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九章》是本小书，还不到12万字，但却异彩纷呈，令人颇有“目不暇接”之感。作者陈冠中，上海出生，香港长大，就读于香港大学和美国的波士顿大学，修社会学、政治学和传播学，早在1976年就在香港创办过甚具特色的《号外》杂志，还当过电影制片、编剧，甚至客串过演员；曾在台北待过六年，现在长居北京，与京城“文化圈”那些摇滚歌手、各色艺术家、诗人、作家、学者、时尚人士、出版传媒人等“混得烂熟”。或许，只有如此“精彩”经历者，才能把香港、台北、北京、上海的本质、灵魂“参透”，才能在实不算多的文字中，对这几座城市作如此精彩生动的比较、品评。
在海峡两岸和港澳的城市中，出人预料，他最喜欢的城市不是他的故乡香港，不是他现在定居的北京，也不是美轮美奂的上海，而是“外表”实在寒酸的台北。台北的好处就在于它的建设，或更准确地说是它的“不建设”，才会让人有自家寒舍“居家”的方便随意，而无那在豪宅做客的拘束。它的“不建设”，就是城市功能没有过于明显、人为的区划，那些看来旧旧的小街区，功用混合，街巷密集，新旧建筑混杂，最平易近人。“这样的城市美学，欣赏的是城市生活的混杂性和多样性，完全颠覆了我以前那种不懂生活、不近人情的‘现代、光亮、花园、美化、明日之城’的机械化规划主义教条。”它不是为政府、投资者和旅游者“兴建”的，而是为在此地工作、生活的普通人“兴建”的，他们才真正是城市的主人。
香港，应该是他的故乡了。他的香港，是“半唐番城市”，一半华、一半夷，一半中、一半外，一半人、一半鬼。英国绅士的下午红茶，在这里演化成为香港本土符号的大排档中的奶茶，还有什么茶餐厅、豉油西餐；当年加入了西洋透视法和颜料的岭南画派在香港修成正果，粤剧在香港也加进了不少西洋乐器和曲谱，享誉全球的港式电影从不刻意“抗拒”“抵抗”好莱坞，港人对跟风模仿甚至不感汗颜，但香港电影最终还是自成风格，不是好莱坞。因为“你说我是半唐番，我承认，但是你别忘了我的汗和血”。
“汗和血”，是他的理论的重点。即“劳动价值和再生产，只有汗血论才能破各学说中的原教旨论和中心论”。在文化的传播甚至“殖民文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甚至更多地有本地各代人辛勤劳作、创造的“汗和血”；本土与外来文化融合后的“变体”已不再是原来的几种文化的机械结合，而成为一种浑然一体的“创造物”，通俗地说，就是“杂种”。杂种已不可能分出原来给予这个生命的每个个体。“还原就是毁灭，就是死亡。”所以，“汗血论和杂种论同样新生在地人的劳动生产，是解放的文化观”，从那种自命为“伟大”的文化观中解放出来：“现在还有很多反动的、压抑的意识形态和帝国霸权在愚弄我们，因为很多错误的‘伟大’思想仍很活跃，如各类的文化原教旨主义、源头优越主义、血统纯粹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各类文化沙漠的论调，各类界定香港文化只是某些‘伟大’源头原末流的论调，各类认为香港只是国际文化的竞技场而本身并没有自己的文化的论调。”“绝大部分的各类文化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都曾是半唐番，杂种就是正种，边缘从来就是自己的中心，异端才是人间正道。”
在这种文化观下，他不能不承认北京不宜居家“过日子”这一大家的“共识”，但又不能不承认虽然“有一百个理由不该在北京生活”，但他还是想生活在北京。因为在北京参加时尚派对、时髦餐馆可以不打领带！北京的那些由光头、长发组成的“文化圈”，光怪陆离，形形色色，来自全国各地，放眼望去好像都是“京漂”“北漂”。其实，当中很可能就有在写字楼上班时西装笔挺、紧打领带的“白领”。大家都在文化圈混，有的混出了名堂，有的只是混了又混。当代北京，提供了“混”的空间与可能。现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混混”也越来越多，北京的文化元素自然更加世界化国际化，更加色彩斑斓。“混”的人越来越多，北京已不仅是政治上的“首都”，也成为中国的波希米亚首都。颇有些人混得滋润，时不时又想过一过布尔乔亚生活方式。既要波希米亚又要布尔乔亚，于是“波布”（BOBO）在北京流行起来。有位在北京的美国记者一直纳闷，这词在美国其实没什么人说起，怎么在北京就成了时髦呢？而上海，每天必须衣着光鲜的只有布尔乔亚没有波希米亚。兼收并蓄的北京文化，越来越“杂种化”，开始有些阔大恢宏的文化盛唐气息了。
根据“杂种”文化，作者提出了“杂种世界主义”，因为“杂种”这个概念比多文化主义更符合世界主义的要求。他认为，没有宽容、开放、自由、交流、合作、睦邻、和平这些世界主义的价值观支撑，城市的多元文化和杂种文化都会萎缩凋谢。如果深入探求、思考城市的文化比较，必然会谈到一个更基本、更重要、更广阔、更严肃的问题：“世界主义成分稀薄的民族主义（或文明主义、本地主义）是危险的，20世纪的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主义和****，21世纪主战原教旨主义，都是例证。”“让世界主义缺席的民族主义，是不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的。”“没有世界主义成分的民族主义，将是战争与死亡的民族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在到处都是民族主义论述的时候，我们也要多谈世界主义。”这，便是本书最重要的目的与意义之所在。
（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