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那我要祝贺你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继续以嘲讽的口气说，他以为我在开玩笑。
“我说的是真事，”我有点不快，“你怎么不相信我？”说着，我从袋里掏出一张单子，上面记着卖掉的书的本数，还有一包钞票，总共约三百卢布。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知道我们家里是没有多少钱的，所以我拿给他看的款子总数使他相信我不是开玩笑了。从三点多钟起门铃又响了，来的有新的买主，也有上午买了，现在再来买点备货的。搞出版显然大获成功，我得意扬扬，这种情况在我身上是罕见的。当然，我固然为赚到钱而高兴，但更主要的是我给自己找到了感兴趣的事业——出版我心爱的丈夫的作品；我感到满意的是，情况与我的文学界的谋士们提出的警告正相反，我很成功地开办了事业。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很满意，尤其是我把一个店员的话告诉他，“读者早已在打听长篇小说了”。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说，读者的赞赏始终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在他的文学活动中，一向只有读者以关切和同情支持了他。评论界（除了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布列宁维·彼·布列宁（1841—1926），反动评论家，《新时代》报的小品文作家。以外）当时很少有人论述他的才能。他们对他的作品，不是不瞅不睬，就是怀着敌意。现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世已三十五年有余了，重新看看评论他的作品的文章，简直觉得奇怪，文章的见解是这样肤浅、表面、空洞，却往往包含着那样深的敌意。
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主持《公民》的编辑工作之初，编辑职务的新鲜感，还有他在编辑部必须会见许许多多三教九流的人物，使他很感兴趣。我起先也很为丈夫变换工作而高兴，以为编辑一份周刊不会太困难，在他写作《群魔》写了将近三年之后，至少可以让他稍事休息。不过后来我和丈夫渐渐明白，他决定担任与他的个性格格不入的工作，实在是个错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待编辑职务十分认真，不仅亲自审阅投给杂志的所有文稿，有些写得不好的文章，如出版者本人的文章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改写了梅谢尔斯基论丘特切夫的文章。（《书信集》，第3卷，页70）1873年7月29日给我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我丈夫还亲自修改，这花费他大量时间。我手头保存着两三张诗歌的原稿，写得笨拙，然而看得出诗中闪烁着才华，经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修改以后，这些诗歌变成那么精美。
但是，除了审阅和修改别人的稿件之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有与作者通信的麻烦。许多作者对自己的每句话都坚持，万一被删掉或修改了，就写措词生硬、有时甚至粗鲁无礼的信给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予以答复，对忿忿不满的撰稿人写来的措词严厉的信，也以同样严厉的信作复，但第二天他又后悔。信平常总是托我去寄的，我知道丈夫的火气明天就会平息，他会后悔，干什么要火冒三丈呢，我不把丈夫交给我的信立即寄出去，等到第二天，他表示后悔了，干什么复信这样不客气呢，结果这封信总是“偶然”还没有寄出，于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心情比较平静地作复。在我所存的文件中保存着十多封这样“激烈的”信件，这些信可能使丈夫与人家发生争吵，而他是根本不想与人家争吵的，可是在气愤或烦恼之下，他控制不住自己，说出自己的意见而不去顾及收信人的自尊心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总是为这种“偶然”没有发出的信而向我表示感谢。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得进行多少个别谈话。编辑部有秘书维克托·费奥菲洛维奇·普齐科维奇，可是大多数作者都想和编辑谈话，有时候发生剧烈的争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言行一向是真诚坦白的，直率表示自己的意见，为此他在期刊杂志业给自己树了多少敌人！
除了物质上的烦恼之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担任编辑期间还忍受了多少精神上的痛苦，因为不赞成《公民》的方针的人，或者不喜欢梅谢尔斯基公爵本人的人，把他们的厌恶、有时甚至憎恨转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他身边出现的一大批文学上的敌人恰恰是针对着像《公民》编辑部那样的保守机构的。见符·索洛维约夫的回忆录，本书页496。奇怪得很，在往后一个时期内，无论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死前和死后，许多人都不能原谅他在《公民》的编辑工作，这种不友好的余音直到目前在刊物上还时有所闻。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担任新的工作的初期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他在《公民》杂志上（梅谢尔斯基公爵的《吉尔吉斯的代表们在圣彼得堡》一文中）刊登了皇帝陛下向代表们讲的话。
按当时书报检查机关的规定，皇室成员的发言，尤其是皇帝陛下的发言，只有经过皇宫大臣的允准才可以刊登。丈夫不知道这一条规则。他受到没有陪审员出席的法庭审判。1873年6月11日在圣彼得堡区法院开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亲自到庭申述理由，当然他承认自己有罪。他被判处罚款二十五卢布，拘留两昼夜。丈夫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得去蹲拘留所，很是着急，主要是因为他无法到卢萨来看我们。由于自己被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机会认识了当时圣彼得堡区法院院长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科尼，他尽一切可能把逮捕我丈夫一节安排在最合适的时候进行。阿·费·科尼（1844—1927）在他的回忆录《在生活的道路上》详细谈及这件事。从那时起，阿·费·科宁和我丈夫之间开始了极友好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他们去世。
为了住得离《公民》编辑部近一些，我们只得调换房子，搬到利戈夫卡去，住在古谢夫胡同的拐角上斯利夫昌斯基家的房子里。挑选的房子很不称心：房间小，分布的格局又不舒服，但因为我们是在隆冬时节搬家的，所以许多不便之处只好将就。不方便之一是我们房东的性子暴躁。这是个很特别的老头子，有许多怪癖，搞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很不痛快。8月19日丈夫在给我的信中谈到过这些不痛快的事情。1873年春，我遵照医生的劝告，带了孩子到旧鲁萨，以便用咸水浴巩固他们去年的治疗成果，这种疗法已经给他们带来显著的好处。这一次我们没有住在鲁缅采夫神甫家，他的房子已经卖掉。我们住在老上校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格里布的家里，他在阿拉克切耶夫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陆军大臣。时代就在军人流放村里供职。
和家人分离，对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痛苦的，他想念我们，夏天到旧鲁萨来了四次左右。因为梅谢尔斯基不在，费奥多尔不得不自己来张罗刊物的一切物质方面的麻烦事情，因而在首都度过炎夏季节，忍受彼得堡的夏天的种种不舒服方面。
上述种种情况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神经，总的说来对他的健康产生了压抑的影响，到1873年秋天，他开始觉得编辑工作是一种负担，向往着再从事他心爱的单纯的文艺创作。
1873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成了宗教教育爱好者协会的会员，圣彼得堡斯拉夫人慈善会的会员，出席这些团体的大会和会议。我们交往的人扩大了，我丈夫的朋友和熟人开始经常来拜访。接连几年，每逢星期天来我们家吃饭的，除了尼·尼·斯特拉霍夫以外，还有阿·尼·迈科夫经常来拜望我们，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搞错了，把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说成是他的兄弟符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见本书符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的回忆录）。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弗·索洛维约夫的相识虽然是在1873年初（1873年1月24日与2月23日弗·索洛维约夫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封信，保存在国立列宁图书馆，第一封信是和硕士论文《西方哲学的危机》一起寄出的），他们的接近应当是在1877年，弗·索洛维约夫迁到彼得堡时。1878年6月，他们一起到奥普塔修道院去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主要的构思”，还有一系列在构思中的长篇小说的计划的一部分告诉了他，其中只有《卡拉马佐夫兄弟》写了出来。（符·索洛维约夫全集，圣彼得堡，1912年，第3卷，页197）1880年4月6日弗·索洛维约夫就博士论文《抽象原理批判》进行答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场。（见本书页689）在这一年冬天也开始拜访我们，他那时还很年轻，刚结束学业。
起先他写信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后来应我丈夫的邀请上我们家来。他当时给人的印象是迷人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越是常常和他见面、聊天，越是喜欢他，器重他的才智和出色的教养。有一次我丈夫对索洛维约夫说了为什么这样依恋他的原因。
“您使我想起一个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他说，“就是某个希德洛夫斯基，我年轻时他曾给过我巨大的影响。您的面貌和性格跟他那么酷似，我有时觉得简直是他的灵魂附在您的身上。”
“他很久以前就死了吗？”索洛维约夫问。
“不，不过三年多以前。”
“那么您以为在他死以前的二十年间，我是没有灵魂的吗？”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问道，哈哈大笑了。一般说来，他时常是很快活的，笑起来很有感染力。不过有时候因为心不在焉，常常闹出些可笑的事情来：比如，他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五十多岁了，便以为他的妻子，我，也将近这把年纪。故而有一次我们谈起皮谢姆斯基的长篇小说《四十年代的人们》时，索洛维约夫朝着我们两人说：“是呀，像你们这样四十年代的人，可能觉得是如此，”等等。
听到这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笑了，嘲弄我说：“你听，安尼娅，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把你也算作四十年代的人！”
“一点儿没错，”我回答，“我确实属于四十年代，因为我生于1846年嘛。”
索洛维约夫为自己的失言而窘得不得了；他大概这时才第一次打量了我一下，发现我和丈夫之间的年龄差别。关于弗·索洛维约夫的脸，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使他想起他所喜爱的阿尼巴·卡拉齐的一幅画《年轻基督的头颅》。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游击队员丹尼斯·达维多夫的女儿尤利娅·丹尼索夫娜·扎谢茨卡娅的相识是1873年的事。当时她刚在彼得堡办起第一个小客栈（在伊兹马伊洛夫团第二连附近），通过《公民》编辑部的秘书邀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于预定的日期去参观她为无家可归的人所设的住宿地方。尤·丹·扎谢茨卡娅是莱德施托克的信徒，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应她的邀请参加过几次莱德施托克子爵及这一学说的其他著名传教士的宗教座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莱德施托克子爵在彼得堡贵族人士中的讲道是很不以为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的《作家日记》中写道：“莱德施托克子爵的真正成功，唯一依靠是‘我们的特殊化’，我们的脱离土壤，脱离民族。原来，我们，也就是我国社会的知识阶层，现在完全是陌生小百姓，非常小，非常微不足道，但是已经有了自己的习惯，自己的成见，这些习惯和成见有着特殊性；看来，现在甚至还想要有自己的信仰。”（《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242）
列·托尔斯泰对莱德施托克的思想也不赞成，可参阅《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第一卷，页284。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器重尤·丹·扎谢茨卡娅的智慧和非凡的善良，经常去拜访她，跟她通信。她也时常上我们家来，我和这位非常善良、可爱的妇女很亲近，在我丈夫去世心里悲痛时，她向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1873年我们常常去卡什皮列夫家；家长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是办《霞光》杂志的；他的妻子索菲娅·谢尔盖耶夫娜是个编辑，儿童刊物《家庭晚会》的出版人。夫妇俩对我们很友善，因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欢去拜访他们。1873年他们家举办过一次有趣的晚会，有许多文学家出席，著名作家亚·费·皮谢姆斯基朗读他的尚未发表的长篇小说《小市民》亚·费·皮谢姆斯基的长篇小说《小市民》发表在《蜜蜂》杂志1877年第18—49期上。但是据他1877年1月给别尔格的信证明，《小市民》第一部写于“大约三年以前”，也就是1873年。（亚·费·皮谢姆斯基，《书信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36年，页340）。皮谢姆斯基的外表给人的印象并不好。我觉得他肥胖而举止不灵活，不过朗诵得很出色，颇有才华地烘托了小说主人公的典型。
1873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恢复了与施塔肯施奈德家的旧谊，这家人家的核心人物是著名建筑师的女儿叶莲娜·安德烈耶夫娜，她聪明，有文学修养，每逢星期日在家里邀集文学家和艺术家聚首。她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总是极其亲切友好，我们过从甚密。见本书叶·安·施塔肯施奈德的回忆录。不过在那几年我难得参加聚会，因为孩子还小，把他们交给保姆我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