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九十年代立场的分化，尤其是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矛盾尖锐化，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越来越多自觉意识到简单借用西方理论的局限性。在一些引领当今中国思想论战的杂志，网站，以及个人的（博客）写作中，出现了对中国和世界问题的新思考，出现了一种可以被称为中国人的以文学作为话语和思想交锋“文化自觉”。开始自觉运用中国自身的，同时又源于不同“知识谱系”和历史经验的思想资源，从制度文化的角度去思考理念，价值观，和理想的重要性。作家和批评家通过“拿文学说事”进入对中国社会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价值观和理念问题的反思，通过对“人”在急速的社会转型中所呈现出的方方面面的复杂性，思考“心灵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思考“精神”在把人“经济化”了的社会里的重要性，思考如何在“被经济改革了”的社会里找回中国文化和思想资源里的社会和人文理想，加以反思并重新坚持。
如果说，真正有意义的“交锋”是不同立场和不同理念之间的交锋，因为，就中国而言，它涉及到用什么样的理念影响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对“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那么，九十年代以降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对“现代化”的反思，以及由于“新左翼”思潮的出现而引发的中国思想界立场的分歧和变化，直接影响了文学作为话语和思想交锋的变化。网络写作的出现，更是在写作的形式，传播的方式，以及参与的人数上，革命性地改变了参与“创作”，参与写作，参与发言，讨论，和争论的可能性。在文学领域中，引领当今中国各种“反思”和“拷问”的除了人们熟悉的《读书》杂志以外，还有《天涯》，《批评与理论》，《当代文学评论》，以及“左岸文化网”，“乌有之乡”等杂志和网站，以及敢于阐述己见的知识分子的博客。其中关于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文化理论等的各类文章，承载着各种思想的火花和力量。反映出的一个共同的特色便是走出对西方理论的简单套用和依赖，去思考中国文学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以及其中所反映的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去思考与这些问题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历史问题，去思考理念，价值观，和其它精神层面的问题。可以说，从“理论”到“思想”便是当下文学作为话语和思想交锋在中国的特色之一。
概括而言，这一特色的第一表现在于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关注和反思，第二表现为对“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第三为对接受了的（西方）理论的反思，第四为对中国自身不同的文化和思想资源的再思考和再认识。与文学创作以及电影创作中出现的社会批评角度想呼应，作家和批评家们的反思通过不同的渠道和形式汇集成当代中国“思想着”的力量。人们只要关注一下上述的和其它杂志，网站，以及博客，便可发现十多年来，不但有“重要作家”在创作中与批评/“阅读”之间的积极互动中，出现写作内容和文体上的变化，以及他们自述的变化“原因”，更有作家和批评家“从理论到思想”的“思考自觉”。“思想”在这里指的是反思，一种基于自身立场的较之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更具自觉的批判性反思，反映在对全球化资本主义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想象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对文学与社会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反思，对中国包括革命的文化遗产和思想资源的重新思考和辨析，等等。一些“反思”基础上的所思和所写触及理念，价值观，理想，和精神层面上的问题，并且引发多方的回应，讨论，和争论。
以身兼作家和《天涯》杂志发起人之一的韩少功为例。把“在熟悉中发现陌生”作为写作的基本前提的他，经常由于他写作本身的变化和多面性，引发争论。但是他不停顿的思考和言说，更由于《天涯》杂志在当今中国引领思想探索的地位，使他的所写和所言成为当今中国“思考着”的力量中颇为重要的一份子。早在2003年“文体与精神分裂主义”一文中，韩少功就针对（实质上是受西方影响而）在中国文坛上出现的一种“共识”提出质疑：
“眼下，一个学者不写理论专著，去写一些接近文学的感性文字，是不可能被学术体制接受的。他既不可能拿到职称也肯定争不到研究项目资金，只能被视作不务正业或者穷途末路的自弃。同样，一个作家不写正宗的、或者‘纯’的文学，而写一些接近理论的智性文字，也是不大能被文艺体制接受的……在很多时候被视为越俎代庖的狂妄，或者是江郎才尽的敷衍”。●67◆
“……在一种流行的误解之下，专业化一开始就订制了人们各自必须遵从的生活方式和意识方式。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学者是不需要关切感觉的，不需要积累和启用个人经验……他只需要从书本到书本地忙碌下去就够了，哪怕一本本不知所云的学舌，也是他从业的心血成果。同时，作家是不需要投入思想的，不需要拓展社会人文知识视野，鸡零狗碎，家长里短，男盗女娼，道听途说，似已构成了自足的文学乐园……至于追问笔下故事是如何被一种心理定规所汲取和加工，这些故事是否承担着价值意义的探险，是否回应了人心世道中紧迫而重大的精神难题，只能让很多作家打出疲惫的哈欠”。●68◆
韩少功的质疑是多层面的，但根本上是针砭文学创作和学术批评被人为“隔离”但源于同一种“现代体制”的逻辑，而这种“体制”拒绝的恰恰是最为重要的“思考”和思想。正因如此，由这样的体制为主导的社会“的修复和改造不能不从人的心智开始，不能不从解除心智的病态开始。因此，一个理论与文学无能的时代，也是一个学者与作家有所作为----只是需要从头开始的时代”。●69◆
这样的一种自觉反映在韩少功九十年代后期至今的写作和言说中。王尧和栾梅健曾经如此评价其写作轨迹的变迁和意义：
“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潜在的分歧，在九十年代初逐渐显露出来。在这个文化转型期，种种思想交锋再次突出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品格问题。韩少功是最早意识到八十年代现代化想象局限的知识分子之一，并在关注‘中国问题’的过程中，转换着自己的思想模式和创作方式，在对现实社会与现实文化的关切之中，突出了知识分子的实践品格，突出了一批知识分子对理论解释实际问题能力的关注。《暗示》附录二的索引，不仅是韩少功的自叙传，也表明了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想方法，这是一次重要的转换，在实践的意义上，发现在既有知识体系中被掩盖的问题，从而在基础性知识原理上作出清理和探讨，重新确立了知识分子与现实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路向。这样的作为，使我们时常所说的‘继承鲁迅传统’不再落空”。●70◆
通过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以及它们背后的政治经济以及历史语境的思考，越来越显示出知识分子不但地对“人文精神”有所思，更对作为人生根本的一部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制度的问题----坚持有所思。与此同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坛中知识分子对很多问题的思考是一个不断反思的过程，一个反省自己立场的过程。从文学出发的文本阅读，文本互读，历史阅读，政治经济学层面上的阅读，以及哲学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阅读，“思想”在这些阅读的过程中引发反思，不仅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更产生对现实，对历史，对自身的拷问。而这样的拷问可能正是当下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最需要的思想交锋，在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进一步认清自己的立场和责任。
在这个意义上，回头再看本文开头所引的几段话，可以感受到近年来我个人在阅读自己比较关注的几份文学和人文杂志里以及一些网站上出现的很多文章时，经常让我感到的部分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作家和批评家――思考的活跃和对思想的坚守，以及其中一些旗帜鲜明的思想交锋及其正在形成的新的思考力量。在此我想以作家兼批评家的曹征路的另外一段话来结束本文，因为他的话里集中了近年来中国文学作为话语和思想交锋的一些批评的共识，显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从“理论”导思想的自觉：
“可以说，在整个90年代，学科的自律性诉求逐渐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主流声音，专业化和知识化成为相当一部分批评家获得自我认同的依据。批评界逐渐形成了一个默认的潜规则：只有在自己的边界以内进行的批评工作，才是正当的，如果超出了自己的边界，所获得的成果则不具有合法性。学科的边界圈定以后，批评家又纷纷开始在其中认领自己的领地。有的人按照体裁来认领，诸如小说、诗歌、散文、影视；有的人按照年代来认领，诸如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此外，还有人按照作家、地域、流派来认领，不一而足。这种在大地盘中再划定小领地的做法，不仅使批评家失去了全面把握社会历史的整体能力，而且失去了对社会发言的知识前提。最终造成的局面是，十几年下来，批评界已经出现了一批形式上规范的“学术著作”，但曾经的思想锋芒和艺术敏锐却大面积消失了。曾经站在思想前沿的文学批评只在内部生产着自我抚慰，甚至演变成为影响时代精神演进的一种负面力量……面对急遽分化的中国现实，文学还有没有作为？文学究竟是一种文字技术操练还是思想感情的表达？我们对此是作出历史的解释还是道德的解释？把世界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还是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制度的安排还是个人的命运？底层和上层的关系，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是不是“一根藤上的苦瓜”？这些，可能都是严肃的知识分子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一般而言，对文学存在多种多样的理解和认识并不是坏事，它有利于文学发展的多元化。可以有华盛顿认识，伦敦认识，巴黎认识，但必须反对“华盛顿共识”，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经由体制性放大成为一种影响文学发展，甚至影响社会进步的压迫性力量”。●71◆
在当下的世界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学对社会的承担完全不必被限制在或者“载道”或者“言志”的二元对立中。除了要问“载”什么“道”，言什么“志”，更要问“道”从何处来，欲往何处去；“志”为何人之志，源于何处，展向何方。●72◆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正是当今中国文学作为话语和思想交锋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