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不存在纯粹的“艺术论”一样，也不存在纯粹的“工具论”，我们评价任何一部作品，都必须从美学与历史两个角度着眼，抛弃其中任何一个都必然是偏颇的。我们并不认为凡是“底层叙事”就一定是好的作品，也不认为其他形态的作品就必定是不好的，从这个角度，我们既反对“题材决定”论，也同样反对“题材无差别”论，而是希望作家能以独特的视角发现生活中的秘密，并以独到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能自然地体现出对“底层”的关注与关切。我们之所以对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胡学文的《命案高悬》、罗伟章的《大嫂谣》等作品有较高的评价，正是由于这些作品不仅写了底层，而且在艺术上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我们是从美学与历史两方面对这些作品来加以肯定的。“底层文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关注现实与社会问题，而且在于它在艺术上也有独特的创造。
但在“底层文学”中，也并非不存在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发展，因而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有：（1）思想资源匮乏，很多作品只是基于简单的人道主义同情，这虽然可贵，但是并不够，如果仅限于此，既使作品表现的范围过于狭隘，也削弱了可能的思想深度；（2）过于强烈的“精英意识”，很多作家虽然描写底层及其苦难，但却是站在一种高高的位置来表现的，他们将“底层”描述为愚昧、落后的，而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底层蕴涵的力量，也不能将自己置身于和他们平等的位置；（3）作品的预期读者仍是知识分子、批评家或市场，而不能为“底层”民众所真正阅读与欣赏，不能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
4、“左翼文学传统”与相关理论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说，底层文学是“左翼文学”传统失败的产物，但同时也是其复苏的迹象。“左翼文学”也可以称之为“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或“人民文学”，其特点是追求社会平等、反抗阶级压迫、强调人民性与现实批判。从较为宽泛的意义来理解，这一文学潮流从1920年代的“革命文学”论争开始，经过了30年代“左翼文学”、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以及此后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从1980年代开始，随着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不断边缘化，这一文学潮流便基本上被抛弃了。
“底层文学”的兴起，与19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这一变化催生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纯文学”论争等思想界、文学界的辩论有关。这一写作倾向的兴起，因其与最初的“左翼文学”的追求又颇多相似之处，也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左翼文学”的传统，总结其经验教训，以为“底层文学”能健康、长远地发展提供借鉴。如果我们不能充分正视“左翼文学”的传统，那么“底层文学”也将行之不远。
在“文革”结束之前，“左翼文学”的一体化笼罩了所有的文学创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对其进行较为客观的总结，而在1980年代，“听到或见到的都是对“左翼文学”的声讨和否定，尤其是延安时代的解放区文学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文学，被不少理论家判定为是一种文学的倒退，被整个儿扒拉到其时已经声名狼藉的极左政治垃圾堆里去了。包括对一些作家的评价也完全颠倒了过来。这当然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人的“觉醒”以及对文学的主体性询唤有关。”
20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吸取“左翼文学”的教训，但对其“经验”研究得不够，其实“左翼文学”也有不少值得汲取的经验，比如民族形式的追求、“大众化”的追求、直面现实的精神，等等，这在我们关注“底层”时仍是值得借鉴的。真正的问题乃在于我们能否不以意识形态的偏见来看待“左翼文学”，在关注底层时借鉴其经验，力避其教训，否则很有可能走进一个新的轮回，而这是对现在的作家和理论家提出的一个重要挑战。
在我看来，“底层文学”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乃是理论建设的不足。我们可以将“底层”理解为一种题材的限定，或者一种“关怀底层”的人道主义倾向。但除此之外，却缺乏更为坚实有力的支撑，甚至“底层”的概念也是暧昧不明的。在这方面，蔡翔、南帆、刘继明等一些学者已经做了一些研究，但这仍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从左翼思想的脉络中来看，“底层”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是左翼思想面临困境的一种表现，但也预示了新的可能性。正是因为“无产阶级”、“人民”等概念已经无法唤起更多人的认同，无法凝聚起社会变革的力量，我们必须在新的理论与现实资源中加以整合。《帝国》中提到了“mutiletid”的概念，以之代替“人民”，作为未来革命的主体，也是这样的一种努力。“底层”是一种结构性的概念，在任何社会、任何理论资源中，都可以找到“底层”，它一方面可以整合各种资源，另一方面比较含混、模糊，不像“阶级”的概念那样鲜明、界限清晰，但这也似乎正表明了当前社会暧昧不明的状态。
在理论方面，“左翼文学”拥有颇为丰富的建树，鲁迅、瞿秋白、毛泽东、郭沫若、茅盾、胡风、周扬、冯雪峰、丁玲等，都提出了新的命题并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们的论述不仅为“底层文学”提供了可以直接借鉴的经验，而且马克思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也为“底层文学”如何容纳、吸收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思潮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底层文学”如果不能吸收新时期以来的思想资源，那么便只能停留在陈旧的状态，而如何将这些思想资源与中国的现实与文学现实结合起来，“左翼文学”的经验值得汲取。
“左翼文学”的最大教训，则在于与主流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宣传、控制的工具，并在逐渐“一体化”的过程中，不仅排斥了其他形态的文学形式，而且在左翼文学内部不断纯粹化的过程中，走向了最终的解体。在这一过程中，“左翼文学”逐渐失去了最初的追求，不再批判不公正的社会，也不再反抗阶级压迫，逐渐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而如今，对“底层文学”来说，如何对“新意识形态”保持足够的警惕与距离，如何在持续的发展中保持自身的批判性与倾向性，乃是最值得关注的。
在“底层文学”发展的中，也涉及到了一些具体的理论问题，比如“现实主义”、“民族形式”、“人性”与“阶级性”等问题
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当前“底层文学”的绝大部分作品所采用的，也为不少批评家所提倡。但现实主义也面临一系列问题：何谓现实与真实？如何才能认识现实？主体是否有认识的能力？这些问题的提出，不是要将现实主义抛弃，而是为之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新的可能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正是因应上述问题而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现实主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卢卡奇终于认识到卡夫卡也是“现实主义”，为什么加洛蒂将毕加索也看作现实主义。如果现实主义不能面对这些问题，而依然停留在旧现实主义的观念上，认为一个“完整的主体”可以“透明”地“反映”现实，那么则不但不能面对现实中的问题，也不能真正面对人类的精神困境。正是在这些方面，“纯文学”的一些探索提供了一些经验与积累，如果“底层文学”不能借鉴这一方面的遗产，则只能在低水平上简单地重复。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一些批评家，如李建军等提倡现实主义、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多年来的文学创作大体可视为两个方向，一是“主旋律文学”，这些作品大体是粉饰现实的，它们以各种艺术手段来论证现实的合理性，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二是“纯文学”的探索，这些作品则局限于个人内心世界的挖掘，以及形式实验与想象空间的开拓。这两方面的文学创作，都无视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中国现实，所以既为读者所疏远，也无法为变化中的中国提供写照。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倡现实主义无疑是正视现实的一种努力，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正如以上所言，“现实主义”本身也并非毫无问题，与现实主义相联系的一整套世界观、认识论已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在新的思想视野中考虑问题，那么则无法面对复杂的现实，也无法写出真正优秀的作品。所以我们既提倡面对现实，同时又将“现实主义”做更为宽泛的理解，我们应融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世界的把握与思考，在新的创造中发展出新的叙事艺术。如果将现实主义的理解仅局限于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那么我们最好也只能写出模仿当时大师的二流作品，这一点应该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