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更是个苦行僧式的皇帝，他白天接见廷臣，引见官弁，夜晚灯下批阅奏折，往往至二鼓、三鼓。全部朱笔手批，有的数十言，有的数百言，甚至有多至千言的，从无一字假手于他人。临御四海的十三年间，仅批阅有关重大军政事务的机密奏折即不下四五万件，处理过的日常政务的题本就更不知凡几了。乾隆皇帝恪承“勤政”家法，虽极尽人间享乐，但并未因此而贻误或荒疏政务。他终生保持着卯刻（晨五一七时）起床的习惯，冬天夜长，五更刚尽，天色漆黑一片，皇帝已经从寝宫起驾了。长期入直军机处的赵翼对乾隆勤政有生动描述：
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更尽也。时同直军机者十余人，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恐诘朝猝有事，非一人所了，则每日轮一人早入相助，谓之“早班”，率以五鼓入。平时不知圣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上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余辈在直舍，遥闻爆竹声自远渐近，则知圣驾已至乾清官，计是时，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
赵翼于是感慨地说：“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如上日日如此？”皇帝的劳苦当寻常无事时犹如是，一遇大战事，军书或深夜驰递宫门，就休想安眠了。赵翼这位深悉内情的军机章京记述说：“当西陲用兵（指准回之役），有军报至，虽夜半必亲览，趣召军机大臣指示机宜，动千百言，余时撰拟，自起草至作楷进呈或需一二时，上犹披衣待也。”
乾隆晚年，一夜只能睡上五六个小时，到四鼓时就醒了，在床上辗转反侧等待天明上朝时。皇帝也曾感到为帝之苦，想过平民之乐。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他在一道题为《晏眠》的小诗中说：“质明乃夙兴，斯苦向谁语？问不早朝人，其乐诚何取？”因此，乾隆早就表示过自己盼着“倦勤归老，乃可以释重负而图真乐”的一天。如今已归政嗣皇帝嘉庆，太上皇本来有理由倦勤了，也完全有条件过一种悠哉林泉、置身物外的神仙似的日子，但他仍愿意继续为军国大政而操劳，似乎让人难于理解。
人们可能会问，太上皇是不是感到离开权力后有一种不安全感？这种推想如果用在他的父亲雍正皇帝身上那是再恰当不过了。雍正在位的十三年间，一天也不能离开权力，甚至不敢远离紫禁城。因为他感到身边潜伏着一个又一个强劲危险的政敌，只有靠手中的权力，才能控制别人，战胜对手，摆脱像噩梦一样纠缠着自己的宫廷危机。他严肃刻板，感到工作过度，活得很累。尽管如此，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需要，使他自始至终保持着对政治的热爱，批阅奏折到得意处，往往发出会心一笑。从表面上看，乾隆皇帝酷似其父，他同样热爱政务，热恋权力，同样精力充沛地、不辞劳苦地从事各项政治活动，但父子二人内心深处却有很大差别。乾隆一生不是没有经历过各种政治危机，但总的来说，在他身边足以构成威胁的政治势力已全部被他削平了，制伏了，像雍正朝那样险象环生，随时可能发生宫廷政变的险恶环境已一去而不复返了。作为太上皇，他的至高地位稳如泰山，只要一息尚存，他的权威就不会有丝毫动摇。嗣皇帝是太上皇所立的仁孝之子，只要太上皇感到不惬于心，仍然可以随时把他废掉，更不去说其他哪一个朝中权臣了。与雍正不同，乾隆的被政治所吸引，是因为政治为他提供了成功和达到目的的手段，为他提供了受到他人爱戴和歌颂的机会。他对主政周甲以来的超迈千古的文治武功诚然十分陶醉，但并未就此而满足。太上皇对寿跻七旬实现“五世同堂”不满足，他还期望九旬大寿时喜抱来孙，六世同堂；对“十全武功”亦不满足，他还期望十全之外有新的建树。嘉庆二年（1797年）夏，嗣皇帝琰奉敕旨去北郊地坛主持大祀，太上皇则在圆明园斋宫中修省，祈求天父地母像昔日一样降福于他，他默默祷告：“予荷眷佑之福，武功已纪十全。去冬苗疆平定，现仅余白莲教匪四处窜匿。切愿天地助朕，将教匪渠首擒获，指日功成，于十全之外，冀增一全。”归政以后的太上皇把历代帝王不敢比肩而立的唐尧虞舜都没放在眼里，就连平生最敬服的皇祖康熙皇帝，也以为不及自己。嘉庆二年太上皇曾这样想过：“予六十传位，春秋八十有七，精神康健如常，日勤训政，亲见五代元孙，武功十全，诸福备具，隆于皇祖。”
像乾隆这样如此强烈地希望通过权力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荣誉感的政治巨人，是绝不可能置身权力之外，安安静静看着别人去导演人间这幕最为波澜壮阔、最为动人心魄的政治悲喜剧的。
乾隆漫长一生的最后三年就是这样过来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归政后并未退居宁寿宫，仍在养心殿日勤训政，事无巨细，皆余自任之”。
五、垂垂老矣
像乾隆皇帝这样终其一生热恋权力，且业绩辉煌，为天下后世所公认的帝王，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成就感和使命感推动他终生不懈地紧握权力，热爱政务，这种帝王人格难能可贵，是不可妄加菲薄的。问题在于，太上皇毕竟老了，他的身体，他的神智，能否允许他继续挑起一个三亿人口的庞大帝国这副重担呢？
乾隆体健寿高，首先是得益于其出身寒微的生母、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的遗传基因。当然，乾隆后天的自强不息，慎于调养也极关重要。据朝鲜人的记载，乾隆生活极有规律：
皇帝寝食起居，自御极后，无论四时，卯时而起，进早膳后，先览中外庶政，次引见公卿大臣与之议决，至午而罢，晚膳后，更理未了公事，间或看书、制诗、书字，夜分乃寝。平生不饮酒，不嗜异味，朝夕进食，不过数匙，体力康旺不衰。
对皇帝长期作过近距离观察的军机章京赵翼也记述说：“上每晨起，即进膳。膳后，阅部院所奏事及各督抚折子毕，以次召见诸大臣，或一人独见，或数人同见，日必四五起。最后见军机大臣，指示机务迄，有铨选之文武官，则吏、兵二部各以其员引见。见毕，日加巳，皆燕闲时矣。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天子日理万机，且乾纲独断，政务之繁剧可想而知，但他能将每天工作、娱乐、休息安排得井井有条。
一天如是，一年亦如是。每岁正月幸圆明园，三月小驻盘山，夏秋之际去热河避暑，进哨木兰，猎于草原林莽之间。外出巡幸之外，皇帝还不时临幸西苑三海（北海、中南海）、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诸名胜。寻常一年，游幸之日已近半，更不用说南巡、东巡谒祖、东巡朝圣，以及西巡五台，去白洋淀打水围了。加以年节踵至，好戏连台，皇帝虽如康熙所说不到咽气即无歇肩之经年辛劳，但乾隆却调理得张弛有道，节奏分明。
乾隆综理天下大事，内廷宫中烦心之事也难免时有发生，他又是个极富感情、极重感情的人，这就需要能节制自己，不以喜怒哀乐过度而伤身。晚年时他总结说：“‘事烦心不乱，食少病无侵’，此二语为予养心养身良方，原别无求养生之术也。”乾隆处处贯彻“中庸”之道，在养心养身上也力戒“过”与“不及”，因此总能以开朗安泰的心境、坚韧强健的体魄面对烦嚣的世界和人生，去迎接纷至沓来的挑战和难题。他比他父亲雍正高明，从不受惑于神仙丹药，结果反而比其父长寿，因而干出一番比其父更大的事业。
乾隆身体素质好，生活又有节制，除此之外，他经常坚持锻炼，锻炼的方式则以骑射为主。八十五岁那年，他携玄孙载锡在苑中小猎时，还能开弓射箭，因此而不无自豪地回忆道：
予自幼龄肄习武事，即位后以骑射为我朝家法，不敢少疏。忆乾隆初年用五六力弓，钩闽裕如。至癸亥年（乾隆八年）初诣吉林时，竟用至九力，而舍矢命中，幸不虚发。嗣以年逾六旬，臂痛不复步射，而近年围中马射即鹿，犹能如前，虽弓力渐减，而不下三四力。
平素骑马，更习为常事。六十五岁以前，每年从京师启銮巡幸木兰，至避暑山庄行宫，全程七天，皇帝经日乘马而行。尔后以年事渐高，启跸后也必乘马至清河才改乘肩舆。乾隆六十年，皇帝年高八十有五，出都仍循例策马，御前扈从大臣婉言劝道：“皇上精力虽不减当年，到底以遵养为宜。”乾隆以为所言有理，未至清河即改易肩舆，为此还作了一首小诗表示自愧：
未至清河先换舆，众心遵养可听诸。
廿年前经日乘马，老不如先实愧予。
到太上皇归政时，就一个八十五岁开外的老人而论，乾隆的身体真够得上出奇的强健。长期以来使他苦恼的失眠症自为太上皇后反倒消失了。每晚戌正就枕，凌晨寅正起床，一夜总能睡足四个时辰（八小时）。胃口也好，太上皇诗里不只一次述说：“迩来每喜饱安眠，一夜四八卅二刻（一刻相当于十五分钟）。”偶尔也有失眠的情况，但默诵几遍佛家《七偈》，或几遍《无逸》篇，就能进入黑甜的梦乡。《周书》中的《无逸》一篇共七小段，每段起首皆为：
“周公曰：呜呼！……”正好跟《七偈》七段相仿。当时宫内外都以“老佛爷”称太上皇帝，有感于此，太上皇还作了一首很风趣的小诗：
笑众虚称佛，有心诚愧儒。
消眠常背读，七偈七呜呼！
太上皇的视力、听力尚好。嘉庆元年秋天，在避暑山庄时还用火枪击毙园中一鹿，他说：“发枪标指全以星斗为准，予幸目力精审，不异昔年，每视斗发机，远近无异，多能命中。”平时，目力虽不能看蝇头小字，但披阅章奏，阅览书籍，仍不愿戴老花镜。他的理由很古怪，说是“借物为明非善策”，故而臣工进献的玻璃花镜、水晶花镜一大堆，乾隆都“屏而弗用”。在朝鲜使臣的眼里，太上皇甚至称得上“耳聪目明”。其实，乾隆并非双耳皆聪、双目皆明。在题为《戏语》中的一首诗中，他说：“见半还当不见半，半听亦可半不听。”诗句下有自注，说自己左耳重听已四十余年，左目欠明也有二十年了。俗话讲“睁一眼，闭一眼”，所以《戏语》这首诗接下去说：“此虽俗语合至理。”至理即“执用两中法舜经”。“中庸”，过犹不及，用在政治上即乾隆的“执用两中”。“戏语”一诗揭示了乾隆听力、视力的真实状况，从诗中似也可以看出乾隆的机智和幽默。
就一个八十五岁开外的老人而论，太上皇的思路也还算清楚。嘉庆二年夏秋，驻跸避暑山庄的三个多月中，他偶尔去“瀑源亭”观赏飞流直下的瀑布，却无意间弄明白了一件被臣下善意地愚弄了数十年之久的小事。三十八年以前，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皇帝在避暑山庄时，没有经过实地勘查，就命令内务府总管大臣三和挖一条石渠将山泉引至涌翠岩上佛寺一侧的水池中。这样，池水穿过涌翠岩山石，自上而下流入山下长溪中，就形成了一道瀑布。皇帝又命在山泉源头建一亭，题为“瀑源亭”。三和熟悉该处地形，知道泉眼低于寺池，但不敢扫皇帝的兴，石渠奉旨砌好了，却根本引不来泉水，只好在皇帝临幸山庄前，安排人挑水把水池灌满，以便临时应景。这次皇帝到这里时，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于是命嘉庆皇帝亲率御前大臣及司工人员，带着仪器，一步一步地测量，才搞清泉眼不仅低于寺池，而且泉水涓细，根本不能形成飞瀑。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太上皇感慨良深，他在《观瀑咏事》一文中说：“夫瀑源诚细事，积数十年之久，而兹乃得其实”，“当时司工之大臣三和必当知此，乃隐而不言，以遂朕过。”进而推论“为人君者有过，人臣不敢言，以遂其过者多矣，是大不可。惧哉”！这的确是一件“细事”，但足以说明，太上皇在神志清楚时，如果他愿意的话，还能洞察出由他自己编织出来，由群臣交口颂扬而铺陈渲染的锦绣盛世所掩盖的某些阴暗角落。
不幸的是，乾隆除了泉眼是否高于寺池之类的“细事”之外，对昔日的辉煌、帝国的现状、将来的隐患，一概不愿加以深入而切实的审视；他的身体和精神也每况愈下，“勤政”云云，越来越成了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
太上皇常常愿意一个人在僻静之处凝神遐想，每逢这时，太上皇就往往忘记了时光的流逝。下面请看他八十八岁那年在避暑山庄写的一首极富情趣的《即事》诗：
乘凉每爱倚长松，无碍翻来天籁重。
坐久不知时与刻，梵楼遥报午初钟。
这位富贵闲豫的老者似乎只想在神圣的宁静中，遨游于往事的回忆里，他不愿再回到那令人烦躁不安的现实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