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阿纳斯塔西娅·茨维塔耶娃著
陈耀球译
着手叙述我姐姐玛丽娜之死，我意识到我的全部责任，回忆，收集，著录，一切必须极其准确。关于她的死讯，人们向我保密了两年。我要准确地叙述，在获得她的死讯之前，关于她的真实情况怎样小心翼翼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到达我的手里，我怎样——我什么时候得到机会——去到她那不幸的城市，我在那里了解了一些什么，怎样从当我不在的时候与玛丽娜结识的人们那里，一点一滴收集关于玛丽娜的故事。
我访问了我所能找到的所有的人，并且仔细地作了记录。
1943年夏天，战争在激烈地进行着，我当时在远东。我打算在伊兹维斯特科瓦亚车站乘火车。但是没有乘上，又返回来了。人们交给我一封信。我已经很久没有信了。这封信是我的姐姐廖拉写来的，是一封很短的信，寄自塔鲁萨。我多么高兴啊！信里，首先说到这个，说到那个……后面写道：“穆夏，《魔灯》的作者，已经不在人间了。她的儿子在高加索一个什么地方，和作家协会一起。”
我读了一遍，又读一遍——满心愤慨：“胡说！谣言……玛丽娜不可能死！”
我不相信！我身上的一切——一切的活力，都和肌肉一样紧张起来，对抗着这个荒唐的消息！这是不可能的！现在，她在这里，在祖国，我们终将生活在一起，——可现在她突然——死了？不过是廖拉离她远，战争时期，大家分离着，杜撰的事情是不少的！
我把信收好。但是，内心的不安时刻折磨着我。我开始给所有的人写信探问消息。在大家——直到每一个人——还保持缄默的时候，我（命运本来就是仁慈的！）有二十天时间越来越处于思想催眠状态，总是向命运卜问一件事：玛丽娜在人间——还是……我瞧着青草，向青草卜问。她活着——还是……可是，我说不清楚。我等待着毁灭或拯救——整整二十天。
那二十天，疑惑的毒液逐渐渗入我的心里，我那时候要是能够观察、能够思索的话，也许我会让自己相信玛丽娜已经死了的消息，就像两年以前在哈巴罗夫斯克做的那个梦一样：1941年9月初，我做了一个梦，醒来很不平静。在这个梦里我得到一个噩耗——我没有说出名字来，没有力量承认梦见了这样的事，白天，我把它甩开，克制它在梦中所加给我的烦恼。但是，我虽然没有说出来，像是一个“最亲密的女人”拿不着边际的解释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也还是不能够把这个名字解释成为别的什么。可我拒绝梦中的经历，利用现实来摆脱它——不，不是现实，不是现实中所发生的，在当天，是一种现实的心情——像抖落不可忍受的事物一样抖落她。把它称为不可信、不可能的事，抛在脑后，以便继续生活下去。这是在得到噩耗之前两年发生的事。
我整个儿不理睬这个梦，很不愿意记着它，的确把它忘了两年，直到1941年廖拉的信中钻出这个噩耗。我任何时候都没有得到确实消息，然而，那个奇怪的梦也许和玛丽娜大行的日子是相符的。梦，是那样突然，没有伴随任何与她有关的事情。由于利利娅·埃夫伦谨慎的好意，我只在两年过后才得到玛丽娜的死讯。
对荒诞的消息生完气，我就变得麻木了，开始怀疑自己的信念：旅程往返，使等待加了一个倍，我等待着回信（凡是回信的人，关于玛丽娜都保持缄默），现实突然变成了我的命运。这里，似乎不是叙说的地方。一天，消息来了。电报。
我打开电报。电报纸是粉红色的。上面两行字：“两年前玛丽娜死于8月31日。我们吻您的心。利利娅·季娜。”（利利娅是玛丽娜丈夫的姐姐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埃夫伦，季娜是玛丽娜的女友季娜伊达·米特罗法诺夫娜·希尔克维奇。如今，两人都不在了。）
我在极度伤心的时刻也不会忘记这两行电文。我站着，把电报拿在手里。我吞咽着每一个字，可又吞不下去。它像石头一样顽固。也许，我本来就要这样长久地站下去，珍惜变得迟缓了的、读电文的时刻，站着比拿着电报走要好一点。但是，旁边人们来来往往，我不能够站着让人家问我，看见我流着无益的眼泪。我冲出门来，离开房子，走上旁边一座荒凉的山丘。我被电报的内容打昏了头脑，还是什么也不知道，绕着山丘来来回回地走着。
现在，只能和一个人——和青草融合在一起了；这青草——我现在已经知道——长在……上面，比玛丽娜还高。玛丽娜永远地和土壤融成一体，已经两年了……二十天，我问着青草。青草缄默不语，既怜惜我，又保守着秘密。命运想叫它现在向我公开。
玛丽娜不在了。在人间，我再也看不到她。
许多年以前，我曾经在我的著作《烟，烟，还是烟》中，描写过这种可怕的分离。当时，玛丽娜二十三岁，我二十一岁，而且，她比我健康得多。可是，我不能够预见我竟不能在玛丽娜弥留人世的时候和她告别。只是过了十九年以后，我才能够亲自走上埋葬她的坟场。
“玛丽娜的死，将是我一生中最深刻、最剧烈的——当然是这样——痛苦。”我当时写道。
“比我所热爱的一切人的死还要痛苦，——只稍稍轻于我自己的死。
“她的眼睛，她的手，她的头发，我从小就熟悉的她的身体，一切都将埋在地里，我不知道我怎么能够忍受得了。这将是疯狂的绝望。谁能够拯救我摆脱绝望！倒不如让她看到我死——也许，她的克制能力要强一点。
“我一生的唯一支柱将在这个时刻全部倒塌，把整个的我、我的全部特性以及‘啊，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呀！’‘我多么古怪呀！’这样一些东西，全部砸得粉碎。事实将彻底压倒我身上的一切特性！
“我将失掉理智，冲进房间，不顾任何人，在地板上滚碰着，又是吻她，又是唤醒她，不让人们把她的灵柩埋进地里。
“我的声音（我们两人的声音是一样的，我们常常一起朗读诗，音调没有丝毫差别，好像一个人朗读似的）将变得极其可怕，就好像一架被劈开的钢琴只剩下一半了。
“我将凄惨地问自己：我怎么活下去呀？我们是连皮带肉长在一起的，突然把她切走了，我怎么办呀！
“我将不会是一个怪人。此刻，我就会和大家一样。
“我将带着自己的全部感情去会见其他已经死去的人们，尽管我们在生活道路上彼此远远地分离着。可是，我不能让玛丽娜的面孔和身体埋进土里。”
“她死了！”汽车肇祸？——因为她很害怕汽车……两年！而我活下来了。两年——真没有想到。利利娅那几张为数很少的明信片，胡谄一些读不懂的话，谈到玛丽娜，谈到穆尔，结尾都是半吞半吐，好像下页还要谈似的……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情况，怎么能够怀疑，即使现在知道了，也还是不相信。我永远看不到玛丽娜了？我要在没有她的情况下生活？
但这一切都是以后的事情。此刻，我一个劲地绕着圈子——感谢上帝：只有我一个人。每迈一步就是一阵刺痛。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很多想法是很久以后才有的。
……我重读了利利娅的许多信件。亲爱的、好心的利利娅！她给了我两年生命——向我隐瞒着。天啦，玛丽娜怎么死的？现在，我不再等待大家（朋友、亲戚、作家）的回信，只向利利娅·埃夫伦一人写信，求她告诉我真情。我等待她回答我玛丽娜是怎么死的。等了十四天。回答终于来了。是一份电报。电报上只有三个词。送电报的邮差一定认为是儿女对母亲的怀念——电报上没有打问号。“和我们的妈妈一样”。我读了，一身变得冰凉。这就是说：“她自缢了……”（“我的妈妈”——埃夫伦姐弟利利娅、薇拉、谢廖扎的母亲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杜尔诺夫埃夫伦——1910年在巴黎，正当她五十四岁的时候，在她十四岁的小儿子科季克自缢的同一个钩子上自缢了。）
我现在全都知道了。就是说，命运没有给我一个晴天霹雳，而是在三十四天的时间里，逐渐回答了廖扎的信在我心里所引起的惊慌：二十天的疑惑和恐惧，给了我精神上的准备：霹雳。我记得，我身上发出的战栗在粉红色的电报纸上反映出来，周围的一切好像一堵高墙突然倒塌了。
还有十四天是不知道：她死了！是汽车肇祸？是轰炸？不知道为什么，玛丽娜十七岁时的一次未遂的自杀，经过三十四年之后，我竟没有想起来（她就是这样死的）。第二声霹雳比较地轻微。但是它击毁了我的主心骨。现在，我可以等待“详细的”消息。消息没有耽搁。还是来自利利娅——我多么感谢命运，从1939年到1941年，我从利利娅手里一次又一次获以关于玛丽娜以及她的亲人的消息。得到廖扎写来的“已经不在人间了”的消息之后，我首先要求知道真相，利利娅给我的回答——那些延宕的、内容没有写完的明信片，我现在明白了，是还在想着向我隐瞒……
啊，这不是脆弱！不是她的脆弱——也说不上是忧虑我的脆弱！更不是谎言。如果我在莫斯科，去看她的话，她会一分钟也耐不住的！她会抱住我，贴紧我的胸脯（人间的任何交流也不会更加亲切！），马上把真相全盘托给我。可是——遥远……
明信片的结尾是：玛丽娜……宠穆尔，动词的尾部看不清楚，好像是在路上磨掉了，——我一双近视眼，贴得很近，也还是分辨不出是过去时还是现在时，眼睛张得好像拉紧的弓。可是，竟没有寄来第二张或者第三张明信片。我已经知道，穆尔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对待母亲很不礼貌，但她总是原谅他。从1939年6月至8月，两个月时间，他们一家四人住在一起，8月，阿利娅走后，便是三个一起住在别墅；10月，谢廖扎又走了。玛丽娜带着穆尔迁往莫斯科，从事翻译工作，以后便没有消息了……
这是一个月以前的事了。现在我已经了解到一些情况，而且还在继续了解，但是，对于最近的情况仍然茫无所知。因为谁也不知道！上班，下班，给几个成年人教点英语语法和词汇，每天，像是投给我一个救生圈，在紧张的教学活动中（在活下来的我，是心中的自在之物，起着催眠作用；我现在还教着一个十岁的女孩，她越来越紧地缠着我，在她父母和睦的家里），自从得到最初的消息之后，几个月过去了，但是每天醒来都是那么一惊：几乎半个世纪了，我了解玛丽娜的生活，就像了解自己的生活一样，可是，她不在了！
关于那些年代，我记得什么呢？我几乎什么都不记得。电影院里有一个女人。（玛丽娜死后我第一次看电影。）她坐在我前面，年轻，苗条，身材很像玛丽娜。这个女人活着，可是玛丽娜不在了，一去不复返了！银幕上，人们在舞蹈。可是玛丽娜永远看不到舞蹈了。不仅看不到这一次的舞蹈，而且永远看不到别的舞蹈。
我的生命停滞了。岁月在这种停滞状态中流逝。流逝了四年。
我还必须谈谈战争时期，谈谈一封信。
内心的狂乱时刻缠着我，我每天都在克制它；这狂乱，有一点是完全不可理解的：玛丽娜经历了一切灾难，打算去，而且去了，怎么没有给我留下一行字——这是一个疑问。最近几年，她迫于环境没有给我写信，难道是以自己的远行来解释缄默的原因！为什么不给我写一个字？她不可能不知道，她的消失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应该给我一封信啊！这将是我们之间的一座桥梁，架在死亡之上的桥梁。我会带着它，带着它活着，等待着有朝一日我也去到她那里。在时刻伴着我的无可慰藉之中，——这将是何等的慰藉！她的死就不会是完全的死，它的一隅还会富有生命，哪怕一行字，也会燃烧，也会使我感到温暖。她把我抛在冰天雪地。这不是对她的责难。这是一个疑问，它的残忍夺走了我的生命。难道要在这种不能活的情况下要命地活下去？一双眼睛总没有干过眼泪。一连串的梦，梦见玛丽娜，梦见她的死。我把这些梦记下来，寄给了阿利娅，——现在我们在通信了。对她，也和对我一样，人们长久地隐瞒着噩耗。她从她那遥远的地方，从北方，给我写来回信，充满埃夫伦氏的善良，富有茨维塔耶夫氏的才调；玛丽娜死后，从她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她仍然是朝气蓬勃的。
没有得到解答的疑问一天也不放过我，时刻搅扰我：玛丽娜怎么能够不叫我一声就去了？我现在知道，她是留下了信的：给穆尔，给谢廖扎和阿利娅，给诗人阿谢耶夫一家（把穆尔托付给他们）。
事情的发生，也就是我现在想要讲述的，我认为是一个奇迹，它满足了我无法满足的、想要知道她为什么缄默的那种渴望。（这里，又和那二十天＋十四天一样，在慢慢地适应着无与伦比的痛苦——无论同母亲的死比，同父亲的死比，还是同我的第二个丈夫的死比，同第一个丈夫的死比。命运终于给了回答。）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玛丽娜的信来了。是一封告别的信。在准备自杀的时候……三十四年以前，她十七岁的时候，写给五十岁的我。这封信，她一生都保存在一个什么地方，没有毁掉，后来落到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第二个丈夫的手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格里尼奥娃转寄（副本，怕损坏原件）给我，正是我呼喊着求命运给我一行字、一封信的时候……于是，一封信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