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回答首先指出：“臣谨按《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不过，天是仁慈的，它不会轻易地抛弃那些办了错事的君主。人的努力是重要的、有效的，是可以使天改变意志的：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这是一个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仁爱的天，是儒家主张仁德、反对“不教而诛”思想在上帝观上的体现，因而这个天，就是按照儒家面貌来塑造的、儒教的天。董仲舒继续说：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 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
“还至”，颜师古注，认为“还，读曰旋。旋，速也”。也就是说，强勉行道，马上就会见到效果。
这段话末了，董仲舒又援引《诗》、《书》，再次强调强勉的重要：
《诗》曰： 夙夜匪懈。《书》曰： 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以上均见《汉书·董仲舒传》）
在这里，董仲舒实际上是刻意强调了“强勉”的作用。而在诸子中间，反对天命、强调强勉的主要是墨子。因此，董仲舒的思想，也吸收了墨子的思想成果。或者说，他强调强勉，和墨家主张“天志”、认为“强则富”一类思想是相通的。这也是个传统宗教必然要提出的问题。
原始宗教时代，虽然如同不少人类学家所说，从来没有专靠神灵、巫术的时候。但在思想上，人的作用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人在自然面前的作用日益显著的时候，才会出现对人为作用的强调。宗教观念从强调神的意志到强调人为的重要，是历史的必然产物。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文”精神的增加。然而在古代社会，人文精神尽管一次次高涨，却始终无力根本冲破宗教观念的大框架。外国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董仲舒讲天人感应，实际上是强调了人的努力对获得天命的重要意义。这是儒者对“以德配天”思想和天命观念的协调、整合和发展，也是儒者吸取其他各家思想成果，去充实自己的教义。天人感应观念和传统天命观念的最大不同，就是在传统天命观念中引入了人为的作用，使之成为获得天佑的基本条件。
依董仲舒所说，天的佑助是非常迅速的。其方式就是灾异和祥瑞。
四董仲舒改教主张之三： 天人感应说
董仲舒认为，天，是“群物之祖”。所以它普遍地包容覆盖并且一视同仁。天用阴阳寒暑、日月风雨，使万物生育成长，所以圣人要法天立道，也应该“普爱而亡私”。比如天有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圣人则以仁爱、德行、刑罚等来效法天的所作所为。所以，“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而天人之征的表现，一是灾异，二是祥瑞。董仲舒说：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与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怪异，就是更大的灾害。人君有恶行，上天就会降灾害、降怪异。在董仲舒看来，《春秋》所记载的那些灾害、怪异，都是上天对当时诸侯们的行为做出的反应。
与灾异相对的就是祥瑞。董仲舒认为，君主的善行，能够召来上天的表彰。上天的表彰，就是降下祥瑞：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以上见《汉书·董仲舒传》）
因此，所谓灾异，其基本内容就是自然灾害，包括水灾、旱灾、风灾、虫灾，还有给人民生活造成重大损失的火灾、地震、山崩等。而所谓祥瑞，基本内容就是“阴阳调而风雨时”之类，从而五谷丰登，民众丰衣足食。其他异常的自然现象，如日食、月食、彗星、流星，奇兽异鸟、奇花异木的出现，则随着传统和当时人们的好恶，而分别被归入灾异或者祥瑞。比如彗星，既可以被说成是动乱的预兆，也可以被解释为除旧迎新的象征。因此，从其大体而言，则灾异、祥瑞的区别，就是看它对人是有利还是有害。
那些对人有利的自然现象，使人们温饱安乐，自然社会安定，政权也就稳固。相反，那些对人有害的自然现象，使人们饥寒困顿，甚至有性命之忧，自然会加剧社会的不平，造成社会的动乱，政权也就有被颠覆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自然现象，确实与王朝的兴亡息息相关。把它们当做天命的表现，也顺理成章。
这样，董仲舒就把以往上天一次降就的、使王朝兴或亡的重大天命，分解为不断降示的、对君主的行为进行批评或者表彰的一系列小事件，这就给了君主以改过自新的机会和不断努力的方向，从而使他们得以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避免重大的失误。这样的思想，对于王朝的稳定是有利的，对于民众的生产生活也是有好处的。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这是政治思想和宗教思想的重大进步。
把所有异常的自然现象综合在一起，可以总称为阴阳的变化。因为在古人看来，世界上一切事物及运动，都是由阴阳二气导致的。所以，董仲舒的这套学说，又被称为“推阴阳”的学说：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
而推阴阳以见天意的做法，乃是阴阳家的思想。借助阴阳家的哲学，儒者们建立了自己完备的天人之际的学说，并且把它付诸实践。
从《吕氏春秋》所载阴阳家的思想，以及《淮南子》对这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们对天人之间的感应还是抱着一种谨慎的态度。他们知道，物与物之间的感应，不少情况下并不遵守他们发现的规则。天与人之间，也是如此。所以《淮南子》说：“夫物类之相应，玄妙深微，知不能论，辩不能解。”（《淮南子·览冥训》）至于天人之间，更是如此。所以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都没有把物与物的感应作为自然界的普遍法则，也没有把天人感应作为天人之间必然的法则。但是董仲舒抛弃了《吕氏春秋》到《淮南子》的谨慎，认为物与物之间的感应，是普遍的；天与人之间的感应，是必然的。
董仲舒反复强调天人感应的必然性：
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
阴阳之气，因可以类相益损也。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
（鼓宫宫动）其动以声而无形。不见其动之形，则谓之自鸣也。又相动无形，则谓之自然。其实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把天人感应说成绝对必然，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通过自己努力获得上天佑助的信心，同时也给这天人感应学说埋下了否定的种子。
五董仲舒对传统宗教礼仪的坚持与改进
对于传统宗教礼仪，董仲舒和其他儒者一样，主张改正朔，易服色。他在《天人三策》中，两次提到此事：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第二策）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第三策）
因此，董仲舒关于尊儒术、强勉行道以及讲天人感应，都是论道之言。说到改制，则是改正朔、易服色。和贾谊以来的儒者不同的是，董仲舒不仅建议改制，而且关于大道，有许多崭新而深刻的见解。
改制，就是改变传统礼仪。传统宗教礼仪中，最重要的是禘礼和郊礼。然而董仲舒完全没有提到禘礼，西汉时代的其他文献中，也没有行禘礼的记载。这个问题的较为合理的解释，当是由于刘氏世系的难以追溯。《礼记·大传》载：
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王者禘其祖”以下文字，也见于《礼记·丧服小记》。郑注孔疏认为这里的祖，就是指先祖或者始祖。始祖之所自出，乃是上帝。因为“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禘，就是王者祭祀始祖所出自的那位上帝，并以这位始祖陪祭。“大祖”，或作“太祖”，义同。郑玄注，认为“大祖”是“始封君”。而所谓“高祖”，孔颖达疏说不是“始祖”。而诸侯的大祖，或可以看做始祖，但不能祭上帝。这是王、诸侯和大夫、士的区别。
然而刘邦的始祖是谁，难以追寻。西汉不行禘礼，在情理之中。但是郊礼，董仲舒则主张坚持。董仲舒对策的第二年，汉武帝才开始实行郊礼，“后常三岁一郊”（《史记·封禅书》）。但依董仲舒的意见，则郊礼应当是每年一次，在正月上辛日实行。
当时，上帝的祭坛多在遥远的雍地，郊祭耗费巨大，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有人认为“万民多贫，或颇饥寒”，所以不足以实行郊礼。董仲舒认为这是糊涂话。他义正辞严地说：
是何言之误！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孙畜万民。民未遍饱，无用祭天者，是犹子孙未得食，无用食父母也。言莫逆于是，是其去礼远也……天子不可不祭天，无异人子不可不食父。（《春秋繁露·郊祭》）
不过直到西汉终了，也未能实现一年一郊的制度。
董仲舒在宗教礼仪方面的创新，就是依据阴阳理论，创制了新的求雨术。
求雨的雩礼，自古皆有。上古雩礼的情形如何，不甚明了。从甲骨文看，商代就有焚巫事件。《左传》所记，春秋时也有类似事件。这当是原始宗教虐神行为的扩展，或者也可算做求雨术的一种。
董仲舒的求雨术，见于《春秋繁露·求雨》篇，大体为，用干净土造一大土龙，依据季节不同，再造若干小土龙，放在大小一定的祭坛上，举行一定的拜祭仪式。土龙的大小，小龙的多少，拜祭者人数的多少，衣服的色彩，等等，都要根据季节确定。辅以“暴巫”等行为，焚烧公鸡公猪等，男子不得外出，而女子则应该活跃。基本原则是，尽量调动地上的阴气，而抑制地上的阳气，以便感动天上的阴气，使之降雨。
与求雨相反的是止雨术，见于《春秋繁露·止雨》篇。大体为县令于社坛拜祭、击鼓。禁止妇女外出，随丈夫在官的女子要遣送回家，而男子则应该活跃。道理是充分调动地上的阳气，以感动天上的阳气，并且“无使阴灭阳”。
求雨术，是一种巫术。宗教学界一般认为，巫术是原始宗教的特征，也是原始宗教的遗迹。然而从儒教发展的情形看，情形未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