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并非都热恋权力。
热恋权力的政治家的心态也并不完全相同。
乾隆皇帝终生抓住国家最高权力不放，即使将帝位内禅嘉庆皇帝以后，他依然是主宰中国这个庞大帝国的惟一的人。在即将走到人生途路的尽头时，乾隆皇帝仍像他年轻时一样，强烈地被政治所吸引。他的热恋权力，并不是害怕失去享乐、地位和安全，而是权力给予了他体验成就感和荣誉感的机会，同时也为他提供了受到他人爱慕和尊敬的机会。
一轮殷红色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然而，天下只有，也只能有一个太阳。
一、暮年心境
乾隆晚期，国家表面上仍不失一派太平繁盛景象。但在华丽的盛世外衣掩盖下，则是一副痼疾缠身的衰老身躯。不能说乾隆对大清王朝早已显露出来的后半世光景没有丝毫觉察，但他似乎更愿意千方百计地粉饰太平，更愿意听到人们对他取得的超迈千古的文治武功的歌颂。
第一个给陶醉在歌舞升平梦幻中的乾隆皇帝敲起警钟的是内阁学士尹壮图。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十一月，鲜花著锦、烈火烹油的皇上八旬万寿节刚刚落下帷幕，这个忠鲠的云南佬就上折子请停罚议罪银。他说近来督抚获罪，不即行罢斥，只不过罚银数万以了结，这么一来，就给了那些胆大妄为的督抚贪污索贿提供了借口，而清廉自爱者交不出议罪银，只好求属下帮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谁还敢追究？尹壮图请皇上下旨永停罚议罪银之例。
尹壮图提到的败坏吏治的“罚议罪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罚议罪银是乾隆中期以后一项秕政。以往人们认为罚议罪银制度可能是和珅替乾隆策划出来的。其实，罚议罪银，完全是乾隆的独出心裁，而且可以追溯到乾隆中期。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揭发出皇上最小的弟弟果亲王弘瞻私下里托江南织造及税务监督替他购买蟒袍、朝衣和戏子，乾隆不便深究，就命军机大臣传谕涉事的税务监督萨载“自行拟罪”。萨载回奏称“自愿纳赎银一万两，仰乞圣恩宽限，匀作二年交全”。这件事可能是日后罚议罪银制度的开端。督抚中第一个奉旨罚议罪银的是两江总督高晋，因为他的弟弟高恒犯了贪污罪，那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发生的事。以后，督抚等大臣议罚银两之案不绝于书，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驻南疆办事大臣高朴走私官玉大案被牵涉案中奉旨自行议罪、罚议罪银两的督抚、织造≮、税关监督等就有杨魁、舒文、萨载、寅著、高晋、勒尔谨、毕沅、西宁、巴延三、王宣望等多名大员。和珅的发迹并弄权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以后，罚议罪银这件坏事不好扣在他头上，但自乾隆五十年（1785）前后由他接管此项替皇上敛财的机密事务后，罚议罪银才堪称制度化了。议罚以各省军政首长总督、巡抚为主要对象，议罚的原因多为溺职、徇庇之类的轻微过误。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二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四万两——这些还勉强算得上罚出有名。有的实在算不上什么过误，说出来令人喷饭，如河南巡抚何裕城不小心，香灰弄脏了朱批奏折，惶惶不可终日，于是自请罚银三万两。连乾隆都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收那么多，降旨给他说：“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宽免银二万两。”何裕城心里还是不踏实，又奏请“除臣遵旨先缴银一万两外，其余二万两应再仰恳鸿仁，准臣仍行陆续解交内务府充公”。罚议罪银少则万两，通常三万两上下，多的到五万两、八万两，见于记载的最多一次高达三十八万四千两。督抚养廉在两万两上下，如为官清廉，是经不起这么罚的，但皇上知道他们都另有生财之道，所以敢狮子大张口；督抚于养廉之外的收入怎能与外人道？所以议罚时往往装穷，说什么“奴才之产计值不过二万两，一时变卖又恐不能得价，今次赎罪银两恳圣主天恩，俯准奴才每年于养廉银内扣解银五千两，分作四年完缴”云云。罚议罪银两虽总是说“充公”，但往往是由被议罚人直接解交皇家内库——这不是国家户部银库，而是内务府所辖银库，权且把它看作皇上的“小金库”——为通例，奉旨留河工、海塘等处真正的公用为特例。因为罚议罪银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所以，具体操作由皇上宠臣、理财专家和珅主持，在绝密的情况下操作。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因此在官场中这又是个公开的秘密。二十多年过去了，谁都知道它祸害无穷，但谁也不肯说，谁也不敢说，不料竟由尹壮图发难了！
乾隆见了尹壮图的折子非常恼火。罚议罪银是几乎尽人皆知的事实，不能矢口否认，硬封尹壮图的嘴，但如此大可恶之人怎能轻轻饶过？不给点颜色看看，群起效尤那还了得！经过反复权衡，乾隆决定先公开承认罚议罪银，再设法难为尹壮图。于是把包括尹壮图在内的大小臣工召来说，尹壮图奏请永远停止罚银之例，固属不为无见，殊不知人才难得。各省督抚难免偶有过误，因一时无人而又非贪污受贿之罪，从爱惜人才起见，往往弃瑕录用，量予从宽，但不能不有所警戒，就命自请议罚，用示薄惩。罚缴的议罪银也都留为地方工程之公用，以利一方百姓。再者，哪一个贪纵营私的督抚不绳之以法而以罚银幸免？说到这儿，乾隆语气骤然一转，开始严厉质问尹壮图：你说胆大妄为的督抚究竟指谁？你说逢迎上司者又是何人？你说借端勒派以致库帑亏空有何实据？指实奏来，不得以道路风闻，邀取敢言虚誉！
让一个清要的内阁学士为地方吏治败坏、贪污贿赂提供实证，这不是刁难人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尹壮图触犯逆麟了，不免为他捏了一把汗。但尹壮图镇定自若，他决定把所见所闻，不管皇上爱听不爱听，全都倒出来。据说尹壮图“草疏之夜，秉烛危坐，竟夕抄录，其弟尹英图代为之危，屡窥其户，壮图笑曰：‘汝照常困眠，不必代兄忧虑，区区之头，早悬之都市矣！汝代余养老亲之天年可也’”。
尹壮图覆奏的折子不长，但字字千钧：“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近来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但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若问勒派逢迎之人，那些上司属员昏夜授受时，外人岂能得见？臣自难于一一指实，只能以道路风闻漫形奏牍。”在奏折结尾，尹壮图请皇上简派满洲大臣同往各省密查亏空。
乾隆读到“商民半皆蹙额兴叹”一句时怒不可遏，他用朱笔颤抖地在一旁批写：“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这个年过八旬的老人容不得任何人给来之不易的国家全盛局面抹一点黑。在怒气稍稍平息之后，乾隆的心底又莫名地生出一种未尝体验过的不能为人理解的委屈情绪。第二天乾隆向臣工宣谕：
朕临御五十五年，爱养百姓，普免天下田赋四次，普免各省漕粮二次，为数何只万万？小民具有天良，方将感戴之不暇，何至蹙额兴叹、相聚怨訾？朕已年过八旬，综揽万几，自谓勘政爱民，可告无愧于天下，而天下万民亦断无泯良怨朕者。现距归政之期，仅有数载，犹于召见内外大小臣工时，以朕办理庶务情形时加咨访，而大小臣工无不称朕精神强固，办事日益勤励。若如尹壮图所奏，则大小臣工等皆系虚词献谀，面为欺罔，而朕五十余年以来，竟系被人蒙蔽，于外间一切情形，全然不知。该谕旨最后令尹壮图将所奏直隶等省亏空者何处，商民兴叹究系何人，将名姓一一指出，指实具奏！这次口气更其严厉，说“尹壮图不可徒以空言无实，自蹈欺罔之咎也”！“欺罔”君上是死罪。尹壮图“建言”的结局可能正像他作了最坏的准备那样，“区区之头，将悬之都市矣”！
天下岂有如此荒唐事！尹壮图在茫茫人海中哪里去找那个曾皱过眉，或叹过气，或对大好形势说三道四的人？以帝王之尊竟如此露骨地捉弄大臣，恐怕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乾隆可能感觉有点过分了，尹壮图不是奏请派满洲大臣去各省密查亏空吗？好，就派侍郎庆成等前往山西等省盘查仓库，还让满洲大臣庆成“带同尹壮图”前往盘查，“以服其心”。这难道不公正吗？其实，乾隆早就说过：“各省仓库即或偶有亏短之初，一闻钦差启程信息，早已设法弥补，名日盘查，仍属有名无实。”
尹壮图彻底绝望了，刚到山西，即自称措辞失当，业已倾心帖服。但是不行，庆成非要切实盘查不可，但他又不急为盘查，恐怕各级地方官还没准备好，所以先到名胜古迹之处看雪景，然后赴封疆大吏、亲朋好友接风的盛宴，等库藏挪移满数，毫无破绽，然后打开仓库核查，所以所至皆无亏空。尹壮图再次认错，奏称大同府仓库整齐，并无亏缺，太原可想而知，似不必前往盘查，可否恳恩即令回京待罪。乾隆降旨说不行，因为尹壮图折内所指原不止山西一省，现山西查无亏缺，恐不足以服其心。庆成应“带同”尹壮图顺道前往直隶、山东及江浙等省切实盘验。乾隆特嘱咐说，不拘省城及各府州县，尹壮图要往何处，即带同前往盘查。
到这年年底，直隶、山东的仓库都盘查完了，结果不用说，省府州县各属仓库俱属充盈。不仅如此，尹壮图也服气了，彻底认罪了，他向皇帝奏称：“经过各州县地方，见商民乐业，百姓俱极安帖，毫无蹙额兴叹情势。”然而，皇帝还是不依不饶，让庆成带他再到江苏查一查，看一看，这样一来，就开年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新春，尹壮图向皇上奏称，所到之处，不仅仓库绝无亏短，督抚夙称廉谨，而且从苏北走到苏南省会苏州，正当新年庆贺之时，但见“闾阎丰裕，溢巷摩肩，携豚沽酒，童叟怡然自乐”。这一次皇上骂他前后矛盾，居心巧诈，命革职交与庆成带回京城，交刑部治罪。
尹壮图解京后，大学士、九卿遵旨审讯，据说尹壮图“伏地碰头痛哭，战栗悚惧”，自请从重治罪。大学士、九卿等援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问拟斩决具奏。乾隆彻底制服了敢于多嘴多舌的尹壮图，气是出够了，可以在全国臣民面前显出自己的大度了，就降旨称尹壮图虽逞臆妄言，亦不妨以谤为规，不值遽加之重罪，命免死以内阁侍读用。不久改礼部主事，尹壮图即以奉养老母为由，回到家乡云南蒙自。八年之后，乾隆去世，嘉庆亲政，即将尹壮图冤抑昭雪，并请他老人家驰驿至京，准备擢用。嘉庆说：“前因原任内阁学士尹壮图曾奏各直省仓库多有亏缺，经派令庆成带同尹壮图前赴近省盘查，彼时各督抚等冀图蒙蔽，多系设法挪移，弥缝掩饰，遂致尹壮图以陈奏不实降调回籍，此皆朕所深知。”到底是非自有公论，当然这是后话，下面接着说乾隆。
尹壮图案就这样戏剧般地落了幕，皇帝前后降旨合计不下数千上万言，反复强调的是尹壮图不仅诬蔑朕躬，而且诬及盛世，诬及万民，好像他不仅是为自己辩护，更重要的是为被尹壮图诬蔑的天良未泯的亿万民众辩护，最后当举朝皆日尹壮图可杀时，乾隆又“以谤为规”，宽大为怀，对尹壮图只作了降级的处分——所有这一切手法，应该说勉强挽回了皇帝的面子。
不过尹壮图揭出了盛世光环掩盖下商民生计艰难的黑暗面，不能不深深触动了乾隆心中的隐忧，在最后结案向全国臣民公开发表的谕旨中，乾隆第一次流露出对前景不敢乐观的低调情绪。他说，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物产只有此数，而食用日渐加增。康熙年间朕在冲龄时，就听到过小民有度日艰难之语，如今又过了七十余年，户口滋生何止三倍五倍。当时一人衣食之需，今天要供二十人之用，“欲使家给人足，比户丰盈，其势断有所不能”。不久，乾隆又以人口剧增为题通谕百姓说，百余年太平盛世，人口日渐繁滋，上年户口之数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亿多口，比康熙年间二千三百多万计增十五倍有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食，民间财富已不能如以前那样充裕，如此下去，朕甚忧之！而在一首题为《民数谷数》的诗中，乾隆又曾自问自答：“设日驱之尽务农，那得许田供耕耨？”的确如此，耕地的垦辟是有限度的，人口的增加是无止境的。在“驱之尽务农”之外推不出其他善策的乾隆，除了“蒿目怵心呼天佑”之外，只能深深地慨叹“朕甚忧之”！几乎称得上万能的乾隆皇帝，就是管不住老百姓生孩子；乾隆在位期间，中国人口在历史上首次突破了两亿大关，到乾隆末又突破了三亿大关。他遇到了亘古未见的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对过去自信的能“养民”已经失去了希望。
与年轻时生气勃勃的乾隆不同，日已向暮的乾隆内心深处其实是很悲观的。
元独有偶，洪亮吉对“治平之民”的前途也很悲观。他当时担任贵州学政，著《意言》二十篇，其中《治平篇》也对人口剧增表示忧虑。他说，户口比三十年以前增加了五倍，比六十年以前增加了十倍、比百年、百数十年以前增加了不止二十倍。但新垦田亩不过增加一倍，充其量不过增三倍五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洪亮吉的思路与乾隆一致，在传统的垦荒赈济、兴修水利之外，他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办法，说只有靠水旱灾荒和饥疫流行来减杀过剩的人口了，所以后人又把他称之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但乾隆皇帝连这样的话也不能讲，或不便讲，所以他内心的焦虑恐怕超过比较超脱的洪亮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