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林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找到那个人了，但我们有更好的办法可以了却心愿，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常做这样5元钱和一支钢笔的事情。
林已经远赴加州，我相信林早已把这个美好的故事讲给了他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而我也一直为这个故事感动着。我想，我们的生活之所以充满了美好和希望，正是因为在我们的身边时刻都存在着这样的人们呀！赝品真情他是搞摄影的，但更痴迷民间收藏。他去过很多地方，读过很多古籍，也结交了许多的业余人士，对收藏很有一番见地。
这天，他在大山里采风，口渴得要命，看见青翠掩映下的一个小村头儿有个小茶棚，过往行人和游客都在此歇脚。他疾步走过去，要了一碗茶。正欲喝时，忽然看见茶嫂一手端着一只碗，另一只手拿了梳子，蘸着碗里的皂水梳头。直觉告诉他，那碗不是等闲之物，走近一看，果然是一件古物，一件很珍奇的瓷器。
茶嫂有些嗔怪，女人梳头，有什么好看的？他忙说，你怎么用皂水梳头呢？茶嫂笑了，滔滔不绝地说起皂水梳头的种种好处。他是没心思听的，只是为搭个讪而已，就说想看看这皂水。茶嫂把碗递给他，他端起碗，上下左右看个仔细，断定这是无价之宝，便问这碗的来历。茶嫂很疑惑，你是看皂水呢，还是看碗？他说，自家也有这样的碗，原来是一对的，不小心摔了一只，所以看着熟悉。茶嫂说是这样啊，这碗是丈夫捡的，她嫌盛饭太大，盛汤又太小，就当了盛皂水梳头的用具。
他开始动了心，说想买下这碗。他说，那对碗是妻子娘家的陪嫁，两个人都很喜欢，摔了一只不成双了，妻子心里老别扭。茶嫂开玩笑说，你想买？这碗可贵着呢。他说你开个价吧。茶嫂眼睛转转，说100块。他快速从钱包里掏出一张钞票递过去。茶嫂莫名其妙地看了看他，然后把碗递过去，说开玩笑的，一个破碗怎么能收你钱呢？
一番推让之后，茶嫂说，如果你不想白要，就给我们全家照张相吧。这现成啊，他怀着喜悦的心情等茶嫂的丈夫和儿子下田放学回家。快晌午时，一家人坐在茅屋前端端正正地摆好了姿势。照完相，一家人欢喜，执意留他吃饭，茶嫂还对丈夫夸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为了妻子高兴，宁肯花100块钱买一只碗。他有些愧疚，就偷偷往饭桌下放了1000块钱。
他知道，1000块钱是远远不够买这只碗的。回家后又查看了书籍，仔细端量这碗，认定这是出自明朝宣德年间官窑的雪花蓝碗，乃是世上少有的珍品，价值数万元。他洗好照片，给茶嫂家寄了过去，顺便提了那1000块钱的事，希望能帮一家人改善一下生活。
然后，他信心十足地把碗拿到古玩店鉴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行家说这只碗是后人仿造的赝品，并给他反映出了仿造的痕迹。他的心一下子凉了下去，不是为美梦成空，也不是为施舍出去的钱，而是看走了眼。行内人都知道，收物件看走眼是很没面子的事。他想，为什么自己会看走眼呢，怪知识浅薄，还是学艺欠缺？好像都不是。
几天后，他意外收到从那个遥远的山村寄来的信，信是茶嫂的儿子写的，歪歪扭扭的小学生字迹，字里行间全是感激，说他家从没有照过“全家福”，有了这张照片，一家人觉得很幸福。最后孩子说，如果不是那1000块钱，过了暑假他就要辍学了，他表决心似的说自己一定考上大学，报答他这个好心人。他眼睛有些湿湿的，翻出那张全家福的相片，茶嫂一家笑得很甜很幸福。他觉得，这是自己从事摄影以来最好的一幅作品。
他想回信，却不知说些什么。想了又想，于是提笔问茶嫂，皂水梳头究竟有哪些好处呢，他想让妻子也把这蓝花碗派上用场。
以后，总有朋友说这碗品相好，问他是不是花了很多钱。他总是笑笑说，是乡下的亲戚送的，无价之宝。红尘风雨路不喜欢醉生梦死的人，在孤独的时候总会思索些什么，回忆些什么，终究没有几个人能如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一样潇洒。岁末是怀旧的季节。在冬的一种几乎不近人情的严厉中，回忆和思索携来的一些近乎不柔性的情愫是独具魅力的。
或许在这种季节中，我们拥有着不寻常的独特的资本，或者说一种天赋。成人的身材、少年的阅历和儿童的幻想集于一身，没有清楚的目的和过多的顾虑。总什么事要亲自去尝试，或许那种行动就是对自己生命的考验，对生活的锻炼。
我拥着这份奇异的心态，步入了一次社会的围城，品尝了它的五味，感受了人生的真谛。
或许好奇心的驱使，那年的暑假，我去打工，他们都说这是一种时代潮，不过当时的我却从来没有讲。在不情愿中交过了押金，就开始了我的打工生涯，在一个较有名气的宾馆做事，一周的培训我已感到生活的艰辛与竞争的激烈。他们的要求，在那些干部模样的人走后要把整个房间收拾一遍被单一抛全展、不能再重复那个动作，一切本来已干净的摆设要重新再重新的擦拭，在不紧张的工作时间中，我已开始厌倦这种工作，在家从来不做事的人竟然还能去伺候别人，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在几个朋友的鼓励下，或者说压迫下，我坚持了这漫长而又短暂的训练期，我终于能自食其力，拿到自己的血汗钱，因为我知道金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而且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而奋斗，为自己去努力活着。
一个半月的工作中，我每天都起早贪黑，爱睡的习惯已飞到九霄云外，爱玩的性格信乎也变了许多，或许这在我的人生旅途中能有所帮助，至少我明白了，生命要去奋斗才会绚丽多彩。
短短的假期已过，我又回到了校园中，但我不会忘记那段时光，虽然我仅赚到300元钱，或许这个数字对于一个富商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我来说，它为我生命之旅着了一笔重色，我真正认识了自己，看到了自己的缺点与不足，也明白在复杂的社会中，无能力的人就是社会的累赘，因为他经不起那无形刀剑之战，我想，这一点将成为我生命史中的一页。
滚滚红尘中，独行打工的这段日子，我唱了许多的歌，做了许多的梦，干了许多的活，也见了许多前所未见的事，当一切记忆沉淀下来，成为我记忆中挥不去的往事时，我知道是因为这一切凝聚了我对生活的虔诚。
站成一面旗
糖酒交易会真是天赐良机，我在7点50分就赶到了应聘地点。做礼仪小姐穿着美观合体的工作服，从上午8点到下午5点，守在门口对来看货的客人送上微笑和“欢迎光临”的话，每天80元，包中餐，我想不出比这更好赚的票子。
10分钟、20分钟……我站在门外不耐烦了，这时门开了，一张冰冷的脸对我说：“进来吧！”
我小心翼翼走进铺着红地毯的宾馆套房。客厅里摆着五颜六色的糖果，老板桌后面一张更冷酷的脸连抬都不抬吩咐道：“你的条件还可以。8点到下午5点半。”
我一愣：“不是5点吗？”
那张脸道：“5点半！”
一个女人在旁边加了一句：“你算什么？也跟我们经理讲价钱！”
我的血一下子冲上脑门，那夹着闽南味的曾通话噎得我半死。我算什么？他们分明在说“你值80元一天，你算什么？”我咬紧牙，转过身去，泪水在我眼里打转。
“等一等！”当我走到门口时，那位经理开口了，“好吧，按原来的条件，8点到5点，请吧！”
“站得这么直干嘛？”
对面的礼仪小姐不冷不热地甩我一句，摇曳着腰身进房去了，马上我便听到她与老板的笑骂声。我偏过头去，也许我不该责怪别人说“你算什么”，太多人的行为足以证明他们算什么。我惟有站直，让自己站成一面不一样的旗帜。
“小姐，这里是‘情侣’口香糖的展点吗？”一个胖胖的广东人走了过来。我报以职业的微笑：“是的，先生，欢迎光临。”胖子向我摊开手：“我没有情侣，小姐可以帮助我一下吗？”看着那双在我身上打转的小眼睛，我真想反唇相讥，但理智拉住了我，我依然微笑着说：“对不起，我不是红娘！先生如果看货就请进去吧！”胖子讨了个没趣，讪讪地进去了。
几分钟后，总经理送他出来，胖子干笑着说：“你们的产品不错，可惜小姐太……！”总经理不置可否。我等待着一阵热嘲冷讽。没想到等胖子走后，总经理却对我说：“进去休息一下吧。”
两天的工作结束了，我把几张票子握在手里，一言不发就要走。“等一下，”总经理和颜悦色地说：“合作一场，请你吃顿饭可以吗？”
“不用了，”我的保护刺一下子竖了起来，“协议里没有这个。”
“不要误会！”总经理很认真地说！“我起初误会了你，但的确有些大学生不知自重，让我们有了成见。但你不同，我很感激你一丝不苟的工作。”其他人也过来向我表示歉意。
面对他们的真诚，我流下泪来。打工是冲钱来的，但是，钱却不是什么都可以买到的。我知道一个女孩子走出来打工不易，但我相信：只要你站成一面旗，别人就会从你的脸上看到自尊的光彩。工友我常在报纸上，以诗文与他见面，他是编辑，我是作者。他还不知道，他当年走过的每一根枕木，我也走过；他握过的那根镐把，我也握过；胡乐山、白华山这两位很践的炊事员，他们煮的饭我们都吃过。但我与他绝不是作者与编者的关系，而是一种帆布手套的、破边草帽的、亲切的，在阳光的工地上挥汗劳作的工友关系。
他阅读过成昆线博物馆似的山水，我也读过，读着读着他就成了名人，作为画家离开小站，而我只读出些一文不值的诗句来，让我还要继续满怀热爱地读下去。在小村机工队，其实我连他的影子都未见过，他在这个地方，待了一两年之后，就很杰出地离开了。但小村机工队有个会画画的老知青，这句话却早已让我耳熟能详。以至于后来我真的认识他了，并在报刊上读过他的许多笛声透出纸背的画作时，心里就想，这是我们的画家，多牛啊！所以不知情的人听我提起他来，直诧异我那些绵延不绝的自豪从何而来，我似乎是在扯虎皮作大旗，一个画家，怎么会与你这种文学小混混扯上这么近乎的关系，颇有那个之嫌。
那一年，我以小知青的身份分配到小村机工队，还不知道这个工区早已是卧虎藏龙之地，出了一个文化名流，害得我一天到晚老把一本普希金诗选或雨果小说之类的名著别在屁股上，仿佛要对同志们说，别小看我，我有文化呢。于是老工人们、老知青们，凡是与这个画家吃过一锅饭，干过一样活的人，就开始向我讲述小村机工队的一个画家的故事，讲的人神情肃穆，面孔集中在某种哲学的表情上，精辟、深刻，完全适于我接下来对这位画家的想象和推断。这个故事大体是说这位画家，除了画得一手好画，人品也是一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从不鬼喊辣叫，很稳重。甚至有人告诉我有关他的一些隐私，说他有一付很板扎的男低音嗓子，下班后常躺在工床上低低地唱着“三套车”，这时候，说明他工作有些累了，正在休息。机工队的前辈们都听过他的歌，都认为他的歌真的好听得很，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我觉得大伙儿是在提醒我，小子，学着点，别一瓶不满半瓶摇的架势，会摆弄几下破提琴儿，会吟几句歪诗算什么，有本事整点一鸣惊人的东西出来瞧瞧。不用说，我当然不是那棵葱了。
恐怕这位画画的机工队前辈是我最早的偶像了，每听一回他的故事，我就会注意一回工棚里的墙壁，看看是否会有他哪一天酒后性起，就在墙壁上留下一星半点丹青墨迹，一不小心被我得到一幅传世之作也说不定。这当然只会令我失望，一个有教养的画家怎么会很张扬地搞这种小儿科的事情呢。
只不过，画家在小村机工队留下的故事显得支离破碎，但仍被我发现，关于他的每一个碎片，都是那么地灿烂，像大地上那些闪烁不定的石头，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突然给你伟岸这么一下，成为一种叫定力或坚韧的精神。我的这位前工友，简直就是一个传奇，多年来把一个高大的形象，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尽管他其实并不高大，但已羡慕得差点我也要预备画笔、宣纸，做小村机工队的画家第二了。特别是当老知青王志荣告诉我，我现在睡的床就是画家当年睡过的那张，连床摆放的位置都是一模一样。这消息多么鼓舞人啊，想想吧，一个爱做梦的人，比如我，睡在一个专门营造诗情画意的人的床上，会干出些什么事情。若干年后，我成为诗人，三套车在我嘴里唱得震天价响，桥梁、隧道、天空、河流，这些小村大地上的玩艺被我啊、啊、啊地抒情过后，我仍不无悲哀地发现，这个画画的仍比我高大，像我眼前一座永恒的艺术高峰。所以，当我大咧咧地直呼著名作家张蠡的名字，但这位画家，我的前工友，只要一见他，胡国辉这个我心目中光芒四射的名字，一旦从我口里出来，立即就变味、走调，变成胡老师三个字，且恭恭敬敬，既使是在令人心悸的权力面前，也时常大意的我，在胡国辉面前却一点也不会大意分毫。同窗师兄在我已经走过的四十余年的人生旅途中，给我留下珍贵记忆的当是师专两年的学子生活。而在那段充满阳光的日子里，在众多的师长师兄当中，令我常魂牵梦绕、割舍不去的，就是我同窗师兄——周立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