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出题、阅卷等环节则需要教师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且难以保证公平公正。为了出题和阅卷的方便，很多教师常常围绕书本知识出题，导致学校仅仅围绕书本知识或考试内容开展教学。更有甚者，为了方便阅卷，只考死记硬背的知识点，出大量的客观题。于是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小学以及大学教育都被近亲繁殖为对知识、成绩等结果的追逐。
笔者曾看过介绍国外评价和录取学生的文章，如哈佛大学所采用的“三合一”（高考成绩＋平时成绩＋综合素质）招生原则，也读过一些国外教师、校长给学生写的推荐信，甚至还听说国外名校的校长给不录取的高分学生亲自回信。然而，这些做法在我国却行不通。试想各种可以加分的获奖证书、业余爱好等都可能作假，更何况推荐信呢？我们的大学校长、中学校长和很多老师都忙于各种应酬，又有几个人愿意较为公平公正地亲自写推荐信呢？一旦推荐信所起的作用较大，又如何保障公平公正？平时成绩和综合素质如何评价方可值得信赖？谁叫我们缺乏一种受诚信规则约束的传统和文化。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教育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所培养的每个公民的心里都有一杆公平公正的秤”。笔者实在想不出，眼下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取代高考而保持相对的公平公正？更何况高考尚出现很多作弊、假冒的丑闻。
（二）政治功利性太强
教育可以服务于政治，但可以不受或较少地受其约束。因此，为了尽量保证学术自由，教育家们努力使大学超脱于各种利益。然而，我们受单一且功利的“学而优则仕”目标价值导向，使教育被行政化。学问本身已变得不再是目的，而成为一种追逐名利的工具和手段。因为“德行、思想和判断能力、人类共同理想和共好意识”等不仅抽象、难以评价，而且缺乏功利诱惑力和行为约束力，在过于追求功利性目标结果的思维面前，这些“学而优”之外的东西愈发显得苍白，学术尊严被严重践踏。
在人的价值、尊严、理想、正义和良知等方面，我们传统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基础缺乏完整性、系统性。因而，这种缺失导致体制对教育的影响显得尤为突出。教育离不开经济，但如果和个人私利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特别是管理者、官员、教师不断地突破道德底线，形成利益集团谋求个人私利，那可真是“人要是缺了德，上帝也管不住他”。有的人通过制定各种规定，并有偿地执行规定实现盈利；有的教师上课不认真，课后却开展有偿辅导。
眼下，教育的“净土”不断减少。试想治理一个污染的自然环境尚且需要数十年，且非常之困难，那么，治理受到污浊思想侵蚀的人文教育环境则至少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且更加困难。如何通过媒体宣传、体制保障、家庭教育、良好社会风气弘扬等手段，尽量减少并制约社会风气、政治体制等对教育的不良影响，遏止教育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擦掉教育精神上的尘土，尽量恢复教育的本来面目，使得每个人尽量把持住自己内心的操守底线，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理性行动，而不只是不停地抱怨。
（三）管理性的问题
本书前文分析了教育管理本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这里从体制对教育影响的角度，分析管理对教育过程的影响。
从教育行政管理的角度看，也许我们在“管什么”和“如何管”方面尚缺乏清醒的认识、宏观的思考、系统的规划、全局的谋划，从而导致“该管的事情没管好，不该管的事情又管得太宽”。其本质还是管理者，尤其是制定制度、执行制度之人缺乏宏观战略性的理性思维所致。
从教育机构的内部管理看，因为宏观认识的缺乏和结果导向的偏差，教育管理以“教”与“学”为中心，而教学又只以结果传授为目标，以至于课堂教学、作业布置、考试评价、教学评估等都很功利地追求结果，舍本逐末，在更重要方面的教育培养却出现严重缺位，如道德、态度等人文精神，知识产生的思维过程和思考方法。那么，经过这样几代人的“近亲繁殖”，虽然学校的管理者、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嘴上振振有词，大声疾呼现代教育理念，大谈特谈创新人才培养，他们又会持有什么样的理念和思维实施教育呢？
更有甚者，教育的行政化使得高等学校的领导、教师比中小学的具有更多的行政提升空间。很多大学为了学校的面子，实际上是学校领导为了谋求个人政治前途，实施比高中更严格的管理，管理方法缺乏人性化。很多学校的领导缺乏负责任的态度：学生功成名就、挣得荣誉，学校就张扬揽功；学生犯了错，学校动辄势利地“以谁为耻”、“以谁为荣”，甚至抛弃他。这纯粹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责任意识是个人最重要的品质之一。面对学生的错误，老师不仅应该具有教育和批评的义务，更应该勇于承担责任，与犯错的学生站在一起，共同反省学生所犯的错误，而不应与他划清界限，站在他的对立面，将他孤立起来，甚至将他推向灾难的深渊。
（四）需要一种机制
我们针对道德、价值观、态度、习惯等方面的人文精神，人类共同理想、共好意识以及各种能力的培养，都缺乏宏观思考和系统规划，致使我们的社会认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存在着普遍的系统性缺失。
我们应该战略性地思考“如何”兼顾人文教育、能力培养、知识传授，采用“自顶向下”的系统工程方法，站在历史高度、人生高度和全球化的视野，高屋建瓴、宏观系统、多视角地谋划教育的体系和未来。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才有希望，我们才会在人类文明进步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才会尽快实现。
我们可以有理想，而且也需要理想。但是，如何让理想落地，制约并减少政治体制、宗教信仰和社会风气对教育的不良影响，则需要设计并制定相应的机制，以保证理想的教育精神、促进教育的良性发展。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教育发展和体制完善是相生相长的进程。一方面，较好的社会体制有利于教育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培养的人都是“有德行、有思想和判断能力、有人类共同理想和共好意识的人”，我们的体制自然也就会得到改良和进步。
这也许是从体制上解决教育问题的核心关键之所在，也应该是教育管理部门的最根本使命，且能体现管理者的智慧、胸襟和理性。教育问题的解决，特别是体制与教育的相互影响、约束与冲突，不可能像做数学题、物理题那么简单地具有标准答案，需要循序渐进、分层次、分阶段地谋划。
第六节 其他方面
一、也谈教师的问题
（一）教育对教师的要求
教师是神圣的职业，其道德、价值观、态度、精神、思想等将通过言行举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有时，老师不经意的一句话甚至能改变人的一生。因此，有教育家提出“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这一点也不为过。
古今中外的很多教育家描述了教师应具备的责任、素质，强调身教胜于言传。例如：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夸美纽斯认为“教师应该是一切善行的公正、积极、坚决的活的模范”，“教师是用了最大可能的小心选来的，具有优异的德行”。教育家陶行知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学高”要求教师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或通用技能，“身正”则要求教师应该具有优秀的德行。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教师把学生造成什么人，自己就应当是这种人。”我们可以说，教师是什么人，学生就可能会被培养成这种人。如果要培养“有德行、有思想和判断能力、有人类共同理想和共好意识的人”，则教师不仅要具有先进的教育思想、精湛的专业知识、广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丰富的教育理论，还要有高尚的情操、优异的德行、人类理想和共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