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皇帝二年（公元前208年）
高闻李斯以为言，乃见丞相曰：“关东群盗多，今上急，益发繇，治阿房宫，聚狗马无用之物。臣欲谏，为位贱，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谏？”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时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宫。吾所言者，不可传也。欲见，无闲。”赵高曰：“君诚能谏，请为君侯上闲，语君。”于是赵高侍二世方燕乐，妇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闲，可奏事。”丞相至宫门上谒。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闲日，丞相不来；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丞相岂少我哉，且固我哉？”赵高因曰：“夫沙丘之谋，丞相与焉。今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贵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问臣，臣不敢言。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故未敢以闻。且丞相居外，权重于陛下。”二世以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审，乃先使人按验三川守与盗通状。
我们再讨论一下李斯。
李斯是战国时期著名学者荀况的学生。荀况，后人尊称他为荀子，与孔子、孟子的待遇一样，都是“子”一级的。荀子其实我们都很熟悉，他的《劝学篇》一直收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这是每个中学生都背过的。
荀子现在被重新划为儒家，“文革”中他是在法家阵营的，但他和孟子不同，主张“法后王”，主张“性恶论”，欣赏“法”、“术”，所以，说他是法家也不能算错。
我第一次知道荀子，是在“文革”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当时的中央文件中，林彪的罪行之一是“尊儒反法，攻击秦始皇”。一下子，把我们的老师整傻了！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大家都是史盲，对历史最早的认识是南湖的红船，再牛也就是太平天国，现在突然出现了“儒”、“法”、“秦始皇”这样的历史概念，“老师现在脑子很乱”（《不见不散》台词）。老师稀里糊涂地传达，学生晕晕糊糊地听传达。随后，教育部门专门为小学生的语文课加了几课，活页印刷，内容有讲秦始皇的故事，有韩非的寓言，再加上当时报纸杂志包括小人书都是连篇累牍地宣传儒法斗争史。这等于给我们这一代补了历史课，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政治家都是那个时代通过那种特殊的方式被我和我的同龄人所认识的。“批林批孔”也略等于一次全民读史运动，“评《水浒》”则等于全民古典文学普及运动。
荀子是法家还是儒家，咱搞不清楚，他的两个著名的学生却都是法家，一个是韩非，一个就是李斯。我看过一本讲韩非的小人书，看到他被李斯害死，当时就疑惑：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现在知道了，儒家杀儒家，法家砍法家，朋友害朋友，自己人整自己人，那是相当正常的，何况法家和法家并不等于一家人。
后世的历史阅读者都有心理定势，比如，像李斯这样的，他是经过名师教导的，我们把他归纳于读书人的行列，他参加政治活动就具备充分的正当性。而对于赵高，因为他是阉人，我们在心理上就不接受他，不假思索地就把他判定为“小人”。孔夫子“君子”、“小人”的二分法，其实对我们影响至深，用这一套看历史，历史就很简单，忠臣孝子，奸佞小人，阵线分明，正邪立判。可是人是复杂的，历史的每一步，都是人在推动，有所谓的规律性，也有很多偶然性，还充满了戏剧性，让我们好奇，让我们感慨，让我们着迷。
李斯之所以能引起我们的争论，是因为我们都替他有些不服气，他的学识、才华和对秦帝国的功绩，都是赵高不能比拟的，从内心我们不愿意看到他被赵高修理成这样，认为他死得冤。为古人平冤，是读书人自己给自己加码的义务。
李斯得到大家的好感，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写的《谏逐客书》，这篇文章不仅文采斐然，关键是道出了读书人个个都有的情怀，那就是希望帝王家广纳贤才，而读书人都已经把自己的缺省值设定为贤才了。李斯凭此一文，足以让后世都愿意宽恕他的龌龊行为，比如参与焚书坑儒的策划。这项罪责大家更愿意加在秦始皇身上，秦帝国的一切恶，都放在秦始皇这个筐里，李斯可以被择出来，作为学而优则仕的成功榜样，摆在那里，激励后人。
李斯的一生，是从仓鼠到厕鼠的一生。司马迁善于用细节展示人的性格，性格则又决定了人的命运。李斯从老鼠在谷仓和茅厕的不同境遇，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那就是谋取好的位置，保住好的位置。这与儒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人格修养距之甚远。作为常人，对环境斤斤计较，幸福指数不会高；作为政治家，对此耿耿于怀，不免进退失据。这就如同一般的平庸棋手，对几个子过于计较，肯定会丢失大局。李斯在政治斗争中没有基本立场，一切以是不是还处在仓鼠的位置为指针，结果被政敌击中要害。李斯之败，与他这种爱计较的性格有关。
在沙丘，胡亥取扶苏而代之，这是违背秦始皇本人的遗愿的。在中国王朝更迭，先皇的遗愿就是合法性和正当性，李斯在这个关节点上没有坚持，而没有坚持的原因又完全是考虑自己的利益。这就让他失去了前朝元老的权威，失去了与赵高斗争的政治资本。李斯后来光荣隐休已经很难，他已经被政治绑架，成为二世胡亥合法继承的证明人，是沙丘阴谋的遮羞布，想不做也不行。不做就死，做就只能苟活。
一开始，李斯可能以为自己参与策划、实施了政变，有拥立之功，自己也是二世的控制人之一，甚至是主要控制人，这大概是他接受赵高方案的重要因素。扶苏继位，他会失去控制的地位。后来，李斯发现赵高对二世的控制十分严密，自己根本插不上嘴，分不到羹，转而想调整策略，想让傀儡皇帝变成独立自主的皇帝，自己仅施加影响力。他对赵高之狠没有正确判断，继而对二世胡亥之昏也没有作出正确判断。他向二世写举报信，揭发赵高，说赵高专擅大权，贪图私利，有谋反的野心。而赵高在二世胡亥心目中接近完美了：“夫高，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洁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
李斯的噩梦几乎无解，因为赵高控制了胡亥，就相当于控制了皇权，除非胡亥自己振作，像康熙欲摆脱鳌拜那样，以李斯为援，李斯还有重新翻身的可能。在胡亥和赵高高度结盟的格局里，李斯只能是个写歌颂文章的玩偶，连政敌的资格都混不上。
沙丘之时，李斯不合作，也许会死，但死后的评价不是现在这样糟糕，这样可怜。因为他前面太精彩了，后来不堪到如此地步，让后世无不感到可惜复可怜。如果李斯在皇权传承的问题上早有准备，情况也许不这么差。最后，我还是要说，做人要找到安身立命之本，丢了这个，不免进退失据。说到官场，一堆烂污，如何解决生存和洁身自好的矛盾，不是没有答案，李斯的问题是，他不想烂污，但又失掉原则，想不烂污也得烂污，想离开粪坑，但离粪坑越来越近，有人堕落而不自知，李斯是知道自己在堕落，内心的煎熬和挣扎是需要后人细细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