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9年）
赵王归国，以蔺相如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
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功。蔺相如素贱人，徒以口舌而位居我上。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之，不肯与会；每朝，常称病，不欲争列。出而望见，辄引车避匿。其舍人皆以为耻。相如曰：“子视廉将军孰与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至门谢罪，遂为刎颈之交。
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将相和。京剧有《将相和》，常在喜庆节日上演。今有名伶于魁智、杨赤分饰蔺相如、廉颇，在电视上看过，唱念俱佳。“和”是团结，中国表面上喜欢“和”，嚷嚷得巨响，而实际上中国人最擅长的是争，争名争利争待遇争各种名额争着上公共汽车乃至争时间抢红灯。大概是生活空间狭窄和生活资源素来匮乏所致，彼先来则有，我后来则无，奋勇争先成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不争就会吃亏，而争之则多生纠纷与冲突。所以，中国文化的另一面是劝人知足，鼓励让，让有先后，先让后不让，也达不到和的目标，而且极易使先让者从心理上认为，让不仅不能达到“和”的境界，而且显得自己怯弱。所以，得理而先让人是美德，别人先让而不乘势继续争抢，也退让，则更需要提倡。
廉颇、蔺相如的故事完整地演绎了蔺相如可不让而让，廉颇可继续争而不争，终于达到“和”的境界。所以，“将相和”在中国人的语境里，是妥善处理争执双方利益的范例。从这个范例我们看到：一、所争的利益被搁置起来了，蔺相如到底该不该位居廉颇之上，廉颇发动的争有没有道理，也就是，赵王把一时“口舌之功”居于平素“攻城野战之功”之上，到底对不对？不予讨论。二、具体的利益权属模糊了，你退一步，我退一步，“两步之宽”就归公了，国家的利益比个人的利益重要，个人利益未厘清就干脆划归到国家利益中来。三、达到的“和”不是争执双方利益归属的清晰，而是双方道德的容让。反命题是，谁死守着个人利益不放，不管这利益到底归谁，不让就面临着道德的审判。这就是中国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时，经常暗合的逻辑，以公众（以国家、党、广大群众等为名义）的利益模糊是非，进而剥夺个人的利益。目的是“和”而不是“真”，用模糊的道德方式而不是清晰的契约方式。
在“将相和”作为范例的社会里，事实的判断不重要了，关键是忍让。不忍让，不管你争得的利益是不是真正应该属于自己，都先要面临道德的评判，都会危及公众的利益。别人加塞儿抢在你前面上车，你如果和他争，其他人的反应首先是你们吵架不对，吵架影响了大家，危害了公共利益。
按照道德的方式解决问题了，但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赵王的任命是不公平的，蔺相如并不应该得到比廉颇更高的位置，廉颇认为不公，但面对赵王宠信蔺相如，他要么忍气吞声，要么通过当面羞辱蔺相如的方式去争。如果采取第二种方式，他必须先承担没有风度的批评，冒着让赵王嫌恶的风险。这时，任何人替廉颇讲公道话都面临同样的尴尬局面，直至排除到权力中心之外。
蔺相如则得了便宜卖乖，故意避让，廉颇此时能做什么呢？他要么被舆论、道德和赵王厌恶下去，要么只能负荆请罪，把屈辱留在心里。如此看来，将相和，也就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