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清高宗乾隆(世界伟人传记丛书)
2980500000067

第67章 乾隆的家事(3)

唐邦治先生所撰《清皇室四谱》记孝仪皇后云:“孝仪皇后,魏氏,内管领清泰之女。”“管领”有两种涵义:第一个涵义是“八旗包衣的基层编制单位”,八旗下属包衣人一般编为一个牛录(佐领),不够编一个牛录的,则编为半个牛录,满语为“浑托和”,汉语称“管领”;第二个涵义是随管领这一组织来的,管领的头目亦称“管领”(满名“包衣达”)。八旗中上三旗包衣归内务府管辖,其管领则称“内管领”。孝仪皇后的父亲清泰就是内务府下一个管领的包衣的头目。从民族成分讲,虽有汉姓魏,但已属满族人了。《清史稿·后妃传》说“魏氏,本汉军”,是错误的。如果魏氏原是苏州优伶,只能这样设想:魏氏被南府(昇平署)从苏州购觅而来,以色艺俱佳为乾隆所喜爱,但家法森严,魏氏先认内管领清泰为父,经选秀女之途入宫,赐号贵人。当然,这不过是想象。在没有确证之前,还是把孝仪皇后认定为内管领清泰之女稳妥。

除三位皇后外,乾隆还有五位皇贵妃位号的妃子。

慧贤皇贵妃高氏,是高斌之女。高氏出身内务府包衣世家,乾隆在藩邸时,为侧福晋,乾隆即帝位,册封贵妃。乾隆十年正月薨逝,追溢“慧贤皇贵妃”。高斌以治河名世,官至大学士。嘉庆年间,高斌一支奉旨抬人满洲镶黄旗,赐姓“高佳氏”。高斌子孙高恒、高朴相继因贪墨坐诛,据说处死高恒之前,大学土傅恒曾奏请皇帝看在已经去世的慧贤皇贵妃的面上,贷其一死。乾隆对此颇不快,正色道:“如皇后兄弟犯法,当奈何?”傅恒为孝贤皇后兄弟,听罢战栗不敢言。至杀高朴,皇帝再谕:“高朴贪婪无忌,罔顾法纪,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为慧贤皇贵妃侄而稍矜宥也。”

哲悯皇贵妃富察氏,也是早年随侍藩邸旧人,雍正六年(1728年)生皇长子永璜,九年生皇二女,但她先于乾隆即位而逝,乾隆十年追赠哲悯皇贵妃。乾隆十六年十月东陵胜水峪地宫成,慧贤皇贵妃、哲悯皇贵妃棺椁随孝贤皇后梓宫自静安庄出发。乾隆皇帝望着这三位年轻时代生活伴侣的灵驾鱼贯而去,挥泪赋一首七律以志哀:

凤翣龙楯何事尔,鱼贯故剑适相从。

可知此别非常别,漫道无逢会有逢。

芦殿惊心陈白日,菆涂举目惨寒冬。

百年等是行云寄,廿载凭参流水淙。

帝陵先葬皇后,皇贵妃埋葬帝陵,始于康熙皇帝。孝贤皇后先葬胜水峪地宫,慧贤及哲悯两皇贵妃埋葬,俱援例而行。

地宫中第三位皇贵妃金氏也是内府包衣世家出身,祖上是鸭绿江畔义州地方的朝鲜人,太宗皇太极时投诚,编为满洲正黄旗包衣第四甲喇(后之参领)下的第二高丽牛录。金氏为内务府上驷院卿三保之女,其兄金简则以制作“武英殿聚珍版”而名闻遐迩。金氏也早侍藩邸,乾隆二年(1737年)十二月册封嘉嫔,累进至嘉贵妃,乾隆二十年(1755年)一月薨,追谥淑嘉皇贵妃。淑嘉皇贵妃之父三保一支于嘉庆初脱离包衣籍,抬人满洲正黄旗,并赐姓“金佳氏”。淑嘉皇贵妃所生皇四子永城、皇八子永璇、皇九子(早殇)和皇十一子永理多高寿,且富艺术气质,这在后面还要详谈。

乾隆另两位皇贵妃——纯惠皇贵妃和庆恭皇贵妃——则未拊葬乾隆地宫,她俩葬在帝陵西侧“裕妃园寝”。纯惠皇贵妃苏氏初侍乾隆藩邸,乾隆即位,册封为纯嫔,随即晋纯妃,生皇三子永璋、皇六子永瑢和皇四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四月晋纯皇贵妃,当月薨逝,谥“纯惠皇贵妃”。庆恭皇贵妃陆氏无子嗣,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七月去世时位号是庆贵妃。嘉庆皇帝登极,念及自己“自冲龄蒙庆贵妃抚育,与生母无异”,特旨追赠庆贵妃为庆恭皇贵妃。

乾隆嫔妃中为皇帝生有子女的还有愉贵妃珂里叶特氏、忻贵妃戴佳氏、舒妃叶赫那拉氏和悖妃汪氏。

在乾隆皇帝众多的妃嫔中,百年以来人们谈论不衰的是极富传奇色彩,而道明真相又极其平常的所谓“香妃”。

香妃之名,晚清就开始流传,辛亥革命以后更为人所津津乐道。

1915年在故宫外朝地带新成立的古物陈列所将一幅名为“香妃戎装像”油画陈列于浴德堂后。好事者趋之若鹜,古物陈列所前门庭若市,香妃艳事很快传遍九城,成为京师街谈巷议的新闻。“香妃戎装像”所画系一内着红装,外罩铠甲,佩剑挺立的英姿飒爽的年轻女子,据说出自乾隆年间宫廷画师郎世宁的手笔,画像下并附古物陈列所写的《香妃事略》:

香妃者,回部王妃也,美姿色,生而体有异香,不假熏沐,国人号之曰香妃。或有称其美于中土者,清高宗闻之,西师之役,嘱将军兆惠一穷其异。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致之京师。帝命于西内建宝月楼(原注:即今之新华门)居之。楼外建回营,毳幕韦鞲,具如西域式。又武英殿之西浴德堂,仿土耳其式建筑,相传亦为香妃沐浴之所。盖帝欲借种种以取悦其意,而稍杀其思乡之念也。讵妃虽被殊眷,终不释然,尝出白刃袖中示人曰“国破家亡,死志久决,然决不肯效儿女子汶汶徒死,必得一当以报故主。”闻者大惊,但帝虽知其不可屈而卒不忍舍也,如是者数年。皇太后微有所闻,屡戒帝弗往,不听;会帝宿斋宫,急召妃入,赐缢死。上图即香妃戎妆画像,佩剑矗立,纠纠有英武之风,一望而知为节烈女子。

古物陈列所在《香妃事略》结尾处不忘告诉观者:“原本现悬浴德堂,系郎世宁手笔。”《香妃事略》虽不能掩饰其招徕看客的广告味道,但这篇短文结构谨严,文彩飞扬,史事传闻虚实难辨,确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加以举宝月楼、“回回营”、浴德堂等古迹为证,难怪一时万人争说,九城轰动。随后出现的有关香妃的演义、小说、戏剧等虽情节更加动人,其渊源盖出于《香妃事略》。

最先出来廓清香妃迷雾的是北京大学历史教授孟森先生。据他考证,民间盛传的香妃其原型是乾隆皇帝的容妃和卓氏。孟森在《香妃考实》一文中指出,乾隆容妃和卓氏既姓和卓,必为真主默罕穆德后裔,与后来据回疆叛乱的大小和卓或为兄妹,或为父女。和卓氏入清的时间,当在大小和卓未叛之前。孟森是这样论断的:

大小和卓在伊犁初定时,实为受中朝之惠,而得返故境。迨其叛也,已在(乾隆)二十一二年间,始渐明叛状,至二十四年秋,乃讨平之,两和卓授首。而和卓妃之入清,当在其先。盖两和卓由准(准噶尔)得释时,以乞恩于中朝而进其女,非叛后以俘虏入朝也。

这位史学家说,乾隆皇帝考虑到和卓氏与宫中妃嫔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决定在西苑瀛台之南修筑宝月楼,“以为藏娇之所”。又在毗邻宝月楼的西长安街街南辟出一区,定名“回回营”,并添建回教礼拜堂,专门安置归顺之回民,“屋舍皆用回风,以悦妃意”。宝月楼建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之春,当时回疆军事方殷,孟森据此进一步证明和卓氏入清必在大小和卓发动叛乱之前。

孟森据《清皇室四谱》等文献资料,历述和卓氏初入宫赐号贵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册封容嫔,三十三年(1768年)晋容妃,五十三年(1788年)四月十九日卒。据此孟森批驳“香妃”为太后缢死的传闻说:“太后寿考,至乾隆四十二年乃崩,已八十六岁,后十一年容妃乃卒,此岂可以太后赐死诬之?”

盂森先生是学问淹通、考据精审的清史专家,他的论断凿凿有据,从此香妃即容妃在学人中间成为不可移易的铁案。容妃既受恩宠,且又善终,所谓身怀利刃、欲伺机行刺皇帝以报故主云云,只可视为荒诞不经之言,进而推想容妃恐怕也不会是遍体异香的西域美人。

不过,孟森先生确信宝月楼为乾隆破宫中旧例为容妃准备的香闺,并从皇帝御制宝月楼诗文中推绎出他对容妃的绵绵恋情。如御制《宝月楼记》中说:“楼之义无穷,而独名之曰‘宝月’者,池与月适当其前,抑有肖乎广寒之庭也。”孟森据此推测:“此则中有一奔月之嫦娥在,知有营为金屋之意。”《宝月楼记》又说:“夫人之为记者,或欣然于所得;而予之为记,常若自识,是宜已而不已。予亦不知其何情也!”孟森据此又推测道:“此又见高宗之用情,而兼露英主本色,自以为宜已,则对此叛回之女不宜尊宠,亦明知之;然不能已,则自问亦不知其何情,可知其牵于爱矣。”再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新正御制《宝月楼自警》诗云:“液池南岸嫌其远,构以层楼据路中。卅载画图朝夕似,新正吟咏昔今同。俯临万井诚繁庶,自顾八旬恐脞丛。归政之年亦近矣,或当如愿昊恩蒙。”孟森亦以为与容妃有关,他说:“此诗在乾隆五十六年,距容妃之丧已将及三年,诗中殊有悼亡意味。高宗文字不足以绮靡言情,且又须保持帝王尊严态度,只能如此。然感慨之意,溢于言表。云‘卅载画图’,决非楼之图。楼为南海底倚墙尽处,何有于卅载之画图,而朝夕求其似否?盖知画图即楼中人之图也。香妃像举世流行于今日,当时有郎世宁画本戎妆一像,为游行从跸围猎行宫之貌。殆即诗之所指。卅载之图尚朝夕求其相似,可知珍惜之意。日‘新正吟咏昔今同’,同之中分今昔焉,即所谓物是人非者也。”总而言之,孟森是从乾隆御制宝月楼诗文推求其中的弦外之音的;他毕竟是重视考据的史家,所以他又明明自白地告诉读者,乾隆关于宝月楼虽历年有诗,却“难指为与(容)妃有涉”。

是不是可以说,孟森先生在考出了俗传香妃的原型本容妃之后,也真的相信皇帝在宝月楼头与容妃有过一段情意缠绵的恩爱缘分?由于孟森做学问之严谨素来为人所敬服,且从高宗御制诗文中抉隐剔幽得出的结论也并非凿空之言,自《香妃考实》刊出,香妃虽被揭去面纱,变成了实有其人的容妃,但其魅力未减当年,有关容妃的轶事仍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仍是文人驰骋遐想的素材,甚至今天在乾隆皇帝的传记中也有据孟森说法而断定容妃是极受乾隆宠爱的。

周远廉先生在《乾隆皇帝大传》中说:“帝特于临街筑宝月楼以居容妃,又特于墙外建“回回营”修礼拜寺,以及亲写许多首关于宝月楼之诗,这一切充分表明了乾隆帝对容妃是何等的宠爱。”

高阳先生《清朝的皇帝》一书中也提到了容妃,他说:“高宗生平所眷者两女子,一即福康安之母,傅恒之夫人;一即容妃。”高阳同意孟森的基本观点,又多有发挥。如乾隆何以筑宝月楼?他以为“原因并不止如心史(孟森字)所言的‘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而是有如下三因:

首先风俗大不相同。坤宁宫每日煮猪两口祭神,元旦子刻祀神当皇家礼中最隆重者,皇帝、皇后行礼;春秋两大祭,皇后亦到,妃嫔自当侍从。而最尴尬者,则为后妃受胙,此为回教徒,万不能忍之事。高阳先生进一步申说,戊寅为乾隆二十三年,和卓木正嚣张之时,回疆亦未入版图,高宗必须怀柔,不能强使容妃(香妃)叛教。且既承恩宠,亦不忍出此。

其次,大内后宫,除御花园外,别无游观之处,高宗筑宝月楼于瀛台之南,则随时可以驾幸西苑,而不必如临幸圆明园,须劳师动众。同时,容妃独承雨露,亦不虞其他妃嫔有争宠而左右为难之苦,高宗为己计者甚便。

最后一点是利用容妃了解回部的情况,特别是地理,以便在指授方略时有所依据。此在高宗实不免内疚于心,方灭其国,又宠其人,复以得其人的智识,为取其国的助力。高阳先生还说:“回部叛乱,以及两和卓木兵败,为其同族所杀,在当时都是瞒住容妃的。其后以无母家可归省,乃于宝月楼外,‘营回风之教堂及民舍’,以慰其乡思。”此外,高阳对孟森所引御制宝月楼诗的内蕴也有不少新见,这里故且从略了。

顺便提一下,借助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阿兰·佩雷菲特先生的生花妙笔,香妃最近已扬名海外。佩雷菲特给对东方神秘的历史兴趣盎然的洋人讲述说,乾隆一生有过三次热恋,一次是和雍正的妻子马佳氏,最后一次是皇帝六十岁时爱上了和珅和大人,这中间的一次,就是单恋“身上发出沁人心肺的天然香味的‘回族香妃’”:

这位异族的女囚一心怀念着在喀什附近被乾隆的士兵杀死在身边的丈夫。她对乾隆这样说:如果想用武力占有她,她会把他杀死。一天她不就从袖内抽出一件匕首来了吗?而在天子面前谁也不准亮出武器的。当卫兵从她手里夺走武器时,她不是傲慢地高喊:“我还有许多呢!”皇帝想方设法来改变她的冷淡态度,甚至在中国鼓励伊斯兰教,甚至让耶稣会的建筑师在紫禁城内仿照她故乡阿克苏为她建筑一座清真寺。耶稣会士为信喇嘛教的君主建造一座清真寺,真是各种教会合一了。皇帝日渐衰弱。太后第二次出来中止这桩令人议论纷纷的爱情故事,让肇事者自尽了事。乾隆说她“天地灵秀之气,都让你一人占尽了”。为她的死而久久痛哭。他为她写了碑文:

浩浩愁,茫茫劫;

短歌终,明月缺。

在喀什绿洲几公里外,在戈壁沙漠和苏联突厥斯坦的边上,为纪念“回族香妃”而建立的清真寺内供人凭吊的碑石上仍然可见这篇碑文。

这就是写在佩雷菲特先生的畅销书《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的最新外版的香妃传奇。

如今已被辟为中南海南门——新华门的宝月楼是否为当年乾隆皇帝藏娇的金屋?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容妃和卓氏究竟何时、以何种原因来归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