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临御以来，敬天勤民，孜孜不懈，年近九秩，功蒇十全，前年授玺后，犹复敕几训政，罔敢暇逸。迩年教匪不靖，宵旰焦劳，犹幸精神强固，于一切剿捕机宜，无不随时指示。今勒保秉承训谕，将川省首先滋事渠逆王三槐临阵生擒，其余穷蹙伙党，势同摧枯拉朽，不日全可荡平。捷音驰到，正值朕同皇帝驻跸山庄，各蒙古王公祝厘瞻觐之时，中外同深欢庆。而朕于武功十全之外，又复亲见扫除氛祲，成此巨功。
同时，太上皇又命勒保晋封公爵；大学士、军机大臣和珅亦以“襄赞机宜，承旨书谕，一手经理，夙夜宣劳”，加恩晋封公爵。其实，所谓“临阵生擒”白莲教首领王三槐一事，本无足称道，实际上是总督勒保设计诱俘而已。《清史稿》“刘清传”载：“总督勒保攻王三槐于安乐坪未下，复令刘清往招抚，三槐恃前此出人大营无忌，留随人刘星渠等为质，三槐遂诣军门，勒保奏报大捷俘三槐。”前往招抚的知县刘清前因德泽在民，故有“刘青天”之称；不幸的是，这次“刘青天”并不光明磊落，而是扮演了刽子手钓饵的角色。太上皇望捷心切，把诱俘悍酋吹嘘为武功十全之外的“巨功”，真可谓到了自欺欺人的可悲地步。八月十三日太上皇在避暑山庄度过了八十八岁“万万寿圣节”，亦即平生最后一次诞辰后，就带同皇帝启銮回京了。
回銮京师后，太上皇一直住在西郊御园。他可能有某种预感要与自己渗淡经营一生的圆明园诀别了，因此，终日在园中盘桓而不忍离去，直到立冬，才回到紫禁城内的皇宫。十月十九日，太上皇册封年近七旬的颖妃巴林氏为贵妃，册封扬州籍芳嫔陈氏为芳妃。进入十一月后，嘉庆皇帝率同王公大臣以及各省督抚再三合词吁请筹备于嘉庆五年（1800年）举行“九旬万万寿庆典”。太上皇“不得已姑允所请”，降敕旨照康熙六十年（1721年）及乾隆八旬万寿庆典之例备办，并指定由和珅总负其责。
不料，剐交冬腊，预计盛况空前的九旬万万寿庆典的筹备工作还没开张，八十八岁高龄的太上皇就因感受风寒，身体大觉不适。乾隆素来身体健康，一生很少患病，见于正式记载的，只有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夏，因“气滞旧患”发作，北郊祭地大祀才派皇六子永珞恭代行礼，但圣躬很快调理复元了。此次太上皇的病也没有立见危象，不过时时眩晕而已，病情极不稳定，有时夜里呻吟不止，白天又平静如常，有时早晨神志昏迷，晚间却复清醒。眼看已经到了岁末年初，庆典频频，嘉庆皇帝与和珅、福长安等近臣都力劝太上皇节劳遵养，但太上皇仍撑持着参加了除夕在重华宫举行的筵宴，还在漱芳斋接见了朝鲜、暹罗的使臣。嘉庆四年正月初一，照例在太和殿举行的朝贺大典临时改在了乾清宫。由于殿庭比较狭窄，嘉庆皇帝率诸王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在殿门内行礼，三品官员和属国使臣只能在门外行礼，他们未能目睹太上皇最后的容颜。
太上皇帝不能亲临外朝太和殿受贺，外间遂开始纷传圣躬病笃的各种谣言。上年众星交流，天示异象，钦天监虽匿而不报，但在上层极小的圈子里，已有某种不祥的预感。而入冬以后，时疫大炽，死者相继，民间亦相传“当今太上皇末运，有此时令”。不过，总的看来，京内外晏安无事，臣民都在平静地等待着“大故”的到来。
嘉庆四年正月初二日，天色向暮，太上皇帝乾隆也即将走完他八十九年漫长的人生旅途。他已陷入了深度昏迷，但双手仍紧握跪侍在旁的嘉庆皇帝的肩头，御医再无回天之力。具有无限权力的人也无法阻止死神的来临。
翌日，太阳升起之时，一颗巨星同时陨落。
这是公元1799年2月7日上午七时（《清实录》记为辰时，《朝鲜实录》记为卯时），太上皇帝寿终正寝于帝国政治心脏养心殿。
太上皇帝尸骨未寒，朝局便起了翻覆。
正月初三，颁布早已拟就的太上皇帝《遗诏》。乾隆在《遗诏》之首对一生业绩作了如下的自我总结：
朕仰荷上苍鸿佑，列圣贻谋，爰自冲龄，即蒙皇祖钟爱非常，皇考慎选元良，付畀神器。即位以来，日慎一日，敬思人主之德，惟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此数事者，非知之艰，行之维艰。数十年来，严恭寅畏，弗懈益虔。每遇郊坛大祀，躬亲展恪，备极精禋，不以年齿日高，稍自暇豫。中间四诣盛京，恭谒祖陵，永维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几躬览，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答奏章，从无虚日，各省雨旸丰歉，刻萦怀抱。凡六巡江浙，相度河工海塘，轸念民依，如保赤子。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间遇水旱偏灾，蠲赈并施，不下亿万万，惟期藏富小民，治臻上理。仰赖天祖眷贻，海宇升平，版图式扩，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缅甸来宾，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尔喀，梯航所至，稽首输忱。
对三年有余的太上皇时代，乾隆的自我评价是“训政以来，犹日孜孜”。而其时白莲教大起义已成燎原之势，《遗诏》则称：“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伙党，亦可计日成擒，蒇功在即。”
如果说《遗诏》所称乾隆的文治武功为当时朝野所公认，那末，白莲教一段则嘉庆皇帝实在难于首肯。这场全面的内战从嘉庆元年起一直持续到嘉庆九年（1804年），白莲教起义遍及湖北、四川、陕西、甘肃、河南五省。而当太上皇驾崩之际，川楚战事方张，哪里谈得上什么“蒇功在即”。《遗诏》显然出自和珅授意，而经太上皇认可。嘉庆亲政欲翻转政局，自然要从翻驳《遗诏》中所述之川楚战事下手。
《遗诏》颁发的次日，嘉庆皇帝首次按自己意志颁发上谕，一反粉饰虚夸口吻，词气严厉地斥责“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藉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以致平乱战事“经历数年之久，糜饷至数千万两之多而尚未蒇功”！
同一天，宣布革去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要职，令其昼夜在大内“守直殡殿，不得任自出入”。随即下刑部治罪。正月十八日，嘉庆赐帛令和珅自尽。和珅望着一条白练，作了一首似谣似偈、难以索解的绝命诗：
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和珅罪该万死，乾隆皇帝晚年的一切过错都推到了他的身上，而环绕着乾隆皇帝的一轮神圣光环在其身后依然熠熠生辉。
嘉庆四年四月，恭上乾隆尊谥曰：“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
九月十五日清晨，乾隆皇帝梓宫安葬于遵化圣水峪裕陵。乾隆终于又回到了慈祥的祖父康熙身边。
当最后一道墓门关闭的时候，嘉庆皇帝望着湛蓝的天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乾隆时代结束了。
令人一唱三叹的“乾隆盛世”落下了最后一幕。
中国古代的辉煌岁月将一去不复返了。
再过整整八十个昼夜，19世纪的钟声就要敲响了，历史将把古老的中国推入开天辟地以来最黑暗、最痛苦的一百年！
七、《遗诏》
中国古代帝王好大喜功者不乏其人，以致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追求和陶醉于宏伟气象是中国帝制文化中一个古老与根深蒂固的取向。这一看法无疑是睿智而深刻的，不过具体到每一个帝王而论，由于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也由于帝王人格上的差异，因而这一价值取向的表现也有显著差别。即以同处盛世的康熙和乾隆而论，在对自己一生业绩的估价上，乾隆要比他的祖父康熙虚夸得多。从而显示出二人对宏伟气象不同的理解与追求。
《遗诏》是皇帝临终时留给天下臣民的最后一件重要文书，其中要概述自己当政以来的文治武功，从中很可以窥见每一位帝王的内心世界。不过，《遗诏》并非全出自大行皇帝之手，而康熙《遗诏》的基本内容则是皇帝生前清醒之时预拟的。那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即距他去世整整五年的时候，皇帝向诸皇子及王公大臣提前宣布了自己遗嘱的大概思路。他说：“朕已老矣，在位久矣，未卜后人之议论如何。而且以目前之事，不得不痛哭流涕，预先随笔自记。而犹恐天下不知吾之苦衷也。自昔帝王多以死为忌讳，每观其《遗诏》，殊非帝王语气，并非中心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际，觅文臣任意撰拟者。朕则不然，今欲使尔等预知朕之血诚耳。”又说：“自康熙四十七年大病之后，过伤心神，渐不及往时……恐前途倘有一时不讳，不能一言，则吾之衷曲未吐，岂不可惜？故预于明爽之际，一一言之。”接着，他对一生事业作了如下自我评价：
当日临御至二十年，不能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五十七年矣！《尚书·洪范》所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故也。今朕年将七十，子、孙、曾孙百五十余人，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不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括耶？……朕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然平生未尝妄杀一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户部帑金，非用师赈饥，未敢妄费，谓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绩，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尚不及百分之一。
康熙最后告谕诸皇子及王公大臣：“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披肝露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
一个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帝王能如此清醒、如此诚恳地评述自己的平生政绩，是何等难能可贵啊！
下面摘录乾隆皇帝《遗诏》的片断，和康熙《遗诏》作一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