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世祖武皇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
文帝之丧，臣民皆从权制，三日除服。既葬，帝亦除之，然犹素冠疏食，哀毁如居丧者。
司马昭死了，儿子司马炎登基做皇帝，全国人民都要为司马昭的死表示哀悼，要戴孝三天，停止娱乐活动三天。关键是不能婚娶、饮酒。
司马昭作为孝子，要披麻戴孝三十六天，要到老爹下葬以后才能脱去孝服，也叫“除服”，表示丧礼完全完成，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但是司马炎除服以后，依然“素冠疏食”，等于变相地不除服，继续守孝，司马炎要这么坚持三年。
我们现代人办丧事已经不是太讲究了，有过了“七七”（四十九天）才除服的，有戴孝过“三七”的，在城市里可能还有更短的，穿着孝服或戴着黑纱上班，总觉得会给同事和一般的熟人添加不便。大家都觉得心里有就行，厚养薄葬（现在殡葬业垄断经营，想薄葬也薄不下来），不太拘泥于这些礼数了。
在古代，丧礼非常讲究，一般老百姓讲究，皇家就更讲究了。
按古礼，孝子要守制三年，天子驾崩，天下也要随着守制三年，当然这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对娱乐产业来说就是灭顶之灾，这个以侯宝林的相声《改行》为证。所以到汉文帝死前，他下诏改革丧制，老百姓哀悼三天，孝子们以日代月，不是要守三年孝了，守一天算一个月，三十六天就可以了。
中国没有宗教，不信上帝只好信祖宗，为了表达对祖宗的无限景仰，当然是丧礼越隆重越好，守丧的时间也是越长越好；后来专制帝王也咂摸出味道来了，忠臣出孝子，忠是硬道理，所以孝也成了硬道理。江湖上兄弟伙提倡烟酒不分家，帝王家鼓励的是忠孝不分家。礼葬先人就这样从私人事务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甚至跨越一姓王朝，成为从古到今的共同价值观和宗教情感，这就是中国玩的“以孝治天下”。
既然如此，皇帝就必须起带头作用，司马炎为了证明自己的晋帝国来得正、走得端，所以悄悄下定决心，不怕艰辛，排除干扰，去争取实践古礼。依古礼守他三年孝，试看天下谁能敌？
司马炎依通行的礼制除服，但内心却要依古礼变相地守孝三年。他说：“汉文帝不能让天下人尽哀，当然这是他的谦虚。你们都按照现行制度办吧，不要管我！”
尚书令裴秀一看司马炎每天扮演孝子很辛苦，关键是皇帝守孝，大臣们娱乐起来也不好意思不是。于是劝司马炎：“您要尽哀，我们都很理解。可是皇上啊，您穿着孝服而我们不穿，我们心里很不安哪。”
司马昭一想也是，对裴秀说：“心里有孝，何必身上有孝。孝服不算什么，华服穿在身，我心依然是孝敬的心。”
裴秀竖起两大拇指哥：“Yeah！”
中军将军羊祜听说这事，和散骑常侍同时也是礼学家傅玄聊上了：“皇上这么孝，为全国人民提供了学习的榜样，干吗不借这机缘恢复先王之法？”
傅玄说：“不行，以日代月的简易版已经运行几百年了，恢复完全版，很难推行的。”
羊祜说：“让全国老百姓实行起来难，让皇上带头一个实行，也不是挺好嘛。”
傅玄连连摇头：“不行不行，皇上一个人守孝三年，那岂不是‘但有父子，无复君臣也’！”
裴秀和傅玄观点是一致的，论述逻辑是不同的。裴秀说臣子已除服，皇上不除服，臣子不自安；傅玄说皇上不除服，臣子也跟着不除服，这个很难做到了。皇上一个人践行先王之法，臣子们跟不上，结果就是“但有父子，无复君臣也”！
结论都一样，就是皇上的思想道德不能太领先，哪怕是虚伪的，领导不能在这方面脱离群众，大家和光同尘，差不多就行了，这样才是和谐世界。
抛开守孝多长时间这个具体的技术问题，实际上司马炎是想创新制度。但是他已经没有王莽那样的勇气了，他想以个人的实践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巩固新生的政权，但是在传统和惯例面前，他还是很快地妥协了。
从这件事（守丧制度的改革在当时绝对是头等大事）可以看出司马炎的妥协性格，也可以看出当时新生政权的普遍因循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