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知识分子将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形容为“启蒙”，相当大程度上针对的是“服从”。启蒙即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当康德的观点得到了再三的引用时，“个人”的意义获得了愈来愈多的认可。不言而喻，“个人”是思想史上一个著名的节点，各种理论脉络汇聚在这里，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然而，中国的文化版图之中，这个概念并未制造出多少理论波澜就拐向了经济领域。“经济个人主义”意味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意味的是自由贸易、竞争和私有财产制度。●17◆市场经济的蓝图之中，“个人”犹如驱动经济活动的引擎。从古典经济学之中的“经济人”假设到现今体制改革的各种设计，无视“个人”——尤其是个人的利益——是不可想象的。尽管源于革命话语的集体主义仍然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多数人已经习惯于启用“个人”这个范畴处理诸多经济事务。可以预计，二者之间的裂缝迟早要暴露出来。
革命、启蒙和市场经济的交替象征了社会话语体系的转换。一大批重要的历史事件正在成为这种转换的注释。相对地说，重启现代主义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节目。况且，许多人仅仅意识到现代主义对于现实主义的威胁，文学批评的局部争讼似乎没有资格与社会话语体系的转换联系起来。然而，人们至少要考虑到，现代主义抛弃现实主义的意图远非放行某些实验性的文学形式；现代主义试图抛弃的是现实主义所崇敬的历史——各种写实的笔触再现的历史，或者，各种典型性格带动的社会关系所代表的历史。将个人从纷繁的历史景象之中拯救出来——由于这个独异的主题，现代主义在社会话语体系的转换之际占据了令人瞩目的位置。
文学是不是正在打开所罗门的瓶子？现代主义释放出了一个尘封已久的、同时又令人尴尬的概念：个人主义。这个文学运动以古怪的形式将“个人”插入革命话语，从而顽强地揭示了盲点的存在。现代主义对于内心意识的局部放大证明了“个人”的不可化约。
这是现代主义带来的第一轮理论震荡。
三
革命如同一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强烈地震。一切传统的秩序短时间内发生了骤变。革命为历史带来了什么？这是许多思想家持续关注的问题。暴力形式或者不流血的政变，经济制度和政治权利，党派和阶级，不同的革命类型，激进地拥护、怯懦地回避或者站在保守主义立场地反对所有的动荡不安，任何一个分支都可能将人们带入理论的纵深。●18◆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不仅镌刻在民族记忆之中，同时逐步形成了一套革命话语。从革命的动力、主体、形式、策略到政治目标、动员机制、武装力量、组织纪律，革命话语体系业已成型，并且开始对一系列传统的观念进行清算。“个人主义”亦不例外。这个范畴遭到了革命话语的唾弃乃至严厉制裁，显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革命话语的隆重登场首先表明，曾经活跃于历史的另一些观念已经黯然失色——例如儒家的“内圣外王”之说。从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高尚道德修为形成的号召使个人与公共社会有效地衔接起来。相对于这种内/外的模式，达/穷构成了另一种模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当然，独善其身并不是超然世外，赎回一种自由的精神生活；相反，闲居江湖毋宁说是一种等待的姿态——等待朝廷的召唤。无论如何，满腹经纶和个人的抱负只能以朝廷为皈依。然而，进入封建社会末期，上述模式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儒家学说制定的正人君子形象与朽败的封建王朝共同埋葬在文化废墟之中，后继而来的革命话语依据的是另一批迥异的社会历史范畴。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儒家学说的覆盖。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儒家“将历史视为个体表现其道德成败的领域，这种观念消除了在史学著作之内追求历史解释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念与这种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是根本不同的。它对于历史发展的动力只有在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力量的相互作用中才能揭示出来的假定，改变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展现出一种对于历史解释的复杂性的全新的意识。”●19◆从超历史的道德概念转向社会经济结构，即是转向社会整体的认识。如果说，梁启超的“新民”、“群治”或者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企图实施某种精神文化的拯救方案，那么，马克思主义高瞻远瞩地指向了政治和经济制度。当然，许多人并不会忘记儒家学说与马克思主义交替之间的一些插曲。从章太炎到鲁迅、周作人，从陈独秀、胡适到李大钊，从“创造社”郁达夫等人的自传性抒情小说、郭沫若炽烈的《女神》到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个人主义曾经昙花一现。茅盾一度断言：“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20◆尽管如此，历史没有给个人主义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轰轰烈烈的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主角，个人很快后退，消失在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之中。
形形色色零星的、小规模的革命运动往往具有自发性质。某些群体——例如学生，或者工人——由于若干具体的原因揭竿而起，爆发出种种激进的越轨言行。通常，这些群体是临时性的乌合之众，主宰他们的是一种强大的情绪而不是秘密的核心组织。愤怒，郁闷，叛逆的冲动，憧憬浪漫情节，青春期骚动，这些燃料可能迅速地耗尽。因此，这种革命常常在耀眼的闪光过后疾速地衰减。相对地说，整体性的社会革命必须深谋远虑地制订严密的战略规划。革命的机器一旦启动，所有的部件共同组成一个高速运转的系统。从政治纲领、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目标到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级组织构成，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巨大战役。《共产党宣言》宣称，整个社会已经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两大敌对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换言之，整体性的社会革命已经积聚了充足的能量，阶级之间的压迫和反抗提供了不竭的能量之源。这时，阶级共同体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个人。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那一批知识分子不必继续坚持一个桀骜不驯的个人形象。相反，他们心甘情愿地从属于阶级，这是不至于被甩出革命队伍的首要保证。
相对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或者社会学，文学对于个人主义远为热衷。独树一帜的美学风格，人物的个性，洞悉内心的幽微秘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如同恐惧瘟疫一般恐惧雷同，这一切无不增添了“个人”的理论分量。尽管如此，强大的革命话语仍然阻止文学盲目地尾随个人主义。20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的“革命文学”倡导之中，个人主义一开始即被列为打击目标。郭沫若以夸张的句式嘲讽了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文艺老早过去了，然而最丑猥的个人主义者，最丑猥的个人主义者的呻吟，依然还是在文艺市场上跋扈。”●21◆蒋光慈的《关于革命文学》花费了相当的篇幅论述了个人主义的没落和革命文学对于集体主义的响应：
我们的生活之中心，渐由个人主义趋向到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到了资本社会的现在，算是已经发展到了极度，然而同时集体主义也就开始了萌芽。……现代革命的倾向，就是要打破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社会制度，而创造一个比较光明的，平等的，以集体为中心的社会制度，革命的倾向是如此，同时在思想界方面，个人主义的理论也就很显然地消沉了。
……
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22◆
与此同时，郁达夫、成仿吾、李初梨等人已经十分娴熟地使用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唯物辩证法、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使命这些概念，阶级、党派、社会成为理论的中轴。这时，“个人”犹如某种病态的、纤弱的、矫揉造作或者孤僻乖戾的社会弃儿。自从文学成为革命话语的组成部分，个人主义始终声名狼藉。“我们的文学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无论是耳熟能详的革命领袖指示还是新型的文学史论断，文学的激情和忠诚只能奉献给某种集体，个人主义不存在任何崭露头角的理论机会。●23◆不言而喻，个人主义并非等同于个人。无论是兴趣、性格、服装款式还是美学趣味、饮食嗜好，个人特征与个人主义之间存在距离。文学亦然。即使在严厉批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时候，列宁仍然表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24◆尽管如此，这始终是一个处理不好的理论伤疤。个人与个人主义的距离普遍地遭到漠视。二者仿佛仅仅一步之遥。集体氛围无所不在，各种异于集体共同特征的言行几乎无法摆脱一个魔咒——小资产阶级。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止一次地将个人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相提并论。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三者几乎一体。从奇思异想、多愁善感、内向懦弱到维护个人的私密空间、标榜与众不同的装束或者追求小众化的生活目标、生活方式，这一切均可驱入小资产阶级领地。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含混同时又可耻的称号，以至于没有人敢于明目张胆地为“个人”争取什么。相当长的时间，“个人”及其意义遭到了全面的封杀。“大公无私”也罢，“斗私批修”也罢，“狠抓私字一闪念”也罢，这些口号时刻监视个人主义的风吹草动。尽管革命的初衷在于解放而不是压抑个人，但是，相当一部分的实践走向了反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意味了物质的贫困，而且极大地限制了个人的精神空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革命领袖描述的这种政治局面并未如期而至。●25◆由于无法登陆理论视域，“个人”这个问题似乎消失了——直至20世纪八十年代。
四
社会话语体系的转换是符号领域的某种壮观的迁徙。在我看来，历数三十年的各种历史事件并不能代替社会话语的盘点。如果将三十年的报纸语言输入计算机进行各种数据分析，人们可以清晰地描述社会话语的变异痕迹。某一个部落的词汇急剧地衰老，僵死；另一个部落的术语一涌而入，大范围地置换、增补。某些方面，二者之间的冲突、妥协或者拉锯迄今仍在持续。尽管革命话语逐渐松弛、软化，但是，解除个人主义禁忌的话题远未提上议事日程。不断地提示这个问题的存在，并且使之浮出水面的是文学。20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刘心武的《班主任》、尤其是《我爱每一片绿叶》开始触及所谓的“个性”，但是，浮嚣的气氛和游移的认识焦点只能浅尝辄止。事实上，这个问题搁置到了现代主义的介入——现代主义迂回地启动了隐藏于中国文化版图内部的某种渴求。这时，文学强烈地意识到，压抑多时的问题从来没有真正解决。
欧洲现代主义是一个概括性的称谓，这个称谓之下包含了诸多纷杂的文学派别。因此，为什么“意识流”——而不是别的什么——成为介入中国文化版图的先锋，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梅？弗里德曼引用了詹姆斯“把思想比做一股流水的概念和‘意识汇合’的观念”，认为意识流“是一种主要挖掘广泛的意识领域、一般是一个或几个人物的全部意识领域的小说。”●26◆尽管如此清晰的表述当时十分罕见，但是，一些作家“无师自通”的状态似乎表明，某种遥相呼应存在于双方之间。通常认为，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意识流”小说的始作俑者是王蒙。《夜的眼》、《春之声》、《布礼》、《蝴蝶》、《风筝飘带》这些小说都对“意识流”的叙述表示出试探性的兴趣。作为过渡阶段的产物，王蒙的“意识流”叙述仍然渴求革命话语的掩护。他再三声明与那些病态、变态、孤独的神秘主义或者非理性主义划清界限。在他看来，真正的革命话语必定深入到无意识。他将瞬间的感觉比拟为小槌子敲击内心的第一声：“如果作家是一个很有头脑、很有思想、很有阅历（生活经验）的人，如果革命的理论、先进的世界观对于他不是标签和口头禅，不是贴在脸上或臀部的膏药，而早已化为他的血肉，他的神经，他的五官和他的灵魂，那么，哪怕这第一声，也绝不是肤浅的和完全混乱完全破碎的。”●27◆