理吕留良案严？言外之意甚明，是说他比较宽大。如果以上述三个案子而论，乾隆的话并不错，但若换个角度分析的话，又另当别论。乾隆朝有个怪现象，精神病患者因胡涂乱抹而构成罪案的特别多，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在二十起以上。这些粗知文墨的疯子与吕留良、戴名世不同，他们根本谈不到有什么民族意识和政治见解，病发时终日神游于梦幻之中，随手乱画几个不知所云的文字，结果照大逆律论罪，本人凌迟处死不算，亲属还要跟着连坐。侥幸得到从宽处理的，也多是斩立决或市曹杖毙。康熙、雍正两朝尽管文网渐密，却还不曾荒唐到罗织疯汉怪诞不经的文字。雍正八年（1730年）有个叫刘芳杰的疯子，一天忽发奇想，写了一个帖子求拜广西巡抚金鉷。金鉷一看红帖封面上赫然大书“真明天子刘芳杰拜”几个字，感到事体严重，就把刘芳杰看押起来，随即缮写密折向皇帝报告，说疯犯他事可恕，惟刘芳杰光天化日之下竟以“真明天子”自居，应于“广众之中尽法处死，以儆地方所有疯人”。雍正却不以为然。他在金鉷的奏折上批谕：“若实系疯病，何必至于死？”比较之下，雍正通情达理得多，而乾隆的残忍则到了疯狂地步。
再有乾隆朝的文网要比康熙、雍正两朝苛密得多。康熙朝庄氏《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诛戮极惨，株连颇广，不过总算抓到了辫子。戴名世认为南明的历史不应一笔抹煞，今天看来当然属于学术范畴的不同观点，而在当时却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庄廷鑨集江南名士私撰的《明史》，不止在书写南明史事时奉弘光、隆武、永历的正朔，而且对清帝先祖多有指斥诋毁，这在专制时代任何一个王朝也无法宽容。黄宗羲提到这个案子时说：“愚儒暗昧，祸至九裂。”顾炎武也说该书“颇有忌讳语，本前人诋斥之辞未经删削者”。他俩都是当时人，又与清廷持对抗立场，他们对庄氏《明史》之所以触法的解释比较客观。由此也可见清廷必欲治其罪，不为无因。雍正借曾静反清案蓄意罗织已经死去的吕留良文字之罪以成大狱，情形颇类《明史》案与《南山集》案，这无须深说。值得注意的倒是，雍正为打击朋党，整肃士习而处心积虑制造的汪景祺、查嗣庭等文字狱，罪名就定得很牵强，也很可笑。至于徐乾学的公子徐骏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杀，年羹尧因奏折中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阳朝乾”得咎，就更无道理可言了。到了乾隆时，雍正的某些恶劣手法被变本加厉地发挥起来，雍正稍有顾虑之处乾隆则肆无忌惮地放手大干特干。胡中藻《坚磨生诗钞》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硬说“加‘浊’字于大清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因此掉了脑袋。徐述夔《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乾隆竟蛮横地加上“诋毁本朝，系恋胜国”的可怕罪名，照逆案办理。戴昆是康、雍时人，早已身故，查办禁书时发现他的《约亭遗诗》中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狠”，被刨坟戮尸，他的孙子戴世道六十多岁了，因刊刻《约亭遗诗》，也被杀了。石卓槐《芥圃诗抄》中有“大道日已没，谁与相扶持”，“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气”，不过发了点儿对现实不满的牢骚，结果被凌迟处死。“明月”、“清风”本诗赋习用之语，为了避祸，只好不去吟诵风月了，但也不行。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有个劣监告发卓长龄（康熙时人）著有《忆鸣集》，说“忆鸣”二字实寓“追忆前明”之意。卓长龄的孙子卓天柱因隐匿私藏禁书《忆鸣集》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而卓天柱两目青盲，根本就没看过祖上留下的诗集。乾隆还专爱挑人未曾避讳的毛病。王锡侯一片好心，怕年轻士子不懂避讳，就在自己所编的《字贯》一书中将康熙、雍正、乾隆的名字一一开列，乾隆故意大发雷霆说“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深堪发指”！此例一开，禁忌如毛。乾隆朝还发生了不知多少更荒唐可笑的事，那便是许多胡涂人“忠而获咎”。山西人王肇基平日疯疯癫癫，穷得没办法，就写了一副诗联呈送官府，恭祝皇太后圣寿，被拿获严审，王肇基供称：“我献诗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求皇上喜欢，实系我一腔忠心。”结果献忠心的王肇基被当众一顿乱棍打死，“俾愚众知所炯戒”！还有个叫安能敬的穷秀才人场考试，在试卷上勉强凑成了这样几句诗：“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顺天学政倪成宽闻出味道好像不对，就说诗中“语涉讥讪”，有看皇上笑话的意思，理由是皇上哪里还有什么“难”要靠别人“排”呢？在审讯时安能敬十分无奈又十分委屈地辩解说：“我原本要极力称颂，无奈说不上，忙急之时，随手写了‘排难’两个字，并无别意。”这次可能乾隆心情好，特降旨说：“安能敬试卷诗是不通，尚无别故，不必斥革。”鲁迅看过当时故宫博物院公布的乾隆朝文字狱档案后，深有感慨地说：“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愚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就是屈大均的《翁山文存》和蔡显的《闲渔闲闲录》，鲁迅也说：“我细看了一遍，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对乾隆朝文网之密，鲁迅可以说作了一个精辟的总结。
文字狱在乾隆手里往往被有意识地拿来作为达到某种政治需要的武器，因此其手段显得尤其恶辣而专横，这一点更为乃祖乃父所不及。雍正借文字狱打击朋党，提高皇权，整肃官场风气，至少在清朝是个发明，顺治和康熙两位皇帝还虑不及此。乾隆经过周密布置，发动《坚磨生诗钞》诗狱，揪出一个“逆犯”胡中藻，便把经营多年、盘根错节的鄂尔泰一派整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乾隆干得确实比其父漂亮。为防微杜渐，根除朋党起见，乾隆又把文字狱的锋芒指向思想学术领域。他选中了尹嘉铨这个在学术、道德、事功上都无足轻重的平庸人物为靶子，在文祸害人已成强弩之末的时候，再次兴动文字狱，把尹嘉铨那一副假道学的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在这方面，乾隆不仅继承了雍正的经验，而且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打着“征集天下图书以嘉佑士林”的幌子，意欲将天下所有反清反满文字作品一网打尽。为推动查办禁书，独具匠心地制造出一起接一起的书祸，乾隆比雍正更是青胜于蓝。安徽天长县生员程树榴借骂“造物者”巧骂当今皇帝“愈老而愈辣”，“所操之术愈出愈巧”，结案时乾隆并不强辩，承认程树榴骂的正是自己。乾隆的“寓禁于征”的险恶目的，真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康雍乾三朝都搞文字狱，但各自特点分明，使人们首先想到，这可能是由康、雍、乾三位皇帝个性不同所致。
梁启超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谈到清代文字狱时说，康熙“阔然大度”，雍正“极猜忌刻薄，而又十分雄鸷”，乾隆“也不是好惹的人”，学问不及乃祖乃父，却偏要附庸风雅，恃强好胜。他的评论是否准确，这里姑且不谈，但他把帝王的个性和文字狱发生发展的特点联系起来，见解是独到的。
毫无疑义，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打上了清代最负盛名的三位皇帝的深刻的个性烙印。
康熙对孔子讲的“宽则得众”体会最深，他的宽厚大度，古今中外论者的意见大体一致。康熙亲政后，宽文网之禁，胜国遗民的作品不惟任其刊刻流播，就是像黄宗羲、顾炎武、李颐、傅山等坚决不与清廷合作、社会影响巨大的硕儒，也没有抓他们的文字辫子治罪。如果康熙像后来雍、乾两位皇帝的话，想搞文字狱震慑士人，真是俯拾即是，容易之至。康熙晚年政策走向虽有偏严的趋向，但《南山集》史狱结案时，赖康熙的宽大，“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雍正和乾隆都未能继承乃父乃祖宽厚和平的天性，他们父子俩的性格有极其相似之处，如刻峭、猜忌、高己卑人、过于自信；他们二人又同具极高的天分和罕与其匹的雄才大略，因此都有彻底解决汉族潜在的反清反满思想的宏愿，也都把文字狱视为完成此项艰巨事业的利器。但由于二人性情存在着明显差异，具体做起来，手法和策略往往大相径庭。
礼部侍郎钱以垲献媚取宠，写了一个奏折建议雍正皇帝下令将所有私著家刻的书籍和书版收缴上来，一把火通通烧掉，没想到马屁拍到马蹄上，竞遭到雍正一顿训斥。雍正说：“此奏识见卑鄙，似此弭谤之举，朕不为也。”理由是，国家如有可榜之处，禁书焚书“能消灭天下后世之议论”吗？如果没有可谤之处，吕留良之流捏造妖妄，肆意攻击，又有什么用？雍正的“自信”真令人叹服，他在钱以垲的奏折上作了百余字的朱笔批示，表示坚信清朝得天下之正，坚信自己治下“海宇承平，万民乐业”，坚信可以从理论上事实上彻底击败汉族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华夷之别”的偏见。不可否认，雍正亲自发动的几起颇具震慑力的文字狱是有他的战略考虑的，而由地方官员小题大做鼓捣出来的一些鸡零狗碎的小案子，他往往不屑一顾。雍正朝有数个文字大狱往往是高瞻远瞩，大处落墨，这里面不难看出雍正鲜明的个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