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太祖高皇帝元年（公元前206年）
十一月，沛公悉召诸县父老、豪桀，谓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项羽既定河北，率诸侯兵欲西入关。先是，诸侯吏卒、繇使、屯戍过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章邯以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又尽诛吾父母妻子，奈何？”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法三章者，话一句耳！”这句话记得是鲁迅说的，印象很深，所以每当读书读到此处，看到刘邦忽悠三秦父老时，这句话就自然而然冒上来。以致后来每当看到有人信誓旦旦地描绘美好未来的时候，每当有人在言之凿凿地要承诺什么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话一句耳”。锐圆在伟大的祖国生活了四十多年，人生观谈不上，人生经验还是有一条：对美好的承诺愿怀疑一下没坏处。“听其言，观其行。”对陈水扁如是，对其他人也不妨如是。
历史学家一般认为，汉法多承秦法，“悉除去秦法”盖不可信。我不是学法律史的，对古代中国的刑律方面的知识不甚了解，总体感觉是，在中国历朝历代，法律本身如何似乎并不重要，关键是执法者的尺度掌握，“公门里面好修行”，“灭门县令”都是讲执法者的尺度，这个很关键，至于法是秦法、汉法，抑或《大明律》、《大清律》，关系似乎并不大。直到今天，李敖都说我们的宪法是全世界最好的宪法，在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方面非常充分。
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杀了什么人？什么人杀人？伤人到什么程度？盗了多少？抵什么罪？刘邦一句就能把如此繁复的立法工作全部搞定？我认为关中父老之所以欢迎刘亭长，关键是“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一是灭了暴秦，二是纪律尚好，后来军队没有驻扎在咸阳，而是“军霸上”。
“约法三章”今天看来，任何一个原始部落都能自然而然地做到，这是一个基本秩序。如果非要说刘邦“约法三章”起了作用，我看也是由此让关中父老感觉到刘邦是个讲法治讲道理的人。一支武装，讲道理就是军队，不讲道理就是土匪。
项羽是作为刘邦的反面镜像出现的。项羽在河北灭王离，降章邯，击溃了秦帝国的两大主力军团。当他胜利之后环顾形势的时候，发现刘邦卡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搞叛乱和政变，不控制首都不是瞎整吗？另外，对秦始皇的仇恨还没有得到宣泄，于是项羽挥师西向。
项羽在西进过程中坑杀降卒。关于此事论者众矣，但多从道义和人性的角度批判，其实在技术层面，项羽有些不得已，人心浮动，不好控制，且那么多的降军需要供给，这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
整建制的军队投降或起义，从平津战役解放军的经验看，有一条很重要：把将帅和士卒分开，降将不能继续带降卒，降卒不能成建制继续存在，否则上下一体，遇有不测，随时可能复叛。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后来的兵源基本上是国军的俘虏，有的连队“解放兵”甚至达到八成。解放军融解俘虏兵，一是洗脑，正式的说法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组织他们看《白毛女》、《血泪仇》，进行阶级教育；二是把投降或起义的部队均匀地分配到老部队里，傅作义的部队在北京起义之后，没俩月，他一个连都找不着了，去哪儿了？掺到解放军里面了。
项羽想不到也用不了这样的办法，他保持了江东子弟兵的纯洁性，把章邯带来的降卒，尽皆坑杀。后来，项羽封章邯为雍王，留守三秦，防备汉中的刘邦，但是项羽忘了，他把章邯所部尽皆坑杀，而这些降卒又多为关中子弟。关中父老对项羽是痛恨，对章邯是怨恨，章邯在关中绝无人望可言。项羽封这么一个“跛脚王”防范刘邦，岂能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