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伊与那些起表率作用的并且认为自己是国外俄罗斯文化的代表者和表达者的流亡圈子之间的关系尖锐化，是在1928年末和1929年初出现的。1928年11月，马雅可夫斯基在巴黎朗诵自己的诗歌。玛·伊出席了他的一次晚会，她在从伏尔泰咖啡馆出来的时候与诗人的谈话，在11月28日《欧亚大陆报》上这样由她转述的：玛·伊回忆道，当1922年4月，在启程赴柏林之前，她在铁匠桥上遇见了马雅可夫斯基并且问道：“您有什么话要转告欧洲吗？”他回答说：“这里——有真理。”过了六年以后，有人也向她提出一个问题：在马雅可夫斯基朗诵之后，关于俄罗斯她有什么话要说吗？她答道：“那里——有力量。”阿纳托利·尼库利科夫（1922年生），在他发表于《西伯利亚火光》（1970年第7卷，页83—84）上的浪漫化的马雅可夫斯基的传记的第二部分中，非常随意地——而且是不准确地——描绘了这段插曲。他臆造了茨维塔耶娃的讲话，仿佛她说过：“没有马雅可夫斯基，俄国革命会受到很大损失……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大众诗人……新世界的第一个新人……”玛·伊当然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蠢话，如同她不可能回答马雅可夫斯基的“您为什么要呆在这里呢？您早晚会回去的！”这样的问题时，说什么“‘我也许会回去，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一样。他吻了吻她那又瘦削又细长的手”。这是在苏联广泛流传的“窜改历史”的例子之一。凡是当时见过玛·伊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当时对于回国她连想都没有想过。而且她的手不是细长的，而是干瘦的，如同她自己所说的，是“劳动的”手。尼库利科夫还说什么她手臂一挥叫来出租汽车，回默登。这也是神话：这样乘一次车会花掉全家一周的收支的。——马克·斯洛宁从茨维塔耶娃这句话的上下文来看，可以解释为，“那里有力量”与“这里有真理”是相对照的，但是谁也没有这样理解它们，相反地倒是开始怀疑这两句话里几乎差不多是承认和赞颂苏联制度。《最新消息报》立刻不再发表她的诗歌：根据命运的嘲弄，这是《天鹅营》中歌颂白色运动的片断。更有意思的是，在同一个时期（1928年12月），当玛·伊完成她的《垄沟》——也是描写白色运动的——时，《俄罗斯意志》发表了她的长诗《小红牛》斯洛宁关于这首诗的“反共产主义情绪”的意见，不完全准确地表达了这部诗的意义。这首诗与其说是政治上的声明，毋宁说是对于一个毫无意义地逝去的年轻的生命的悲痛。茨维塔耶娃1928年3月11日给捷斯科娃的信里曾说，她在不久前的几天里又一次感受到与死亡相遇。她的女友的弟弟患肠结核死去：他死前一夜都在做梦，他说：“妈妈，我做了一个快活的梦，一只红色的小公牛在绿色的草地上追逐的就是我。”茨维塔耶娃又说：“他活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别人。活着为了工作、工作，为了别人能够活下去。”，这部长诗里有这样的诗句：小公牛，小公牛，小公牛，小公牛，这个绰号是布尔什维克……
我是当家的，是布尔什维克，
我用鲜血染红了田野，
罂粟花是红色的，
公牛是红色的，
我们的时代是红色的。
《小红牛》的反共产主义情绪是显而易见的。1961年和1965年苏联出版的茨维塔耶娃选集中没有收入这首长诗。
也是在这个时期，在1929年初，玛·伊完成了她的《垄沟》，交给我读读这部“白卫军的长诗”，像她带着嘲笑称呼这部长诗的那样。在不久前一次会面时，她问是不是值得把这部诗给《俄罗斯意志》发表。我说，如果《垄沟》别的刊物不愿意刊登，我们可以发表，要知道，她的任何一部作品我们也没有回绝过——但是说实话，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并不特别起劲儿，她自己应当做决定。“这意思是说出于友谊和迁就，而不是出于见解。”玛·伊指出说，眼睛看着一旁什么地方（她从来不正面看着交谈者）。然后想了想加了一句：“好吧，没关系，放着吧。”后来我听说，谢尔盖·雅可夫列维奇建议她不要急于发表《垄沟》，而且这是少有的现象，她听从了他的意见。关于同我的交谈她后来是这样写信告诉捷斯科娃的：“甚至连《俄罗斯意志》都拒绝了，委婉地，当然，没有使我难堪，与其说是拒绝，毋宁说是驳回了。”但是我认为《垄沟》是一部较差的作品。
后来，大概是1932年，玛·伊把另一篇手稿——写在小学生笔记本上的《一首献诗的经过》交给我过目。这是因为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在《最新消息报》（1930年2月）的底栏上发表的题为《中国的影子》的文章而促使她写的一篇关于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录。伊万诺夫在这篇短评中按他的习惯把不多的真实与大量的虚构混合在一起，讲述了关于《Tristia》拉丁文，意为“忧伤”。的作者各种各样的无稽之谈，仿佛发现了他的某些诗的生活方面的内情。玛·伊被伊万诺夫的错误和臆造所激怒，但是她在自己的论战性的恢复真实的文章中没有直言，而是用姓名的第一个字E.A.И。即叶·亚·伊兹沃利斯卡娅。详见下文。表示她将这篇散文所呈献的女友。她知道，巴黎的侨民的报刊不会刊载《一首献诗的经过》这篇有关活着的人们的见证的文章，而《俄罗斯意志》则已经停刊了。1939年她在回国以前，把一包手稿连同这个笔记本和其他材料留在了我们的共同的熟人塔马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图卡列夫斯卡娅（现已逝世）那里，附记说：“也许——什么时候——会发表。”我是战后才得到这包东西的，并且把《一首献诗的经过》刊登在《牛津大学斯拉夫文献》1964年第11集上。
在1929年初我们会面时，我曾提到我个人同画家拉里奥诺夫米·费·拉里奥诺夫（1881—1964），俄国画家。其风景画带有印象派和野兽派色彩。舞台设计怪诞。拉里奥诺夫和贡恰罗娃是夫妇。和贡恰罗娃纳·谢·贡恰罗娃（1881—1962），俄国画家。1915年起侨居巴黎。作品接近原始画派。的交谈。听到这个名字以后，玛·伊立刻产生了兴趣：“纳塔利娅·贡恰罗娃怎么样？是重名还是亲属？”普希金的妻子也叫纳塔利娅·贡恰罗娃。我对纳塔利娅·谢尔盖耶夫娜的描述，更加激起她的兴致。我们说定，她到圣热尔曼附近圣伯努瓦街瓦兰餐馆同我共进晚餐。传说瓦兰不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880—1918），法国诗人。的随从，就是他的仆人。不管怎么说，反正无论是安德烈·纪德安德烈·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还是乔治·杜阿梅尔乔治·杜阿梅尔（1884—1966），法国作家。，许多著名法国作家、记者和艺术家都经常到瓦兰开设的这个挂着“小小圣伯努瓦餐馆”招牌的拥挤的地方来，他们一般都与出租汽车司机们和附近事务所的职员们坐在一张桌上。“小小圣伯努瓦”也是“自由俄罗斯人”，以及拉里奥诺夫和贡恰罗娃的总部所在地，他们每天都在这里用早餐和午餐，也请熟悉的画家、雕塑家、舞蹈家、音乐家，尤其是那些与他们一起在加吉列夫谢·巴·加吉列夫（1872—1929），俄国戏剧和美术活动家，与伯努瓦一起建立了美术家团体“艺术世界”，经常组织俄国绘画展览和俄国音乐会，1911—1929年间侨居国外并经常组织俄国芭蕾舞团演出。手下工作的人们，到这里来。
在1月末尾，我又一次返回布拉格以前，在瓦兰餐馆我把玛·伊介绍给了纳塔利娅·谢尔盖耶夫娜·贡恰罗娃，她们彼此很投机。贡恰罗娃的轻声的谈吐，悠缓的、矜持的举止，宁静的外表下面让人很容易猜到这是一个热烈而深情的人，她那纯俄罗斯人的美貌（后来，快老的时候，纳塔利娅·谢尔盖耶夫娜的外貌变得严肃而呆板，——她简直像一个隐修士，像一个修女）立刻吸引住玛·伊。
早餐以后，我们来到了弗洛尔咖啡馆，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以后，玛·伊说，她想写两位贡恰罗娃，然后垂下眼睛朗诵她的写第一位纳塔利娅的诗：是幸福还是悲哀——
贡恰罗娃
压根儿什么也不知道，
她生就两道长长的眉毛，
无论对谁都不会冷漠。
身着雍容华贵的海龙皮斗篷自在逍遥，
她恣意使普希金心烦意乱，
但却千古流芳，家喻户晓。
是一场梦还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她一生像丝绸，像毛绒，像毛皮，
她听不见掷地有声的诗，
她额头没有皱纹，过得无忧无虑。
如果有忧愁——就咬住嘴唇，
而然后，到棺材里
去回忆——兰斯科伊。“是幸福还是悲哀……”这首诗写的是普希金的妻子纳塔利娅·贡恰罗娃，普希金死后她嫁给了兰斯科伊将军。茨维塔耶娃还写过一篇关于女画家的散文《纳塔利娅·贡恰罗娃》。
贡恰罗娃非常喜欢这首诗，于是她立刻同玛·伊谈定，最近将再次较长时间地会见。我后来得知，她们见过几次面。玛·伊说，贡恰罗娃使她产生一种宁静感，但是因为她也感到高兴。她对纳塔利娅·谢尔盖耶夫娜拿给她看的画持以相当冷淡的态度。在她看来，这是一些她所想象和塑造的——后来在她的随笔中所描绘的（《俄罗斯意志》1929年第5—6、7、8—9期）贡恰罗娃的文字肖像的插图和认证。
像我已经说的那样，玛·伊具有的不是视觉的记忆，而是听觉的记忆；她对彩色画——具体来说贡恰罗娃的彩色画——的感受，如同许多近视眼的人一样：在她眼里，无论是素描，还是彩色，都汇合为某种共同的印象，她把它们转化成自己的节奏和声音的语言。这是她感知外部世界的一般的过程。友谊，确切说是玛·伊的喜悦，只维持了她写贡恰罗娃并改正她的随笔的校样这段时间。在年底，玛·伊就已经抱怨说：“同贡恰罗娃有点冷淡了。我去看她——她感到高兴。可她从来不请我去。”奇怪的是，玛·伊没有察觉到纳塔利娅·谢尔盖耶夫娜在人前有些矜持——我认为是情感上的胆怯——和她在创作中充分的自我表现。在这一点上，她们俩是完全相同的——因而妨碍了她们的接近。不管怎么说，当我1930年谨慎地问起贡恰罗娃与玛·伊的关系时，我就是这样理解她那些多少有些闪烁其词的意见的。显然，她一下子便猜到了，玛·伊对她打算与之建立友谊的那些男人和女人创造了一种神话——她爱的不是他们，而是她所创造的神话的形象——随后就会感到不痛快，生起气来，因为活生生的人不符合这一形象。
玛·伊的诗歌主要是在集聚于1928年我领导下创立的文学组织“游牧区”周围的年轻的诗人和小说家当中得到了反响。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字的刊物，但是我们却举办关于苏联文学和国外文学的报告会和口头的刊物的晚会——在这些晚会上作者们朗读自己的作品，然后对它们进行研讨。在蒙帕纳斯街杜美尼利小酒馆的低层大厅里人数众多的集会上有着充分的言论自由，属于各种不同流派的发言者们喜欢享受这种自由。有一次，曾经赞颂过法捷耶夫的《毁灭》——这的确是一部很好的长篇小说，虽然带有模仿的痕迹——的德·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大声地声明，为了换取这部小说的几章，他准备把布宁的全部作品都交出去。我忍不住地叫道：“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您大概不是这样想的，而是故意说的，为了刺激别人。”他得意地笑了笑，但是没说什么。这位聪明的、细腻的和优秀的批评家喜欢以其奇谈怪论语惊四座，像法国人说的那样：“Pourépater les bourgeois.”法文：“为了使资产者惊讶。”因为他预言十年之后不会有人再阅读契诃夫的作品，我曾说他是“一个在文学方面刚愎自用的人”——玛·伊很长时间不能原谅我这句话。她有时候出席“游牧区”的晚会，比如我在1929年3月关于外国诗歌的报告会（她对这个报告曾写道：“思想和语言不一致”），但是像平常一样，她在人多的地方感到不舒服，于是便生起气来，说我不找出时间与她交谈。她甚至写信给捷斯科娃说，在1929年4月纪念“游牧区”周年的集会上，我坐在主席的位置上，“右边是一个金发女人，左边是一个黑发女人，她们与文学毫无关系”，我没有与她说一句话。其实，说过“话”，虽然我还应当主持大会以及引导嘈杂而激烈的讨论。我们在中间休息时谈过“事”：在《俄罗斯意志》下一期应当给她的关于贡恰罗娃的随笔的上部分留多少页（整个随笔约占80页）。
恰恰是在这个时期，玛·伊尤其感到孤独。1930年，尽管恢复了与《最新消息报》的合作，她在默登较之此前在捷克乡村的五年更为闭塞。在巴黎侨民文学界，她明显地与人不合脾胃。往好处说，有些报刊能够容忍她，她能够发表作品，但是她为期刊供稿往往是附带着使她感到屈辱的条件。她在侨民的“社会”里以及它的政治性的和文学性的沙龙里，没有占有任何席位，在那里大家彼此都认识，像我所说的那样，“坐在一个茶桌上”，尽管观点和处境各不相同，但却是在“自己人中间”。而她却是一个腼腆的人，是陌生人，在各个派别之外，在个人的和家庭的联系之外——无论她的外貌，还是言谈，还是衣着，以及无法抹掉贫困的痕迹都非常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