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下简称“北京人”）到底在哪里？自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不知所终后，这个谜就一直在破解之中，但直到现在都未能如愿。
“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与走向
1929年，继瑞典科学家发现两颗“北京人牙齿”后，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距今50万年。而在此前，被普遍接受的最早化石记录是西欧的尼安德特人，距今不超过10万年。之后，裴文中又发现两个，古人类学家贾兰坡也连续发现了3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1927年以后发掘的“北京人”（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一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
1941年，中方决定将自1927年以来发现的“北京人”化石，通过美国陆战队运送到美国并由其暂时保管，不料12月8日爆发了珍珠港事变，日本军队迅速出动，占领了北平，“北京人”化石从此下落不明。
当时的两个箱子中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四件、残破上臂骨两件、牙齿、残破股骨、颌骨、锁骨、腕骨、鼻骨、腭骨、第一脊椎骨、头骨碎片等，另外还有山顶洞人头骨、下颌骨、脊椎骨、肩胛骨、膝盖骨、盆骨等。
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功臣
“北京人头盖骨”作为国宝，发现它也是一件极其不容易的事情，那么这个国宝级的东西是谁发现的呢？发现它的过程又是如何的呢？
要想知道是谁首先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就得从20世纪的那场考古活动说起。
1927年，由中国地质调查所主持、协和医学院参与合作、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发掘经费，选定周口店为第一地点（即后来的北京猿人洞），组成野外发掘队，开始发掘工作。由中国地质学家李捷担任野外工作队的负责人，瑞典古生物学家步林担任业务指导。在发掘计划行将结束的前三天，即10月16日下午，发掘发现了一颗保存极好的人类下臼齿化石。于是，他们就将这颗新发现的和以前发现的两颗牙齿化石交由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步达生进行研究，步达生认定这都是人的牙齿化石。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个新属新种，正式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后改名为“北京直立人”，简称“北京人”。步达生的研究成果公布以后，并不一帆风顺。当时国际上许多有名气的古人类学家提出种种非难，主要是认为光凭这三颗牙齿化石就建立起新属新种，未免太草率了。这时，步达生也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感到不踏实。
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1928年，中国两位颇有才华的年轻古生物学家杨钟健与裴文中参加到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中来。秋天的某日，25岁的考古学家裴文中来到发掘现场，看到几个筛土工人正在仔细地检查筛中的小化石。突然一转身，他见到一个工人手上拿着一块较大的骨头。裴文中随手取过来一看，不禁又惊又喜，脱口而出：“这是一块猿人下颌骨！”他立刻对这块难得的化石就地进行核实，弄清了这块猿人下颌骨是从第一地点的A层积土中挖掘出来的。
从1929年开始，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改由裴文中领导，发掘的范围仍继续按1927年至1928年既定的方案进行。从年初一直挖到深秋，向下挖掘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剩下的堆积物也逐日变少，眼看接近洞底，好像不会再出现什么奇迹，工人们估计不久便可收工休息了。正在此时，裴文中发现主洞与裂隙交叉的地方还有一个小洞，仅能容一人工作。他爬过去细看了一下，认为这可能是猿人行走的通道，决定向小洞挖掘，并亲自做探险的开路先锋。他在腰上系好绳子，让洞口外的工友用力拉着，自己带着手电简沿洞壁徐徐滑下。刚在洞底站稳脚跟，手电筒照射过去，裴文中不禁惊呆了，遍地白骨散布着——几乎全是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简直像是有意识保存下来的一座化石宝库！裴文中随后爬出洞外，向在场的工友做了简单的介绍，工友们听后也感到格外兴奋，共同制订出下一步的发掘计划。
12月2日下午4时，裴文中与工人们一道仍在离地面12米以下的洞穴中劳动。借着微弱的烛光，裴文中聚精会神地辨认着新开掘面上暴露出来的一块又一块灰白色的骨骼化石，细心地搜索着。突然，他的目光在一个半个皮球模样的骨头前停住了，他用手轻轻地拂去上面的尘土，暴露的面积更大了。顿时，裴文中的眼睛亮了起来：“呀！是猿人！”这一声呼喊，非同小可，全部工人都放下手中的劳动工具，聚向裴文中。
“这是猿人的头盖骨呀！这是我们多年来期望获得的宝贝！”裴文中暂时压抑住万分激动的心情，从容地向周围的工人解释。洞内和洞外的工人，几乎同时欢呼起来。裴文中脱了上衣将头盖骨包裹起来，像抱着一个婴儿似的小心翼翼地走回办公室。这个消息成了当时的爆炸性新闻，裴文中一时间成了国内外的知名人士。
裴文中发现的这具沉睡地下50万年的猿人头盖骨，是20世纪最重大的科学发现之一。它为达尔文进化论所预言的人类从猿到人的演化提供了确凿的化石证据。如今，中国猿人已成为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周口店大发现已成为史前学和古人类学研究的一座里程碑。
国宝神秘失踪
裴文中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后，他们并没有急于将这个头盖骨化石运走，直到四天后才将这个“很潮湿，一碰就碎”的头盖骨送到北平，并一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人”头盖骨为什么要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呢？在协和医学院保存的好好的“北京人”头盖骨后来为何又被拿出来？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国宝到最后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中间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北京人”头盖骨之所以要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这是因为当时协和医学院是属于美国的机构。尽管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侵占了北平，可侵华日军一时还不敢踏入协和医学院。直到此时，“北京人”化石在这个“保险箱”里还安然无恙。
为什么要将这些原本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转移？而转移的目的地为什么又会选择美国？
这是因为1940年12月26日，日军占领了北平，美日战事一触即发。1941年，日美关系愈加紧张，在北平的美国侨民纷纷回国，而北京协和医学院也被笼罩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祥气氛之中。此时，“北京人”化石的安全则成了让人们担心的问题。
当时，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和北京协和医学院行政委员会负责人胡恒德等人共商量了3种解决办法：一是把化石运到重庆（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的“陪都”）；二是留在北京，找一个妥善的地方秘密收藏起来；三是送往美国暂时保管。
留在国内固然好，但留在北京的建议很快被否定，因为这样做的话，化石依然是留在沦陷区，难免发生意外。可是，如果运到重庆，需要辗转数千里，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沿途安全无法保障。而假使采取“送往美国暂时保管”的第三种方案，又会与当初发掘前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订立的协议书中“周口店发掘的人类化石一律不能运出中国”相冲突，经过再三考虑，为保证化石的安全，在1941年年底，大家还是选择了第三种方案。
当时身在重庆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尹赞勋致信给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时在北平的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裴文中，述说险恶形势和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保存的担忧，并提出托美国友人运往美国学术机关暂存。
当时已任国民党中央行政秘书长的翁文灏也开始积极协调将“头盖骨”运送至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存。1941年1月10日，翁文灏和尹赞勋致信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鉴于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正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共同抗日，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安全问题……我们准备同意将它们用船运往美国，委托某个学术研究机关在中国抗战期间替我们暂为保管。”
同时，翁文灏还直接写信给美驻华大使詹森阐明自己希望转移“头盖骨”的意思。但是，根据先前达成的协议，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周口店发掘工作，其发掘出的实物必须留在中国，不得出口。美国方面婉言拒绝。
胡顿在给翁文灏的回信中写道：“企图将这批化石转移出北平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将它们运出中国或日本占领区很易遭到被没收的危险。”考虑到“头盖骨”的安全，胡顿和魏敦瑞都认为不要转移和无法转移。最好放在保险柜再将保险柜放入学校地下室的保险库。
翁文灏等中方人员的努力仍然没有停止，他们一再申请，美方官员和科学家一再婉拒，往来周旋数月时间。1941年11月，经翁文灏的一再协调，最后又经蒋介石点头，重庆国民党政府才明确表态，允诺“头盖骨”出境。在翁文灏的一再恳请和调停下，美国方面终于同意“头盖骨”由领事馆安排、由美国人带出中国，暂存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据档案资料记载：“头盖骨”转移行动按计划开始，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卫，乘北平到秦皇岛的专列到达秦皇岛港，在那里登船，船名“哈里逊总统号”，预定12月8日抵达秦皇岛。8日上午，列车抵达秦皇岛。此时，日本对珍珠港的空袭已经开始。
按照预定方案，5个已经装好箱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连同一些其他“北京人”化石应该是在1941年12月5日早上，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护送，乘坐专用列车离开北京，沿当时的京山铁路向位于渤海岸边的秦皇岛进发，准备12月8日在那里登上一艘由上海往北驶的美国定期航轮———“哈里逊总统号”。可没想到，在这个计划实施过程中，珍珠港事件爆发了。
12月8日，日军迅速占领了包括协和医学院在内的美国在北京、天津和秦皇岛等地的机构，不仅“哈里逊总统号”中途“搁浅”，连负责运送“北京人”化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用列车也在秦皇岛被截。美海军陆战队的列车和军事人员包括美在秦皇岛的霍尔姆斯兵营的人员顷刻成为日军的俘虏，包括“北京人”在内的物资和行李则成为日军的战利品，列车与航轮没碰上面，5个“北京人”头盖骨也神秘失踪。
至于说到国宝最后消失的地点，很多人认为是天津，这是因为：第一，当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营就设在天津，有说法是当时美军把装有“北京人”头盖骨的箱子存在兵营地下室内；第二，当时一名负责运送“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美国军医弗利被日军俘虏前将装有头盖骨化石的箱子交给了一对天津的夫妇。
谁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头盖骨
“北京人”头盖骨的突然消失，让国人为之震惊，而大家最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就是：谁是这次运送国宝的负责人？在国宝失踪前，最后一个见到国宝的人是谁？他能否为大家提供国宝去向的线索呢？
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大学南路11号院内的居民楼里，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静静地坐在沙发上，他常常若有所思地看着远方，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头盖骨的中国人——古人类学家胡承志，他最后见到这个化石是在1941年。那么，当时的他经历了怎样的一件事情，他与国宝的失踪有直接的联系吗？
1941年11月一天上午，当时已经返回美国的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的女秘书突然通知胡承志，标本装箱运走。胡承志整天与头盖骨化石真品“打交道”，并为“北京人”化石制作模型，他对物体的体量似乎有着天生的敏感。
当天下午，胡承志找到裴文中问怎么办，裴文中说立即就装。第二天，胡承志便和协和医学院解剖科技术员吉延卿一起制作了一大一小两个白色大木箱。大的长48英寸、宽22英寸、高11英寸；略小一点儿的木箱长45英寸，宽和高均为22英寸。
随后，胡承志将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5件“北京人”化石从保险柜里一一取出并给每件化石都穿了6层“衣服”：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用的细棉纸；第二层用的是稍厚的白绵纸；第三层包的是医用吸水棉；第四层是医用细棉纱；第五层包的是白色粉莲纸；第六层用厚厚的白纸和医用布紧紧裹住。包完之后将化石装入小盒，并用棉花将小盒填满。木箱内6面都垫有弹性很好的黄色瓦棱纸数层。小盒逐一放入木箱后再用木丝填满。化石全部装完后，封盖、加锁，并在两个木箱的外面分别标上“CASE1”和“CASE2”的字样。
化石装箱以后，时任协和医学院院长的王锡炽派人将这两个送到总务长办公室的木箱当天就转送到F楼4号保险室里，过了一夜又被送走。
但是，让胡承志没想到的是，他和“北京人”头盖骨从此诀别。自从胡承志将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送到博文办公室那天起，就再也没有见过它了。
那么这些国宝又经历了怎样的旅程呢？在这个过程中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1941年12月初，包装在两个大木箱里的“北京人”化石被移交给即将离开北平撤回美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备一同运往美国的还有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化石。12月5日，该部队所乘火车离开北平驶往秦皇岛，打算在那儿搭乘预计8日到港的美国轮船“哈里逊总统号”回美国。凑巧的是，12月8日爆发了珍珠港事件，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了北平、天津等地的相关机构，“北京人”头盖骨从此下落不明。
“阿波丸”号上有“北京人”头盖骨吗
从1941年“头盖骨”丢失之后到1945年“阿波丸”号沉没这段时间，“头盖骨”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从情理分析和根据绝大多数人的判断，“头盖骨”是落在日本人手上了，但是具体在哪个人手上，保存在什么地方，至今仍然是个谜。
日本一直对“头盖骨”有浓厚的兴趣。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常谷部言人和助教高景东二曾经来到北平，希望能参与“头盖骨”的研究工作，但当时并没有获得同意。
“头盖骨”失踪后，日本人当时也在北平和天津到处搜索，并宣称到协和医学院时，“头盖骨”已经不见踪影，见到的只是模型。裴文中也被他们抓了起来。到1942年年初的一天，日本人突然停止了搜索行动，把裴文中也放了出来，还声称以后要和他合作搞研究。
为什么日本人一开始大造舆论寻找头盖骨，可找了几个月就不找了，把裴文中也放了？当时只有一个可能——“头盖骨”已经落到了日本人手里。
在裴文中的一份报告中也提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社东京专电：‘盟军最高总部称：前为日军窃夺并运至东京之“北京人”骨骼现已发现。’（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一日，北平英文时事新闻载有路透社电：‘东京帝国大学已将此无价之骨骼标本运赴盟军总部。’”
裴文中的报告如果属实的话，那么“北京人”头盖骨应该在日本了。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日本人秘密收藏了“北京人”头盖骨，而盟国领袖美国人也断然否认日本人将“北京人”头盖骨运抵美国，那么为什么大家都否认这个事情呢？寻找“北京人”头盖骨的行动几乎陷入绝境。然而，就在人们渐渐淡忘这件事情的时候，一个大胆的假设，使“阿波丸”号开始走进人们的视线。
1982年，当时还是光明日报记者的李树喜第一次接触到“阿波丸”号事件，当时第一次打捞“阿波丸”号沉船工作进展到后期，由于种种困难，难以进行下去，打捞者找到李树喜，想通过他反映这个情况。没想到这次偶然的邂逅，就此让李树喜与“阿波丸”号和“头盖骨”结下了不解之缘。李树喜开始深入调查“阿波丸”号沉没和“头盖骨”失踪事件。
1996年，李树喜整理资料时，在70年代美国方面提供的情报资料的中文译页原件中发现了从未见过的内容，资料透露：当年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很可能就在沉没的“阿波丸”号上面。
这些情报资料是197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送给中国的“特别礼物”。情报中还透露了“阿波丸”沉没的具体位置以及所装载的巨额物资，包括40吨黄金、12吨白金、40箱左右的珠宝和文物、3000吨锡锭、3000吨橡胶……
1977年，按照美国提供的资料，我国对“阿波丸”号进行了第一次打捞，历经三年，果然打捞出3000吨锡锭，当年卖得5600万美元。而且打捞过程中还发现了伪满洲国的内阁总理大臣郑孝胥去世后留给后人的圆砚。这就为“头盖骨”在“阿波丸”上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为什么人们会猜测“阿波丸”号上会藏有“北京人”头盖骨呢？这是一艘什么样的轮船呢？
“阿波丸”号是一艘建造于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远洋油轮，船长154.9米，宽20.2米，深12.6米，总吨位11249.4吨，被日本军队征用后，先后6次往返于日本———新加坡航线，为陆军运送给养。1945年3月28日，“阿波丸”号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人驶向日本。4月1日午夜时分，该船行至中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遭到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艇“皇后鱼号”数枚鱼雷的袭击，3分钟后迅速沉没。除1人逃生外，2009名乘客、船员以及船上装载的40吨黄金、12吨白金、40箱左右的珠宝和文物、3000吨锡锭、3000吨橡胶以及数千吨大米，全部沉入海底。
但是对于这种猜测，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也不少，因为他们认为从1941年底“头盖骨”丢失到1945年4月阿波丸号沉没，历经了三年半的时间，“头盖骨”不可能从中国的北方跑到南方去。
可是，支持者却提出相反的论点，他们说郑孝胥1938年死于长春，他的圆砚原本存于东北，七八年后，居然就在“阿波丸”号沉船中发现了，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阿波丸”上可能还存着意料之外的宝贝。
国宝藏匿于日本皇宫地下室吗
对于中国非常关心的“北京人”头盖骨下落，“我可以对《圣经》发誓，这些化石（“北京人”头盖骨）和其他财宝一起被放在（日本）皇宫的地下室里。”这是最新出版的中译本著作《黄金武士》中引述美国相关人士对“北京人”头盖骨下落发表的评论。
该书作者调查发现，在二战期间，日本天皇曾经派其叔父到中国抢劫财宝。日本掠夺中国财宝包括直接的战争行为、黑吃黑的“黑社会”行为和打着民间搜集幌子的行为。战争期间，日本掠走的中国财宝不计其数，至今只有极少部分归还中国。该书译校王选女士在接受专访时强烈呼吁，要求日本政府公开二战期间的所有档案资料，公开日本进行战争和通过战争掠夺财宝的真相。
《黄金武士》一书由美国两名专家历时18年调查采访而成。该书揭露了日本当局掠夺亚洲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财宝，并将其藏匿在菲律宾。战后，日本和美国等串通一气，私自吞下这批财宝，并把部分财宝作为进行冷战的资金。该书有关日本掠夺中国财宝的章节内容，则是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中国人喜欢私下里收藏财富。日本为了得到这些民间财富，曾与中国黑社会合伙打劫，于是造成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间财富大量流失，而且，流失的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据披露，1937年，日本天皇裕仁及其顾问建立了“金百合”皇家组织，成员包括金融、会计、簿记、船运专家及各种宝物专家，该机构由皇族成员监督，通过操纵日本军队和黑社会来实行，该组织就像挤牙膏似的榨取中国财富。
据《黄金武士》披露，日本进攻南京前，裕仁天皇将其叔父朝香宫鸠彦派到中国指挥作战。朝香宫鸠彦对手下发布的命令就是：“给中国兄弟一次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教训。”南京大屠杀发生。与此同时，“金百合”正在实施，由天皇弟弟秩父宫负责。
在南京，“金百合”行动第一批执行者就是日本宪兵队。宪兵特别行动小分队扣压中国政府财产，炸开银行库房，抢劫富人的黄金、珠宝、艺术品和货币。书中说：“在这一阶段，秘密宪兵至少搜集了6000吨黄金。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研究显示，官方报道的掠夺数量往往只是实际数目的一个零头。另外还有无数中国人喜欢储存的小金块、白金、钻石、红宝石、蓝宝石、艺术品和古董也遭抢劫。这些都来自私人家庭和农村的坟墓。日本人做得如此彻底，甚至把尸体镶的金牙也敲下来。”
被抢来的中国财宝由上海直接由船运往日本，或由火车、汽车运往“满洲”处理，稀有金属进行等分，其他的首饰被熔化后，重新浇铸为统一尺寸的金锭，然后再运回日本。在这个阶段，有数名皇族成员参与监督和执行任务，其中包括天皇的兄弟朝香宫、秩父宫、三笠宫和竹田宫等人。
在南京成为废墟时，中国珍贵藏书、文件等还被严密保护。后来，曾有1000多名日本专家来到南京，为日本皇家图书馆优先挑选最珍贵的物品，天皇曾亲自过目最珍贵物品的目录。选中的物品都被一一编号和打包，然后放入防水的箱子里。大约2300名中国劳工为物品打包，400名日本士兵监督，曾用300多辆卡车把这些箱子运往上海，然后装船。
这些书的一部分被用来建立位于东京的东亚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所、东亚经济研究所、东亚地方病研究所、大东亚图书馆等。战后，美国经过调查后确认，日本至少有17处地方存放这些战时抢来的书籍，其中包括日本皇宫、皇室内宫、靖国神社、东京科学博物馆、东京美术学院、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和庆应大学。美国占领当局的保守结论是，日本有300万册从中国各地图书馆抢来的珍贵图书和手稿。今天的学者们称日本的图书馆是亚洲最好的，因为日本仅归还了其抢来的图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16万册，不足6%。
日本军方还专门派遣黑社会老大儿玉誉义夫到中国，专门打劫中国黑社会的不义之财。儿玉在中国时，出没于上海和南京之间无防的农村，到城镇和村庄，召集地方士绅，强迫地方把财产“捐献”给天皇。在战争初期，儿玉在飞往日本的飞机上装了太多白金，起飞前起落架曾被压垮。后来，他只搜集最大粒、最优质的红宝石、蓝宝石和钻石，因为这些东西无论是储存或运输都要方便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