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开始进行的。我每天十二点以前到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家里，下午四点钟离开。在这段时间里，他每口授半小时或半个多小时就停下来，如此重复两三次，在休息的时间里，我们喝茶和交谈。我高兴地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始习惯于新的工作方式，他的心情随着我的来到一天比一天平静了。自从我算出，我要写满多少张纸才合斯捷洛夫斯基的一印张，从而准确地估计出我们已完成的工作量——自从那时候起，他的这种心灵上的平静就特别明显。每次页数的增加都大大地鼓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使他万分喜悦。他常常问我：“我们昨天写了多少页？我们总共写了多少？您认为我们能如期完成吗？”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每天总要跟我亲切地交谈，向我吐露他生活中某些凄楚的情景。在他讲述他艰难的处境时，我心中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深切的同情，看来，他老是处在逆境中而不能脱身。
我起初觉得奇怪，我怎么没有见到他家里的人。我不知道他家里有哪些人，现在他们在哪儿。我只碰到过他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好像是我第四次上他家去的那一天。工作结束以后，我走出房子的大门，有个年轻人把我拦住，我认出他就是我第一次去拜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当儿，我在前室看到的那个青年。此刻他离我很近，我觉得他比那次我从远处见到时更难看。他有着一张黑中带黄的脸、一双眼白发黄的黑眼睛和一副被烟熏得发黄的牙齿。
“您不认识我吧？”年轻人毫不拘束地问，“我在爸爸那儿看到过您。我不愿意在你们工作的当儿走进来，但是我很想知道速记是怎么个玩意儿，特别是因为我最近就要开始学速记了。让我看一看。”他说着，便毫无礼貌地把公文包从我手中取走，然后把它打开，就在街上看起速记记录来。这种不礼貌的行为搞得我如此慌张，竟致没想到提出抗议。
“有趣的玩意儿，”他漫不经心地把公文包还给我。“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样一个和蔼、善良的人竟然有一个如此缺乏教养的儿子，”我想。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越来越真挚、亲切了。他常常叫我“小鸽子”（这是他爱用的亲热称呼）、“善良的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亲爱的姑娘”，而我把这些称呼当作是长者对一个年轻姑娘、几乎还是个女孩子的厚爱。我减轻了他的劳动，又看到我的保证——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小说能及时完成——使他精神振奋，心情愉快，我真是说不出地高兴。我暗暗感到自豪：我不仅在工作中帮助我心爱的作家，而且对他的情绪起了良好的影响。这一切提高了我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
我不再害怕这位“名作家”，跟他谈得轻松而坦率，就像跟自己的叔伯或者老友谈天一样。我仔细询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情，他就十分乐意地满足我的好奇心。他告诉我他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八个月中的详细情况，告诉我他怎样用敲墙的办法与隔壁的其他囚徒们交谈。[12]他又谈到他服苦役时的生活，谈到和他同时服苦役的囚犯们。他还提起他在国外的情况、他的旅行和聚会，提起他所十分喜爱的莫斯科的亲戚们[13]。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结过婚，他的妻子[14]在三年前亡故，他还把她的相片拿给我看。我不喜欢这张相片：据他说，这是已故的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她去世前一年病重的时候照的，因而模样可怕，跟死人差不多。同时，我还愉快地得知，那个我所讨厌的、毫无礼貌的年轻人不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亲儿子，而是他的继子，系他妻子与其前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伊萨耶夫所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经常抱怨自己负债、缺钱和困难的物质状况。以后我甚至成了他经济困难的见证人。有一次我去工作的时候，发现一只十分可爱的中国瓷瓶不见了，这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西伯利亚的朋友们送给他的。我问：“莫非您把瓷瓶打碎了？”——“不，没有打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而是把它拿去作抵押品了。我急需二十五卢布，不得不把它抵押出去。”过了两三天，另一只瓷瓶也不见了。
又有一次，我干完速记工作，走过餐室时看到摆好午餐的饭桌上，在餐具边放着一只木制的匙子，我就笑着对送我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我知道，您今天要吃荞麦粥。”——“何以见得呢？”——“看到那只匙子就知道了。据说，用木匙吃荞麦粥味道最好。”——“您错了：我需要钱用，就把银匙子送去当抵押品了。可是比起成套的银匙子来，杂凑起来的十二只银匙子的价钱要便宜得多，但我却不得不把它们抵押出去。”
对待自己经济上的困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总是抱着心平气和的态度。——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说的全是一些令人忧伤的事，有一次，我忍不住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为什么只提您所遭到的不幸？您还是讲讲您获得的幸福吧。”
“幸福？我还没得到过幸福，至少没有获得过我所一直想望的那种幸福。我在等待着它。日前我写信给我的朋友弗兰格尔男爵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弗兰格尔（1838—？），律师，外交家和考古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回忆一八五四至一八五六年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圣彼得堡，1912年）一书的作者。
致亚·叶·弗兰格尔的信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卷——《传记、书信和札记》，[页288]。——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15]说，尽管我遭到各式各样的灾难，但我还是想望着过新的、幸福的生活。”
听了这些话，我感到心情沉重。说来奇怪，这个有才能的、善良的人，几乎已届老年，却还没有找到他所憧憬的幸福，而只能对它想望而已。
有一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详细告诉我，他怎样向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安娜·瓦西利耶芙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雅克拉尔；1843—1887），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女作家。求婚，怎样为取得这位聪明、善良、有才能的姑娘的同意而欣喜，后来又怎样痛苦地向她提出解除婚约，因为他意识到，他们两人信念不同，不可能获得共同的幸福。[16]
有一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显得特别焦虑不安。他告诉我，他正站在路口，眼前有三条路可走：要么到东方，到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旧称，是土耳其最大的城市和港口。——译者注或者耶路撒冷去，可能在那儿长住下去；要么到国外去玩轮盘赌，全身心都沉浸在这种经常使他入迷的赌博中；最后一条路是重新结婚，在家庭中寻求幸福和欢乐。这几条道路一定会从根本上改变他那不幸的生活，何去何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彷徨不定。他知道我对他很友好，便问我：我是否可以替他出些主意？
老实说，他提出这个对我表示极度信任的问题使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觉得，不论他想到东方去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文件中发现的一封当时的文学基金会主席叶·彼·科瓦列夫斯基致俄罗斯帝国驻君士坦丁堡使馆负责人A.C.恩格利加尔德的介绍信可以证明，他打算到东方去的意图是真实的。信上标出的日期是186[3]年6月3日。——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叶戈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1811—1868），学者，旅游家，作家，枢密官；在六十年代是文学基金会的组织者和第一任主席。的打算，还是想成为一个赌徒的愿望都是虚幻的，不现实的；而我却知道在我的亲友中间有一些幸福的家庭，于是我便建议他重新结婚，在家庭中寻求幸福。
“您认为我还可以结婚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问，“有人愿意跟随我吗？我该选择什么样的妻子：聪明的还是善良的？”
“当然是聪明的。”
“不，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倒要娶个善良的，能体恤我、爱我的妻子。”
在谈到他的婚姻问题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问我：为什么我不结婚？我回答说：曾有两个男子向我求过婚，两个人都挺不错，我很尊敬他们，但是我对他们并没有产生爱情，而我认为结婚要以爱情为基础。
“一定要以爱情为基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热烈地支持我的看法，“对幸福的婚姻来说，单是相互尊敬是不够的！”
六
10月中旬的一天，在我们工作的时候，书房门口突然出现了阿·尼·迈科夫。我看到过他的照片，因而立即就认出来了。
“您的生活倒颇有古风，”他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打趣说，“通楼梯的门开着，见不到仆人们，就是把您的整所屋子搬走都行！”
显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见了迈科夫很高兴。他赶紧介绍我们互相认识，称我为他的“勤恳的助手”，这使我十分愉快。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听到我的姓就问，我可是不久前去世的作家斯尼特金的亲戚（这是当时的一些作家碰到我时通常提出的问题），随后，他说，他怕妨碍我们的工作，急着要走。我建议休息一会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便把迈科夫领到隔壁房间里。他们谈了约莫二十分钟，在这段时间里，我把速记记录整理了一下。
迈科夫回到书房里来和我告别之际，要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念一段文字让我速记下来。在那个时候，速记术是个新鲜事物，大家都对它感兴趣。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满足了他的要求，念了半页长篇小说。我马上把速记下来的东西读出来。迈科夫仔细地看了看速记记录，重复说：“嘿，这玩意儿我一点也不懂！”
我很喜欢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以前他是作为诗人而受到我的喜爱，后来，我听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赞扬他是个善良、卓越的人，这就加深了我对他的好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越来越被工作吸引住了。他已经不是当场构思，由他口述，让我速记，而是夜里拟好草稿，第二天按草稿向我口述了。有时候，他写得那么多，使我不得不把速记记录整理到深夜。可是在我第二天宣布增添的页数时，我是多么得意啊！我断言，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一定会按时完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脸上就展现出愉快的笑容，看到这笑容，我就心花怒放！
我们俩都进入了这部新小说的人物的生活，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都各有自己喜爱和仇恨的人物。我同情那位把财产都输光的老太太和阿斯特列伊先生，而鄙视波琳娜和小说的主人公本人，我不能原谅后者的胆怯和赌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完全站在“赌徒”那一边，说他本人就曾体验过这个人物的许多感情和印象。[17]他以自己的生活证明，一个人可能具有坚强的性格，但却敌不过自身对轮盘赌的狂热。
有时候，我对自己就长篇小说发表意见的勇气感到惊奇，对天才作家听取这些几乎是孩子般的意见和议论时所持的宽厚态度更觉诧异。在这三个星期共同工作的时间里，我先前的全部兴趣都退居到次要地位。我征得奥利欣的同意，不再去听速记学课，很少看到熟人，我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工作上和在休息时我们所进行的极其有趣的谈话上。我情不自禁地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自己圈子里的年轻人作对比。我认为我所喜爱的作家的观点总是新颖的、富有独创性，相形之下，那些年轻人的言论是多么空虚和无聊！
那些对我来说是新的思想在我的脑海里产生了强烈的印象，每次我带着这些印象离开他，回到家里，就感到寂寞，一心盼望着第二天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相见。我怀着忧伤的心情意识到，工作临近结束，我们的来往势必中断。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出了他和我有同样的心事、同样的想法时，我是多么惊奇和欣喜！
“您可知道，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直到月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才把我的名字记住，在这以前，他老是忘掉，反复地问我。——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我在想什么？我和您意气相投，每天友好地见面，谈得十分热烈，已经成为习惯；难道小说写完以后，这一切都得结束吗？说实话，这太令人遗憾了。我以后还十分需要您。我在哪里能见到您呢？”
“哦，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发窘地回答，“山和山无法相会，人与人总能相逢。”
“可是，在哪儿相逢呢？”
“总有地方嘛，在交际场所，戏院里，音乐会上……”
“不过，您知道，我很少去交际场所和戏院。即使去了，也无法交谈，这又算是什么样的相会呢！您为什么不请我上您家去呢？”
“请来吧，我们十分欢迎您来。我倒是担心，跟我和妈妈谈话，您会觉得乏味。”
“那么，我什么时候能来呢？”
“等我们把工作干完，再来约定日子吧，”我说，“眼前我们最重要的事是完成您的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