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志》云：“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按《说文》示部云：“礼，履也；从示，丰声；古文作礼。”柱按古文盖象人祭于神前之形。礼之起原，盖起于祭祀矣。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则墨家之原于礼可知。又《说文》示下云：“天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礼起于示，故字从示。墨子尊天明鬼，则墨学与礼之关系，岂不明甚。《艺文志》云：“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则周礼之緐于夏殷可知。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淮南子则言“墨子背周道，用夏政。”此墨子之礼学，所由与儒者异也。礼固起于祭祀，而其极则一切人事制度均括焉；千端万绪；不可悉论，聊举一二，以见梗概云尔。
《七患篇》，“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不尽收，则不尽御。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俞疑“旱”乃“罕”，云字之误。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邵晋涵云：“馈”与“匮”通。五谷不收谓之饥。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王闿运说“下”当作“上”是也。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孙云：疑当五分之三。大夫彻县，士不入学，君朝之衣不革制，诸侯之客，四邻之使，雍食而不盛，彻骖騑，塗不芸，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
此饥荒之礼也。
《节葬篇》，“故古圣王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袭若参耕之亩；则止矣。死者既已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
此墨子所述古丧葬之礼也。《节葬篇》与《非儒篇》，关系于儒墨两家丧礼者甚众，兹从略焉。
《明鬼篇》，“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脩茂者，立以为菆位；必择国之父兄慈孝贞良者，立以为祝宗；必择六畜之胜肥倅毛以为牺牲；珪璧琮璜称财为度；必择五谷之芳黄以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与岁上下也。故圣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后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选効必先祭器，祭服毕藏于府，祝宗有司毕立于庙，不与昔聚群。”
此墨子所述之祭礼也。由此观之，则墨学之出于礼也明甚。然惟其主于节俭，持之太过，遂致失礼之中。故《艺文志》云：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
五乐
墨子以节俭之故，而目睹当时之淫乐，故激而为非乐。作《三辨非乐》等篇。然其答程繁之言云：“昔者，尧舜有茅茨者，且以礼，且以乐。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濩；又脩九招。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驺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三辩篇文。”
此墨子所引关于乐者也。然既引圣王之作乐，而又以乐少而非乐，则墨子之非乐，其不能自完其说也审矣。《易》曰：“苦节不可贞，”其墨学之谓乎？
六春秋
墨子所学，自非孔子之《春秋》。然其所称述，亦治《春秋》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明鬼·下篇》，“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车，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当是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
“昔者郑穆公，孙诒让云：此当为秦穆公之讹。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而左，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正方。郑穆公见之，乃恐惧犇。神曰：‘无惧，帝享女明德，使予锡女寿十年有九；使若国家蕃昌，子孙毋失。’郑孙云：亦当为秦。柱按：或以郑属上为句。穆公再拜稽首曰：敢问神名？曰：余为句芒。”
“昔者燕简公杀其臣庄子仪而不辜。庄子仪曰：‘吾君王杀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将驰祖，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日中，燕简公将驰于祖塗；庄子仪荷朱杖而击之，殪之车上。当是时，燕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燕之《春秋》。”
“昔者，朱文君鲍之时，有臣曰观辜，固尝从事于厉。祩子杖揖出与言曰：‘观辜是何珪璧之不满？度量酒醴粢盛之不净洁也？牺牲之不全肥，春秋冬夏选失时，岂女为之与？意鲍为与？’观辜曰：‘鲍幼弱，在荷襁之中，鲍何与识焉？宦臣观辜特为之。’袾子举揖而槖之，殪之坛上。当是时，宋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宋之《春秋》。”
“昔者齐庄君之臣，有所谓王里国，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讼三年而狱不断。齐君由谦杀之，恐不辜；由谦释之，毕沅云：‘由兴犹同故两作’。王念孙云：‘由犹皆欲也，谦与兼同言欲，兼杀之兼释之也。’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齐之神社。二子许诺。于是泏洫，孙诒让云：当作插血。羊而漉其血。读王里国之辞既已终矣；读中里彻之辞未半也，羊起而触之，折其脚，祧神之，毕云疑当云跳神之社。而槖之，殪之盟所。当是时，齐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齐之《春秋》。”
以上所引，郑穆公之事，无著在郑之《春秋》之云。然下文云：“若以郑穆公之所身见为仪，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非惟若书之说为然也”云云。所谓若书，当即指郑之《春秋》而言。以上下文例之，此段盖捝当是时，郑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若在郑之《春秋》云云矣。
由墨子之说，则吾人之于《春秋》，可知者三事。
“一，《春秋》乃历史之通名，非一书之专名。故周郑燕宋齐之史，皆名《春秋》；非惟《鲁史》名《春秋》而已。《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学者遂以《春秋》为《鲁史》之专名，非是。班氏《艺文志》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以《春秋》为史之通名，其说得之。自孔子修《春秋》，经秦火之后，而孔子之《春秋》独传，余皆散灭。故《春秋》遂为孔子《春秋》之专名。犹《史记》本为《古史》之通名，而后世以为《太史公书》之专名也。”
“二，鲁《春秋》之体裁。鲁《春秋》之文，今不可得复见矣。惟公羊庄七年《传》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脩之曰：星陨如雨，’所可知者，惟此所引廫廫数字而已。然以墨子所述周郑燕宋齐之《春秋》观之，则鲁之《春秋》当亦大略相似。左丘明为孔子《春秋》作《传》，实多本《鲁史》，则鲁《春秋》之体裁，盖略可知矣。然则古之所谓《春秋》者，其所载言与事并；所谓‘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盖非一定之论矣。”
“三，孔子修《春秋》，力除神怪。孔子修《春秋》，其微言大义，三《传》详之矣。然以墨子所述周郑燕宋齐诸国之《春秋》考之，其所载神怪之事甚详，左氏《传》所载亦多有类此者，则鲁《春秋》之文，当亦大略相同。然今观孔子之《春秋》，乃绝无此等神怪之事，惟详记灾异耳。然如公羊所《传》，亦不过记其为灾为异；或为注重民生而书，或为研究学问而书，详见拙著《公羊微言大义匡何篇》如是而已，则孔子之修《春秋》，其削神怪，祛迷信，岂非彰明较著者乎？而世有援神话以释《经》者，名为尊孔，实则诬孔而已矣。”
统观以上所引，则墨子之学，其关系于《经》，岂浅尠也哉？夫孔子之学，本于《六经》；而墨子所出，亦大氏相同。然墨子所引以《尚书》为最多，而《易》则无之，惟文句有一二略同者而已。至于《礼》虽时或称道之，而以非乐之故，亦时连类非之。《公孟篇》墨子驳公孟子曰：国治则为礼乐，乱则治之。是譬犹噎而穿井也，死而求医也。孔子则不然，《六经》均经手定；然于《易》独作《十翼》，则墨子之所最略者，乃孔子之所最详也。孔子最重礼乐，曰：“为国以礼。”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则墨子之所深恶，乃孔子之所深好者也。盖当论之，墨子之学，其根本偏重于《尚书》，《尚书》称天以治者独多，如《皋陶谟》之天叙，天秩，天命，天讨之类，固无论矣。即《甘誓》、《汤誓》、《盘庚》诸篇，亦莫不言天罚，天命也。故墨子本之，以天为有意志，故尊天明鬼。孔子之学，其根本最重乎《易》。《易》虽言天地鬼神，然不过以为自然之变。故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故孔子虽言天，亦唯曰：“天生德于予，”“天何言哉？”虽言鬼神，亦唯曰：“敬鬼神而远之。”盖不以天为有意志，与墨子之作天志明鬼，其恉大异也。盖墨子近于宗教家，而孔子则近于哲学家。墨子主有神论，而孔子则主无神论。故墨子引诸国《春秋》以明鬼，而孔子修《春秋》以削鬼，此其大别也。然礼之起，起于敬天事鬼，以孔墨之学之所从出者观之，墨子既尊天明鬼，必当独重于礼；而孔子则否，其视礼似当不若斯之重矣。而其事乃适相反，何哉？盖墨子本于天志，以为天之生人也爱无不均，故主兼爱无差等；兼爱无差等，则财难给；财难给，故不得不节俭；节俭，故不得不节葬，非乐；节葬非乐，故不得不非礼。见上所注墨子公孟子之言。故墨子虽以孝视天下，艺文志言。而以三年之丧思慕父母为愚。《公孟篇》曰：三年之丧学吾子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己，父母不可得也，然号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知，岂有贤于婴儿子哉？孔子则不然，以为天无意志者也；人之生，天地之自然而已；而我之身则父母之遗体也，故主亲亲；亲亲故爱有差等，有杀；有差等，有杀；故财易给而为礼乐也易；亲亲故孝于其亲而慎终追远。故孔子虽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固主无神论矣；而又言“鬼神之为德，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如在云者，盖明知其无而假设为有之辞，所以永人之思慕，而礼乐之所以独重也。及后世为之，儒者以重礼好乐之过，而繁文褥礼，迷信鬼神；墨者以节俭节葬之过，而至于无父之讥，皆失孔墨之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