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光下的旅行者
2013 年4 月8 日，刘苇远行。这本书是他留给我们最后的礼物。
朋友们察觉他的身体状况异常有段时间了，一直催他入院检查，等他终于答应的时候，大家都松了口气。我问他为什么拖那么久，他笑着说：“总要容我安排一下。”
他的安排是这样的：他在某家杂志社开有专栏，“他们对我很好的，”他把觉得合适的稿子一并给了专栏的编辑，“用，不用，怎么用，都行。”他有本待出版的书，在某出版社已经放了一年了，编辑为书名的事反复折腾了好几次，最后他写下两个备用方案，发给那位编辑，“你们选吧，我不管了。”十七年来的每个周末他都在电台《相伴到黎明·子夜书社》节目中做嘉宾，他找到我，含蓄地告假：“节目，你不妨换个方式做做看，也许能走出一条新的路。”最后，是他平时写下的随笔和评论，他托付给了一位朋友，也就是我们即将看到的这本书。安排好这一切，他带上iPod，这里面有他热爱的古典音乐，带上简单的衣物，去了医院。一个月，短短一个月之后，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专栏、节目、书、音乐和写作，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刘苇的生活。早年他的生活可能并不是这样，我猜他也一定在哪里上过班，但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也从来没有说过。十七年里，为了节目，我们至少每周得见上两三次，这还不算那些聚餐和出游。见了面，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关于最近看的书、电影，关于作品的解读，关于世间百态，以及对人生的认识、思考……和这些相比，“上班”太无趣了吧，所以我们从来没顾上说起——只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刚在某处干了一个月，却决定不干了。那家公司在市中心租了一幢老式别墅，房子很漂亮，还有个小小的院落。刘苇说，“在那种地方，就应该喝喝茶，看看书，享受黄昏。”于是，当他把手头的事干完，便当真在窗边的沙发上坐下，燃起烟斗，翻开了书。这样的人，老板当然看不惯啦。而他，一点儿也不想勉强别人接受他，“我们去喝咖啡吧，我知道一个好地方”，虽然在说自己失业的经历，他却依然兴致高高，像是要为恢复自由身而庆祝一番。
那天，我去参加上海媒体联盟的会议，新闻出版局的阚宁辉副局长一见我就说：“我听说刘苇的事了，很难过，上个月我们还一起吃饭，真想不到。”阚局不知道，那时的我怕自己控制不好情绪，根本不敢跟人谈论关于刘的话题，只能点点头，什么都说不出来，何况那天的会议，我本该和刘一起去的。我暗自神伤，只听一个声音在说：“我见到你们领导，说起刘苇，才知道，原来他不是你们电台的人。”另一个声音回答：“不是不是，他完全是民间的，自学成才的……”
刘有许多朋友，每个朋友心目中的刘却不尽相同。若问我，我与其说他是来自民间的犹不确切，不如说他是上海的，是上海特有的一种存在。他为人谦和、热心，从不给人添麻烦，有锋芒，却很少外露。相处久了，他会对我说起他认识的人。有的人他只见了一面就印象不佳，于是立刻敬而远之。这种人通常在谈话中只出现一次，即使以后再见到，再打交道，他也不乐意再评价了。有些人却会跟他一见如故，彼此交流很多有趣的话题。有时他会把话题带回来，与我们分享。有的人，曾经时常说起，一段时间之后却不出现了，我觉得奇怪，问他，他通常只淡淡说一句：“这个人，不大懂的。”我明白，准是那个人什么地方让他失望了，但是习惯性的，他不愿说别人的坏话。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仅把他视为朋友，还觉得自己对他而言也一定是重要而可贵的。“那怎么办，难道要我去告诉他？”我答不上来，只能与他相视苦笑。
苦笑，是的，即使遇到了天大的烦难，他也往往只是苦笑一下。我们一位年轻的朋友去世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位朋友几年前来上海读书，后来留校当了老师。她在求学期间认识了刘苇，后来刘还把她介绍给了翻译家马振骋老师，大家经常在马老师家聚会，喝茶，聊天。朋友去世的噩耗传来，所有人都很震惊。最让我们吃惊的是，不知怎么的，那位朋友的后事竟落到了刘的肩上。那可是千头万绪的事啊，要注销一个人的存在。刘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看他为难的样子，我真想对他说，“推了吧，那并不是你的责任”。他只苦笑了一下：“你想的，我都想过了。可是怎么办呢，她的父亲到底不年轻了，还得立刻赶回去照顾她母亲，这里需要有个人与各方协调。得跑派出所，和单位联系、安排葬礼，过后还要去选墓地。马老师很热心，但是年纪大了，总不能让他来操持。所以只有我了。我也知道要是管了这些事，可能会产生误会，会有人议论，但事情总要办，总得有个人来张罗，好歹大家相识一场，我不可以推托。”
现在回想起来，当刘为挑选墓地、处理善后事情奔忙的时候，他自己的身体已经开始每况愈下了。从那时起，他就时常感到疲惫，嗓音嘶哑得越来越频繁，失眠，但他很少跟人说起自己的不适。在我们一起做节目的十七年里，他好像从来没有为了出去玩而请过假，最后的两年，他开始出游了。日本、云南、台湾，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眷恋却好像越来越多。与他同去的朋友后来回忆，他那时好像比谁都精力旺盛。回来后他还常说，真想到丽江去生活一段时间，好好休息休息。又说，再干两年，也该退休了。说得我们愣愣的，我问他：“你退休了，我们怎么办，节目怎么办？”他哈哈一笑：“那我还陪你一辈子啊？”用今天的眼光看，迹象和暗示简直俯拾皆是，当时的我们却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都不愿意想，身在福中不知福地无知。
刘苇一直喜欢法国电影。电影里，镜头跟随主人公来到某咖啡馆，他将在那儿与人见面。附近有片园地，有人在散步，有人骑车一掠而过，有个学步的孩子扑向她的母亲，却摔倒在地……刘常说，这些画面与主人公的约会没有任何关系，之所以在电影中出现，是因为导演“走神了”。而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些走神。所以他让自己的生活也像一次走神，他只想与朋友们分享这些走神。所以住院的事，他不想告诉任何人。很多朋友事后知道了，都很受伤，又很自责，大家做了这么多年好朋友，却既不曾前去探病，又不曾为他送行。但这就是他的愿望。他不想打扰大家，他自己的生活也不想受疾病干扰。入院以后，他还让朋友陪他去附近的思南公寓坐坐。他一直喜欢那儿，但那时已体力不支，才坐一会儿就睡着了，睡了一个多小时，也吃不下什么，便起身，回医院。即使这样，他还是高兴的。那儿才是他安顿身心的地方，自由惯了的他实在不愿意过病人的生活。
常德路北京路口一片小小的绿地中有一组雕塑，一位身着风衣、礼帽的绅士，将手中的拄杖指向天空，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正向他跑来。晴朗无风的日子里，绅士手中拄杖的顶端喷出水帘形成一个伞面，那位绅士就独自走入雨中。我第一次见到绅士雕像就喜欢，一直想告诉刘，在我心里，那就是他的形象，无论周遭环境如何，或晴或雨，他总能为我们展现出另一个世界。记得有一次他说，他想写写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东西，台灯、烟斗、笔……写由这些物质引发的联想，书名就叫《物之书》，我真想在他的书里添上这组雕像啊。
时光如水，在刘的身后漫溢，映着水光，他的身影越来越明亮，他的人生越来越像一个传奇。最后的日子里，他不止一次对身边的人说，对自己的一生他是满意的。又多次关照说，他走后不要追思会，不要纪念活动。对此很多人不能理解，最终没忍住，还是召集大家聚到一起缅怀。事后有朋友告诉我，她在现场听着，觉得其实很多人并不了解刘苇，只有最后一个女孩的发言，她觉得最好。那女孩是听从公司老板的指派而来，老板可能是刘的朋友，她事先并不知道刘苇其人，平时也没有读书的习惯，但是听了大家的讲述她很受触动：“原来人还可以这样生活啊。”刘苇说：“我的祖国是《庄子》，随身携带，不在乎国境线在哪儿。”果如其言。一日，他翩然归来，笑问：“最近你们在忙些什么呀？”（作者为上海广播电台《上海心情》栏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