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唐玄宗时，他还是一个少年，因其出色的智慧而闻名于朝廷，唐玄宗要任命他为太子李亭的官属，他辞谢了，只愿以布衣的身份与太子来往，李亨称他为先生，对他十分尊重。后来因遭杨国忠的忌妒而遭贬斥，他干脆弃职而去，去游于嵩山、颍水之间，避免了一次灾难。
安史乱起，新即位的李亨（肃宗）特意派使臣去请他出山，并要任命他为宰相，他又坚决辞谢了，对肃宗说：“陛下以宾客、朋友的身份对待我，这不是比宰相还要尊贵吗？请别勉强我了！”
肃宗也只好由他，但对他的尊宠信赖，可谓非同寻常，出则并驾齐驱，入则联床而卧，朝中事无巨细，全都请教于他，对他言听计从，甚至连元帅、宰相的任免，以至太子的人选，也都要听从他的意见，真是所谓不在其位而谋其政。每当朝中议事时，他和皇帝联袂而坐，大臣们在下面便指指点点地说：“穿黄袍的是圣人，穿白袍的是山人。”这样一种高级参谋的身份，使他既可参与决策，又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一旦发现有于己不利之事，进退也很自由。
当唐朝的军队收复了失陷的长安，平定安史之乱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之后，他便向肃宗请求还山归隐，他说：“我已经报答了陛下对我的厚恩，如今重新作一个闲散之人，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了。”
这使唐肃宗十分吃惊，“我与先生这几年来共同历经忧患，如今将要同享欢乐，先生为什么突然要离我而去呢？”
李泌严肃地说：“我有五条不能留下来的理由，恳请陛下任凭我离去，使我免于一死！”
肃宗不明白，问道：“此话怎讲？”
李泌说：“我同陛下相知太早，陛下对我倚托太重，宠信太深，我的功劳又太大，行为又太不一般，这五条正是我不能久留的理由。”
肃宗没有表态，只是说：“该睡觉了，这事以后再说。”
李泌坚持说：“陛下如今与臣同榻而卧，臣的请求还不能得到批准，更何况将来在朝堂之上，公案之前！陛下不许臣离去，这无异是要置臣于死地！”
肃宗说：“没想到你对我疑惧到这个地步，哪有像我这样对待你而又会干出杀你的事来呢？你简直把我看成是只可共忧患而不可共安乐的勾践了！”
李泌说：“正因为陛下不会杀臣，臣才请求归隐，若是陛下决定杀臣，臣又怎敢说话？而且杀臣不是陛下，而是‘五一可’，陛下一向待臣如此之好，臣有些事情还不敢说，将来天下安定之后，臣就更不敢说话了！”
李泌对官场的风云看得可谓透彻，处理得也很得法，就是这样，仍免不了遭到奸佞之辈如宦官李辅国等人的忌妒、陷害，他终于坚决离开朝廷，隐居衡山。肃宗赐他三品官的俸禄并在衡山为他建了房舍。
李泌曾经当过道士，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说过：“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李泌便是按着这个“天之道”去作的，他立功而不求官，名成而不恋位；可为则为，不可为则不为；有所为有所不为；见机而作，适可而止；功成身退，无所羁绊。实在是官场中人生的最佳境界。
只拿薪水不干活
隐士这一类人，在中国可谓由来已久，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便已经有了，据说尧曾经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认为尧的话玷污了他，竟然跑到河边去洗耳朵。从那以后，隐士之流，世代不绝。
仔细考察一下，隐士的流品相当混杂。有一种人，是由于对人生的穷通富贵、生死寿考有着十分透彻的认识，因此，能以很淡泊的态度去对待功名利禄，宁可在山野泉林之间随心适志地生活，也不愿在纷扰的权势场中去追逐那些身外之物，这是真隐士，不过这种人是太少了；还有一种人，生性孤傲，既看不惯官场的污浊，更难以适应官场中那种谄上骄下的人际关系，只有逃避，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便是这一类人的代表；更多的人则是由于生当乱世，现实的政治太黑暗了，官场的斗争太残酷了，他们不愿卷入其中，只好退避自保，即所谓“不愿闻达于诸侯，只求苟全性命于乱世”，诸葛亮早年便是怀了这个目的隐居于南阳卧龙岗的；至于那些以隐居来沽名钓誉，作为走上仕途的“终南捷径”，那是假隐士，不在我们的议论之列。
庄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早年为了谋生，曾在漆园（地名）作过小官，楚国国君楚灵王久仰他的大名，便派了使臣，携了重金前来迎接他去楚国为相。庄周笑着对使臣说：“千金，礼物不可谓不丰厚；相国，官位不可谓不尊显。可是，足下看到过祭词时被杀的牛吗？用精美的饲料喂养多年，祭词时身上还披以华丽的绸缎，可在送上祭坛被杀的那一时刻，它纵然想作一头小猪也不能够了。足了赶快离我远点吧，别害我了。我宁愿像小猪那样在污泥浊水之中自由自在地生活，也不愿被执掌政权的人所束缚利用。我此生誓不为官，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中国的文人最具忧患意识，最富政治热情，当政治黑暗之时，他们会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以天下为己任，与黑暗抗争，一种是逃避现实，不谈国事；也有两种不同的结局：前者遇难被祸，后者全身免灾。这在东汉桓灵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东汉桓帝时，南昌徐稚以志行高洁闻名于乡里。当时南昌太守陈蕃曾多次请他至太守府中为官，他一概推谢。陈蕃平时不接待客人，唯对徐稚例外，徐稚每来，他便单设一榻供其坐卧，待他走后，便将榻高高悬起。
后来陈善将他推荐给朝廷，太尉黄琼亲自下书征聘他。徐稚原来对黄琼也颇敬仰，当年黄琼在家教书，徐稚曾多次登门立教，自从黄琼当了高官以后，他便再也不与他往来，这一次也是拒而不就。
不久黄琼去世，徐稚却自带干粮，步行千里前来吊唁。到了灵前，他以酒祭奠，哀哭一番便掉头而去。黄家的人都不知道他是谁，向其他前来赴丧的当朝名士打听，大家估计准是他，便派了能说善道的茅容前去追赶，茅容追上他后，便沽酒要肉招待，同他倾心交谈，一问起天下大事，他总是闭口不答，一谈起种庄稼的事，他便滔滔不绝。
许多名士对他的这种举动很不以为然，以为他过分孤傲，其实他这样作是有原因的。他生在东汉最为黑暗的年代，桓帝一朝，外威梁冀跋扈于前，宦官单超等人专横于后，许多才智之士都死于非命，即如这一次赴丧的许多名士＼后来都死于党锢之祸。他的闭口不谈国事，实在是基于对现实最清醒的认识而采取的一种全身避祸之道。他因此能以72岁的高龄而终其天年。
我们都以为，大凡隐居，或身处长街闹市之中，与引车卖浆者为伍，或退居山野林泉，与田夫野老为朋，总而言之是脱离官场，不预朝政。其实还有一种隐居，名在官场之中，身有隐逸之闲，自居易把这种方式叫“中隐”，他还专门写了一首题名为《中隐》的诗，描述了这种隐居的特点与乐趣：
大隐居朝市，小隐人丘樊，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白居易晚年，摆脱了繁杂的政务与朝廷中的党派纷争，称病东归，挂了个“太子宾客”的虚衔，退居洛阳。洛阳在唐朝兰称为东都，保留有～套与中央朝廷大致相同的行政机构，用来安排一些年老退休的官员。这些人。有官名，拿官僚，却无官责。不插手具体行政事务，终日优游林泉，饮酒赋诗，过着和隐士差不多的生活。
大隐也罢，小隐也罢，都不免有耕种劳作之苦，衣食饥寒之忧，唯中隐，完全没有真正隐士的那份艰辛，却有着隐士们的逍遥自在真是一种最美妙的隐居方式。
历代官僚，固然害怕杀头灭门之祸，真让他面朝黄土背朝天，拿起斧头上山砍柴，驾起扁舟下河捕鱼，谁也受不了那份劳苦，于是中隐便是最好的为官之道。人们常常指责历代官场上有那么多“尸位素餐”、吃着皇粮不干事的人，在他们那一方面，却也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我是怕犯错误呀！于是，中国的官场上便充滞着为拿俸禄而当官，怕犯错误不干事的阶层。
到什么庙拜什么神
宦海风波险恶，最忌过份执着。
常言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君上是在不断变换的，而今一个君上又各有其不同的主张、秉性、好恶。今日张三上台，主张严刑峻法；明日李四继位，又主张礼乐教化。作为一个臣子，对每一任上司，都要唯命是从，毕恭毕敬。对张三，你要喊“严刑峻法唯一正确，礼乐教化祸国殃民”；一旦李四上台，你要立即改口：“礼乐教化唯一正确，严刑峻法祸国殃民”。
同一个君上，前后表现也可能大相径庭。刚上台时，他可能励精图治的；在位时间一长，他也许会变得耽于逸乐。当臣的，也得跟着变，他励精图治，你要积极提出治国安邦之他耽于逸乐，你要满足他的声色犬马之好。
历代的大小官员们，就是不断地在这样自相矛盾，自打耳浮沉在宦海之上而又处于服从地位的人，是不能有自己的航线、自己的目标的，要善于观风向、辨颜色，随风转舵，好恶由人，这样才可能使自己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叔孙通以制定了朝见帝王的礼仪而大受汉高祖刘邦的赏识，成为西汉开国初期一位引人注目的角色，《汉书》还专门给他立了一篇传记。
其实，他的崭露头角开始于秦朝，早在秦始皇时期，他便以博士的头衔为秦王朝效力了。秦始皇在搞焚书坑儒，坑的就之些有博士头衔的人，当时坑的人数多在这460余人，而叔孙通居然能幸免于难，真不知他用的什么手段讨好了秦始皇。
到了秦二世时代，陈胜、吴广农民起义，二世皇帝召来了香博士儒生询问对策：“南方有一些戊卒攻城夺地，你们看怎么办呀？”
有30余名博士纷纷进言道：“臣民不允许聚众闹事，聚众闹事就是造反，就是不可饶恕的死罪，请陛下立即发兵去讨！”
偏偏秦二世采取鸵鸟政策，不肯承认老百姓会起兵反对，一听这话脸色都变了，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叔孙通明白秦二世的心思，立刻上前说道：“他们说的都不对。现在天下一家，郡县的城墙、关卡早已摧毁，兵器也早已收缴销融，天下百姓表示永远不再用武。而且上有英明的国君，下有严的法令，官吏们人人偌尽职守，四方百姓心向朝廷，怎么会有造反的人？南方那些戊卒不过是些鼠窃狗盗的小偷小摸，何足挂齿，当地的官员早已将他们拘捕杀戮，根本不必大惊小怪！”
他这番话果然讨得秦二世的欢心，结果，那些说是造反的博士们都被交司法部门审讯，而叔孙通却得到了二十匹布帛，一身衣服的赏赐，并将他的官职升了一级。
等到叔孙通返回住所，那些博士们责问他道：“你怎么那么会巴结讨好？”
叔孙通说：“你们太不聪明了，我也险些不免于虎口！”
其实，他已清楚地看出了秦国即将灭亡的形势，当夜便逃出秦都咸阳，投奔陈胜、吴广的队伍去了。陈胜、吴广失败以后，他先后又归顺过项梁、义帝、项羽，最后项羽失败，他投降了刘邦。
刘邦这个人不喜欢读书人，叔孙通为了迎合刘邦，脱掉了自己儒生的服装，特意换上一身刘邦故乡通行的短衣短衫，果然赢得了刘邦的好感。
当他投降刘邦时，有一百多名学生随他而来，可他并不向刘邦推荐，而他所推荐的，全是一些不怕死、敢拼命的壮士，学生们不免有了怨言：“我们追随先生多年，又同先生一起降汉，先生不推荐我们，专推荐一些善于拿刀动剑的人物，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
叔孙通说：“刘邦现在正是打江山的时候，自然需要一些能够冲锋陷阵的人，你们能打仗吗？你们别着急，且耐心等待，我不会忘了你们！”
当刘邦当上皇帝以后，那些故旧部下全不懂得一点君臣大礼，有时在朝堂上，也争功斗能，饮酒狂呼，甚至拔剑相向，刘邦显得很不耐烦，这一点让叔孙通看出来了，他便趁机建议制定一套大臣朝见皇帝的礼仪。刘邦自然同意。
这样一来，他的那班弟子都派上了用场，同时他还特地去礼仪之邦的鲁地，去征召一批懂得朝廷大典的人。有两个读书人不愿意来，当面指责他道：“你踏上仕途以来，前前后后予了十几个主子，都是以阿谀奉承而得到贵宠。现在天下刚安定下来，百姓死者还没得到安葬，伤者还未得到治疗，国家百废待兴，你却一门心思去搞那远不是当务之急的礼仪。你的作为完全不符合古人设置礼仪的初衷，我不会跟你一块去你赶快走开，别玷污我！”
叔孙通一点也不生气，反而讥笑道：“真是一个腐儒，完全不懂得适应时局的变化！”
由于他的那一套礼仪极大地提高了皇帝的尊严，使得刘邦十分开心，高兴地说：“我今日才体验到当皇帝的尊贵了！”
于是叔孙通加官晋级，一次便得到五百金的赐赏，成为朝延近臣，一直到汉惠帝还恩宠不衰。
叔孙通以一人之身，能适应秦始皇之暴、秦二世之昏，陈胜之陋、项羽之威、刘邦之薄、惠帝之懦，在那样一个天下大乱、文人遭劫的年代，不只苟全性命，而且处处得意、荣通富，亦已难矣！探索一下他保身取宠的诀窍，可以发现，全在“变与不变”之间。
所谓“变”，是要在摸清上司的脾气、秉性、喜怒、好恶基础之上，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言行、对策，叔孙通对秦始采取的是“默”，对秦二世采取的是“骗”，对刘邦采取的是“捧”，对惠帝采取的是“吓”，这些手段果然都能奏效。
所谓“不变”，是迎奉的媚态要始终如一。
叔孙通由于有了这一手“绝活”，所以他能无往而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